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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灾害、疫情及中国古代循环“大周期”

更新时间:2020-12-19 14:52:59
作者: 盛邦和 (进入专栏)  
损四千余家”。宣州泾县的一次山洪暴发,“平地四丈,溺死者二千余人”。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大范围降雨,引起“密州大风雨,海溢,毁城郭;饶州浮梁、乐平二县暴雨,水,漂没四千余户;润、常、潮、陈、许五州及京畿水,害稼”。[13]而到了清代,这样的情况更形严酷。“整个19世纪40年代,本部十八省1500余州县中,每年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县份受各种灾害。在1876--1879年的华北大旱灾中,陕、晋、冀、豫、鲁等省死亡了一千三百万人。” [14]

   如果说,灾荒与饥馑还不足以让中国的人口减低到均衡线以下,那么接着又有骇人的疫病继续登场,实现神秘的“减人”目标。金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京,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15]曹树基指出:“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三省(晋、冀、豫)死亡人数合计超过1000万”,疫死率近四成。[16]同治初年的灾疫,是以霍乱(吊脚痧、转筋痧)这种烈性急性传染病流行为主,以细菌性痢疾等胃肠道和其他多种传染病掺杂在内的特大全国性、综合性瘟疫流行,死亡人数估计超过百万,尤以同治元年的灾疫危害最深,范围最广,以战争激烈的安徽、江苏、浙江三地受灾最为严重,江苏、浙江三年都有疫病在流传,证明疫病从未停息过。[17]如张剑光在其《三千年疫情》《前言》中说,疫疾为人类带来的最为直接的灾难是大量人口的死亡。中国历代老百姓被疫病夺取生命的总数是无法算清楚的。一场疫病死去数十万、数百万人,在古书中每个朝代都曾出现过。

  

三、战争与中国历史的“大周期”


   前文说的灾害、饥馑与疫病固然对中国人口的减少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还不足以将中国的人口减少到限量之内。这样就会有战争的发生,唯有超大规模的全国性战争,方可最大程度地将过剩的人口压缩到自然允许的极限之内,让社会恢复“人地均衡”,传统的土地生态链重新接续与复原。

   历史由秦至到汉,因为期间经历过大的战争,从原来的2千多万减少到1千万。史书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户口可得数才什二三”。公元156年中国人口5000万左右,至公元263年时仅余500余万人了。西晋初年傅咸说:“户口比汉十分之一。”。曹操破徐州坑杀难民,“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192年,董卓部将破长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隋朝人口近五千万,近九百万户。但唐初武德年间全国只有二百多万户,到贞观时总户数才达三百余万户,仅为隋朝的三分之一。唐代生产发展了,人口又上升到五千万,但经过唐末大动乱和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时,全国登记只有三百万户左右。宋代人口又增至六千万左右,还有的学者认为宋代人口总数曾达一亿。但经过元、明两代,清初(顺治12年)1655年,人口仅为14033900人,与明末1626年(天启六年)总人口51655459相比,二十年间人口减少数千万。[18]

   十九世纪初,相继出现边疆民族、白莲教徒等分散发动的十多次地方性大骚乱。到十九世纪中叶,发展成巨大规模的全面性起义。其中震撼南方和中部各省的太平天国革命(1850—1864年)和几乎同时蔓延于北部各省的捻军大起义,给清王朝以毁灭性地沉重打击。清朝镇压白莲教耗银一亿二千万两。清王朝为镇压“叛乱”的总耗费,估计大约为白银八亿五千万两。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全国人口总数急剧减少大约一亿之多。战乱地区的土地荒芜,一直到八十年代很多地区所耕地都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19]

   如前所叙,战争起到的最大社会效果,是减少了多余的人口。这种绝对的自然手段,最终回复土地与人口的均衡。除此之外,战争还达到以下几个目标:第一,摧毁了腐朽的旧政权。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可以分作早亡的小王朝与“长寿”的大王朝。一般说来,小王朝的不过几十年至百余年,而大王朝的寿命也大体三百年。每个王朝不管其兴起之初是如何繁荣稳定,而到其后期,都会因王权的衰落、官僚的腐败,而导致统治功能失效,支配能力衰弱,就在这个时候,农民战争给予衰败政府以最后一击,促其崩溃。第二,摧毁了社会的最大的“强者”,即贵族与官僚。他们曾运用手中的特权成为中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与财富占有者。第二,扫除了另外一个强者,即商人集团,他们与政府力量结合,同样成为社会上的土地与财富的重要占有者。第三,冲击了地主阶级,许多“民间”地主同时被驱被杀,旧王朝的地主租佃制度受到波动。第四,由于贵族、官僚的被消灭,地主及商人集团的被冲击,造成大量土地“抛荒”。第四,农民战争一把烈火不仅“焚烧”了“普通”人口,同时也“焚烧”了上面说的贵族、官僚、地主与商人这四种强势人群。

   文明可以把中国周期发生的战争分成局部战争与全国规模的大战争,又可以把战争分成仅局限在国内与汉族内部的战争与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战争。只有那些全国规模的战争,尤其是国内战争与少数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争才是对历史变动发生最大影响的战争,唯这样的的战争,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调整人口与土地的平衡,最大限度地把人口减少到土地所能容纳的限度。中国人口与土地均衡的调适程度,与战争规模的大小成正比。

   大规模战争为新王朝的崛起廓清道路,为新王朝接受历史教训推行改革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朝代,都是全国性大战争的产物。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新王朝无法诞生。战争规模愈大,对旧王朝的扫荡力度愈大,新王朝愈巩固,出现昌明盛世的概率也愈大。

   新王朝的改革对中国人口与土地的均衡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这样的改革大体不出以下的几番套路:第一,将旧贵族官僚与大地主的土地以基本平均的方式分配给无地农民,创建与恢复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特色的“地主租佃”及小农自耕制度。第二,推行屯田制度,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增加国家田亩数量,同时也颁布法令,承认垦田归私。第三,实行“无为而治”的路线,轻徭薄赋,改革税制,“与民休息”,减轻农民负担。第四,迁徙人口,允许人口从土地贫瘠地区迁徙到人口较少的富庶地区。这样的平均人口的做法往往可以继战争减少人口之后,再次缓解人口压力。大凡新王朝开创之初,都出现过“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之治”等等。究其原因,是因为新王朝建立伊始,由于“殷鉴”在前,大体能够吸取前朝教训,励精图治,以至皇权十分坚强,吏治比较清明,足具强大的组织力与统治力,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切实有力地推行改革,而根本的原因,又在于大规模的战争业已将人口与土地调适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程度。设若没有战争的巨大作用,任是推行什么“好政策”都无法兑现。这方面王莽改制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说明,其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为其改革廓清道路,提供前提。

   然而,历史总在发生变化,最大变化就是一旦社会走到“繁荣稳定”的平台,人口大潮重新汹涌而来。中国有乱世也有盛世,乱世人口减少,盛世人口剧烈增加,无组织、无计划,无节制,最终冲破“土地”所能承载的底线。由此,历史又将重演,流民重新涌现,社会矛盾再次加剧。历代皇帝和他的臣子自然还会沿用旧法进行改革,然而人口早已超出极限,一切改革措施都已无法降低高涨的人口“水位”。尚且,皇权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有机体,只要是“有机体”,就会由诞生、兴盛走向衰老与死亡。王权既已衰弱,吏治既已腐败,再也无力应对冲突的激化与流民的骚动。战争再次爆发,旧王朝最终藏身于烈焰火海。

   这样,文明就勾画出中国历史运行的“大周期”:人口超限-土地生态链失衡-流民剧增-社会冲突-社会调节-均田-屯田-移民-降低租赋-抑制兼并-裁制工商-社会调节失效-自然调节-灾荒-饥馑-疫病-自然调节失效-土地生态链断裂-流民战争-人口减少-豪强亡佚-土地抛荒-战争调节起效-人地均衡-新皇朝诞生-重新启动社会调节-均田-屯田-移民-降低租赋-抑制兼并-裁制工商-调节起效-土地生态链修复-盛世来临-人口超限。

  

四、从“土地生态链”到“市场生态链”


   考察中国历史运行的“大周期”,产生诸多感想:第一,这个“大周期”,包含以下主要概念:1、土地生态链。2、土地生态链的失衡与断裂。3、土地生态链的修复与平衡。3、社会调节(均田-屯田-移民-降低租赋-抑制兼并-裁制工商)。4、自然调节(灾荒-饥馑-疫病)。5、流民。6、战争调节(流民战争)。可以把中国历史大周期作以下的简明描述:土地生态链的失衡与断裂-流民-社会调节(均田-屯田-移民-降低租赋-抑制兼并-裁制工商)-社会调节失效-自然调节(灾荒-饥馑-疫病)-战争调节(流民战争)。

   第二,中国历史运行大周期的核心元素是“人口”与“土地”相链接的“土地生态链”,它成为中国基本的社会生态系统,成为中国人的生命线与“命根子”。所谓“土地生态链”,是“人”与“土地”之间紧密的生命链接。有土则生则盛,无土则亡则衰。

   第三,人口对于土地的平衡与超限注定了中国的命运。人口超限,土地生态链失衡与断裂,国家动乱。人地平衡,土地生态链平衡与修复,国家兴盛。

   第四,“大周期”显示,人地平衡,土地生态链平衡与修复总是相对的存在;人地平衡,土地生态链失衡与断裂却是绝对的存在,而其一旦失衡与断裂,调节手段必是灾荒、饥馑、疫病与战争,而战争为最有效的“终极”调节器。

   第五,土地生态链的平衡与修复并非一劳永逸,会出现新一轮的失衡与断裂,于是又出现流民战争,如此反复循环,绵延不绝。所以古代中国历史大周期,本质是历史的“大循环”,每一次循环都重蹈覆辙,土地生态链的本质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长期停滞缘由于此。此如黑格尔所说:“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20]

   概括以上得出的结论是,要打破中国的历史大周期与大循环,避免流民战争的反复再演,唯一的办法是改弦易辙,将古老的“土地生态链”改换为“市场生态链”,将古老的“土地社会”变化为现代的“市场社会”。布罗代尔说,从十九世纪开始人们已经掌握了比较科学的人口统计的方法,真正的人口统计1801年在英国进行,所统计的结果已经比较接近真实的数字。统计的结果表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方是欧洲和亚洲,“欧洲和中国过去和现在都集中着地球最大部分的人口”。欧洲和亚洲的人口在急剧地上升,“似乎经济停顿、自然灾害和人口大批死亡都未能阻止这一前进运动”,这是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历史的基本事实,这不仅降低着这两个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影响到这个地区的整个的社会状态。他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的一切无不要同人口压力相适应”。人们为了克服怎样的压力进行种种的努力,这包括“占领新的土地、移民、开荒、改良土壤、居民向城市集中”,然而一切的试验结果都已经失败,因人口压力带来的还在增大,以至出现不可逆料的结果。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就是被人口的压力逼迫出来的。[21]

“欧洲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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