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拓:晚明内阁阁臣郑以伟与西学

更新时间:2020-12-20 11:35:45
作者: 陈拓  

   摘    要:

   1601年利玛窦进入北京,中国士人多乐与之游,郑以伟即其中之一。郑以伟与徐光启同年入阁,在晚明西学东渐中的角色长期被忽视。文章首先对郑以伟的生平、著述,及其与传教士的交往过程进行爬梳;其次,对集中体现郑以伟西学观的《泰西水法》《七克》二序,进行教内、教外版本互证和文本细读。序中他一方面赞扬了水器的民生价值和“七克”维持世教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自诩为传教士的诤友,与原书著译者熊三拔、庞迪我进行商榷,例如将宗教与科学置于对等地位,质疑亚里士多德“四元素说”,并认为天主教“七克”不如周敦颐“主静”说触及根本。这些分歧导致了教内版本对二序文字的篡改,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性与文本的多层次性。

   关键词:郑以伟; 利玛窦; 《泰西水法》; 《七克》;

  

   明中叶以后,内阁权力日重,虽无宰相之名,却渐有宰相之实,故研究晚明西学东渐,需重视内阁阁臣这一位极人臣的特殊群体。关于晚明内阁阁臣与传教士的交往,学术界多聚焦于徐光启(1562—1633年)、叶向高(1559—1627年)等,而对崇祯五年(1632年)与徐光启一同入阁的郑以伟,除偶有引及他为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年)《泰西水法》、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年)《七克》所撰二序外,未对其人进行过专门研究,也未注意二序教内、教外版本间的差异。实际上,郑以伟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等传教士不仅交往密切,而且他还自诩为传教士的诤友,敢于在序中与原书著译者进行商榷。

  

   一、郑以伟的生平及著述

   郑以伟(1573—1633年)1,字子器、子籥、子夫,号方水、笨庵,江西广信府上饶县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会试第七名,同年充任翰林院庶吉士。2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时任翰林院检讨的郑以伟因病回籍调理;3四十年,被派往浙江典乡试;4随后赴京继续在翰林院供职;泰昌元年(1620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5天启四年(1624年),因得罪阉党而上疏告归;崇祯二年(1629年),召拜礼部尚书;五年,与徐光启一同晋东阁大学士;六年六月,卒于官。他和徐光启逝于同年,且死后均“囊无余资”,于是崇祯帝谥徐光启文定,谥郑以伟文恪,同加优恤。6

   据称,郑以伟著述“甚富”,清军入关后,“相传文恪公子一夕火公文板”7,其中《灵山藏》在清代还被列入禁毁书目,或与书中频见“虏”“夷”等违碍字眼有关。故郑以伟的著作在后世流传不广,今查访到以下数种:

   《灵山藏》二十二卷,明崇祯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库禁毁书丛刊》曾将其影印出版,但影印质量不佳,版心处字迹多有漫漶,故仍需核校底本。《灵山藏》含“笨庵吟”六卷、“弥戾车”二卷、“两存篇”二卷、“鹦鹉车”二卷、“杜吟”五卷、“杜吟续”一卷、“诗余”一卷、“颂铭赞”一卷、“辞”一卷、“赋”一卷,其中从“笨庵吟”至“杜吟续”共十八卷均为诗集。郑以伟之诗虽存世数量较多,但在明代诗史上影响不大。

   《怀玉藏洹8泥集》六卷,明崇祯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前有崇祯元年(1628年)郑以伟自叙,正文含“记”三卷、“碑记”一卷、“杂文”二卷。其传状、奏草、序文等部分相对缺失,全书近于杂著集,故无法反映郑以伟文作的全貌。据郑以伟《九名山藏,藏余诗文也,非敢拟司马子长,而一一系以诗》组诗,分别歌咏了灵山藏、怀玉藏、太甲藏、少华藏、明府藏、鹤山藏、吉阳藏、黄尖藏、仙霞藏九部书。9其中,除《灵山藏》《怀玉藏》外,仅《明府藏》在康熙《广信府志》、乾隆《上饶县志》的郑以伟传中有著录10,不见于其他公私书目,故刊印与流传情况不明。

   《郑文恪公剩稿》一卷,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刻本,板藏信江书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藏。该书由贵溪项之格、上饶李树藩编校,书前有贵溪知县沈镕经序,后有广丰郑维驹跋。该书是编者担心郑以伟诗文淹没而不彰,从地方志中辑出的。

   郑以伟另编订有《新刻全补评注文豹金碧故事》四卷、《新镌全补标题音注国朝捷录》六卷(郑以伟注评、钟惺增补)、《新锓评林旁训薛郑二先生家藏我朝人物摉古奇编》七卷(薛应旂辑、郑以伟注)、《谢叠山先生文集》六卷(谢枋得撰、郑以伟重订、陶懋观重校)等,但不排除其中有托名者。

   此外,黄宗羲(1610—1695年)《明文海》、陈济生《启祯遗诗》等,也收录有部分不见于上述诸书的郑以伟诗文。《启祯遗诗》的编者陈济生系陈仁锡(1579—1634年)之子,而陈仁锡与郑以伟有师生之谊,陈济生或因此而得见郑以伟晚年诗作。11

  

   二、郑以伟与传教士的交往

   郑以伟是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座师冯琦及同年熊明遇、彭端吾、彭惟成、崔淐、瞿汝说、葛寅亮、黄建衷等,均与传教士有交往。其中,郑以伟与熊明遇、彭端吾、彭惟成、崔淐曾同为《泰西水法》或《七克》撰序,他们构成了一个亲西学的进士同年圈。12

   郑以伟在《泰西水法》序中交代了自己与利玛窦的交往过程。他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予识其人于都中”,并对利玛窦绿色的瞳孔、蜷曲的胡须印象深刻,“与之言,恂恂有道君子也”。13郑以伟还参观了利玛窦寓所的世界地图、西文书籍等,其中地圆说对他触动尤大,为此他作有一首诗《西泰子利玛窦为欧逻巴人,自云从西洋至中国,曾至大浪山见南极出地三十二度,与中国上下相对待,谓地形如圆球而周围皆生齿》:

   十年汎海一僧衣,积水苍茫岛屿微。历国动移星斗次,揽辉直下舜文畿。书从衡读人间异,家在西洋梦里归。世界恒沙原不尽,安知笼内见还非。14

   此诗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地圆说对郑以伟的思想冲击。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称:地“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并以自己来华的亲身经历为例进行说明,“予自大西浮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已见南北二极皆在平地,略无高低。道转而南,过大浪山,已见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大浪山与中国上下相为对待矣。而吾彼时只仰天在上,未视之在下也。故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信然矣。”15“大浪山”即好望角,郑以伟对地为球形、周围皆有人,甚至有地方与中国上下相对,感到匪夷所思。

   其次,郑以伟称利玛窦为“僧”。利玛窦自1595年离开韶州时已由僧衣改穿文人服装,但1604年郑以伟却仍以“僧”目之。利玛窦在1595年11月4日致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Aquaviva,1543—1615年)的信中宣称:易服改名后,“已经很少有人称呼我们和尚或以对待和尚的方式与我们讲话了。”16郑以伟的记载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同时,尾联中“恒沙”系源自佛教的概念,恒河沙之数,比喻物之多也。由此可见,郑以伟在作诗时,对天主教与佛教间的差异是模糊的。对此,我们还可证诸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郑怀魁的经历,其《大西方杂语序》记:万历三十年(1602年)“大西方贡使利玛窦在京师”,并称利玛窦“盖彼国学道人也”,“与佛老多同出而异名”。有学者据此指出,“郑怀魁认为利玛窦是道人,与佛道‘同出而异名’,不像曾与利玛窦往来者”17,过分相信“易服改名”的效果。郑以伟1604年虽拜访过利玛窦,但并不妨碍其称利玛窦为“僧”,故郑怀魁称利玛窦为“道人”等,与他是否与利玛窦有往来,并无逻辑关系。

   最后,郑以伟还观摩了利玛窦带来的西文书籍,“书从衡读”,相较于中国的竖排,郑以伟对西书的横排颇感诧异。当时的西书普遍装帧华美,故受到中国士人的关注和喜爱,如谈迁(1594—1657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参观北京宣武门天主堂,称“其书叠架,茧纸精莹,劈鹅翎注墨橫书,自左而右,汉人不能辨。”18

   此外,郑以伟还在利玛窦处见过管风琴。郑以伟在《兴龙笙》一诗中自注:“兴龙笙,元世皇制,或曰西域人献,而世皇损益之,用之大朝会。予昔于利玛窦寓所见之,玛窦西洋人也。予不识其名,读王忠文颂,乃知即此器也。”19“王忠文颂”指王祎《兴龙笙颂并序》,王祎笔下的兴龙笙:“其制为管九十,列为十五行,每行纵列六管,其管下植于匮中,而匮后鼓之以鞴……”20,接近西洋乐器中的管风琴。西洋乐器是利玛窦向中国士人展示的重点之一,特作有《西琴曲意》八章,郑以伟对利玛窦印象深刻并由兴龙笙再次联想及他。

   万历三十三年郑以伟因病回籍调理,三十九年(1611年)夏,他在家乡上饶得知利玛窦去世的消息,曾作挽诗一首。此即郑以伟《泰西水法》序中所言的“予休澣别去,利先生已化,曾为诗以哭之。”21《挽利玛窦用昔年赠韵》诗云:

   天涯此日泪沾衣,红雨纷纷春色微。海贾传书存《实义》,主恩赐葬近郊畿。从来到处堪观化,何必西方有履归。侍子四门夷乐在,辽东鹤去已人非。玛窦著《天主实义》书,又殁赐葬地。22

   诗题中“昔年赠韵”即上引《西泰子利玛窦为欧逻巴人……》一诗之韵,两首诗韵脚各字完全相同,“家在西洋梦里归”与“何必西方有履归”更是遥相呼应。既称“赠韵”,若赠韵之人是利玛窦,则说明利玛窦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年)一样,也曾作中文诗。23诗中提及《天主实义》,是以利玛窦与中国士人间的对话为主要内容,包含利玛窦与郑以伟座师冯琦的对话。郑以伟乡居期间,经常阅读邸报。24诗中提及利玛窦赐葬北京,当是从邸报中得知。利玛窦之死,作为当时重要“新闻”,曾在邸报登载,如袁中道(1570—1626年)称:“看报,得西洋陪臣利玛窦之讣。”25利玛窦被赐葬北京,或也见诸邸报。尾联中的“夷乐”,则对应上文郑以伟在利玛窦寓所见到的“兴龙笙”。

   万历四十年,郑以伟返京,“至壬子复趋朝,则墓草已宿矣,悲怆久之。乃访熊先生”

   ⑥21,他前往利玛窦墓祭奠并拜访了熊三拔。当时正值熊三拔、徐光启刊印《泰西水法》之时,据熊三拔称:1612年“11月初,翰林院检讨郑以伟请求为《水法》作序,徐光启也同意了。”26可见,《泰西水法》序的写作,乃是郑以伟主动要求,并和徐光启相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他复为庞迪我《七克》撰序。

   郑以伟对传教士参与的造炮和修历,也颇为关注。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郑以伟听闻袁崇焕(1584—1630年)率领明军获宁远大捷,于是作了《闻宁远捷志喜》组诗。其中一首即咏西洋红夷大炮:“红夷大炮出西洋,城头焚杀左贤王。一战差强中国气,好收铁凤旧辽阳。”并注:“是役用西洋炮杀虏王孙兔哈”。27宁远之战中,明军凭坚城固守,西洋炮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修历的推动者则主要是徐光启。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因钦天监推算日食失准,崇祯帝同意由时任礼部左侍郎的徐光启督领修历事务,丁忧服满在籍的李之藻也被起用。28李之藻于该年十一月自杭州起程入京29,郑以伟为李之藻饯行并作《送李我存太仆以修历赴召,并讯徐玄扈宗伯、徐与太仆同与历事》诗云:

   五云宫树别春明,夏口相逢话隔生。顽铁乍为荷上跃,骊歌又送柳边行。尧天再辟开琼宇,卿月亲烦在玉衡。知采耶稣资敬授,农时予亦乐躬秧。30

   该诗既显示了郑以伟和李之藻、徐光启间的深厚友谊,又可看出他对修历的关注与期待。“知采耶稣资敬授”,是郑以伟诗文中首次出现“耶稣”字样,说明郑、李二人当对修历事宜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论及天主教。

郑以伟与杨廷筠、王应麟等人也有交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992.html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20年0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