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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博 程晨:“未来可期”的“成都泡吧女”:一场网络自由主义者们行为困境与悖论的道德实践

更新时间:2020-12-20 23:41:46
作者: 秦博   程晨  

   将各种自己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合法化是一些西方国家的惯常做法,比如赌博问题解决不了,合法化;卖淫问题解决不了,合法化;毒品问题解决不了,合法化,等等等等,这些可以视作是西方政府维持统治的重要“维稳”措施。[3]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西方某些国家非常善于将非法市场进行合法化,并且将其表述为民主社会的善治策略。自由主义在“成都女孩”事件中,不少媒体混淆是非,肆意消费疫情防控,甚至蓄意挑起“色情业是否应该合法化”甚至“卖淫也是自由”的讨论。一时间,支持绝对自由甚至成了政治正确。其说辞并无新意,基本照搬了认同黄赌毒合法化的激进自由派观点。这些人亦步亦趋追随西方,将西方社会的一切奉为圭臬,觉得西方做什么都是文明:西方废除死刑是文明、西方“同性婚姻”合法化是文明、西方吸毒合法化也是文明。实际上,以追求不受管制的自由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充满矛盾,其在理论本质层面为金融和资本站台,有着类似宗教崇拜的市场崇拜,其在政策上也充满着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以自由为名,制造出更多方面、更大程度上的不自由。在“成都女孩”事件中,网络自由主义者们正是以自由为旗号,强势地剥夺和消灭着其他声音的自由。

   盛行于中国大陆网络的自由主义其悖论在于一方面它们极力排斥一切“阻碍”自由与自私的道德、集体、甚至国家,但讽刺又矛盾的是,他们最不能容忍自己的利益受损。一旦其利益受损,自由主义者们又最喜欢责怪公权力不时时处处地保护其既得利益。这样矛盾且无法自洽的网络自由主义也将女权主义和女性霸权主义混淆在一起,衍射出的网络上“中华田园女权”的戏称,便是对女权主义概念的被滥用、被误解的一种反击。网络自由主义者们一边认为“成都女孩”的任何行为都是合理自由的,一方面当这样的自由会主体遭遇任何剥削和不平等则不在其喧嚣的范畴。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期待解构中国复兴大业的愿望和行动从未停止。不论自由主义学者和国家的理念如何新潮,在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取缔卖淫由始至终都是坚定不移的重要目标。自愿参与性产业或者软性色情行业的女性固然可以被看作是她们重新掌握身体的自由行动,但微观层面的自由及其有限并不能改变宏观上的被迫。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走苏联的老路。一个未来可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没有义务鼓励这样的原教旨自由主义。

  

   [1] 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2页

   [2] 张红艳、韩跃红:《艾滋病防控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探讨——从生命伦理学视角驳卖淫合法化》,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70-78页

   [3] 戴雨潇:《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将大麻合法化》,观察者网,2020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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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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