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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 卜永光:新冠肺炎疫情与二十国集团的危机应对

更新时间:2020-12-19 11:24:03
作者: 庞中英 (进入专栏)   卜永光  
同时,美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使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考虑到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美国内政外交的转变将继续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性危机的国际应对。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宣言》强调,“当前,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一如既往,各方将继续努力确保公平竞争,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承诺确保全球运输路线和供应链保持开放、安全和可靠,继续探索具体方式,在不妨碍保护公众健康努力的情况下便利人员流动。”这份宣言发出了G20重回“危机应对”的信号,即今后一段时期的G20发展进程将以“危机应对”为主要方向。

   未来三年,意大利、印尼、印度将接连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在地区层面,意大利与印尼将会带动欧盟与东盟地区更多地参与G20进程。另外,印度将于2023年举办G20峰会,这意味着G20轮值主席国将再次由一个金砖国家担任,有望继续提升金砖国家在G20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政府极有可能重新重视G20的作用。原美国财长、现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Larry Summers)已经建议美国新政府与意大利政府充分协调,在2021年初召开紧急G20会议,以加强G20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上的作用。按照此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G20应该明确把2021年和2022年进程规定为“危机应对”时期。

  

“后疫情时代”G20危机应对的展望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的1999年,G20应运而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其峰会机制顺势而创;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继续发酵和后果集中凸显的2009—2010年,G20峰会推进了制度化建设。G20发展的历程表明,重大危机的发生、发酵和对危机的总结反思,都可能成为推动该组织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历史契机。从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的视角看,走过了20余年历程的G20,正在迎来实现其制度创新的又一重大历史节点。

   其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带来的危机,客观上为G20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天时”条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遭遇百年未有之大流疫,必将给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深远影响,其中长期后果尚未显现。这对已经成长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并试图在更广泛的全球性问题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G20而言,既是空前严峻的考验,也是重大的历史机遇。其二,如前文所述,未来三年G20轮值主席国将分别由作为G7和欧盟成员的意大利、作为东盟重要成员的印尼和作为新兴大国重要代表的金砖国家印度担任。这将在客观上为G20协调成员国内部关系、推进其制度创新提供“地利”条件。其三,美国国内“政治周期”的变化,或将孕育推动G20改革增效的“人和”条件。相对于在“美国优先”旗号下对G20机制造成严重破坏的特朗普政府,作为民主党资深政治人物的拜登上台执政后,对大国多边主义的态度有望转向积极。试图推动美国“再次领导世界”的拜登,很可能会把G20作为实施其全球战略的重要依托。这虽然也可能会给新兴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带来新挑战,但无疑有助于G20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对全球人员往来和跨境贸易带来严重冲击,助长了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让反全球化力量获得了新的势能。但支撑全球化发展的新科技革命仍在加速推进,疫情过后可预期的经济复苏和反弹,也将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契机。因而,这场疫情危机并不会从根本上扭转全球化继续前行的大趋势。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较早遏制住了疫情大规模蔓延并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国在全球化进程和未来国际格局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国际社会“东升西降”的态势正在加速演进。

   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主要是西方推动,其本质上是以西方为中心的霸权式、不均衡的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加速了旧版本全球化的瓦解,推动着全球贸易和产业模式的重构以及新版本全球化的形成。全球化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未来的全球化与过去的全球化将有很大不同。新兴大国能否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有效发挥更大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化转型的成败以及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能否最终形成。

   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性问题。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危机,需要更高水平的全球协同、全球合作和全球治理。当前,所有的G7国家和中国之外的金砖国家仍深受疫情困扰,这意味着在G20内部的两大基本力量中,中国更有条件在有效应对本国疫情的同时推进国际合作,在稳定全球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诸多全球治理领域扮演更重要角色。这将使中国在推动G20进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积极参与是提升G20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为G20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提供了新的议题空间和迫切需要,也为该组织基于全球金融领域并面向更广泛全球治理领域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召开的G20特别峰会已经创造了全球公共危机应对的新模式。当前,G20不仅可以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上积累经验、构建机制,而且可以在化危为机中着力构建全球重大危机监测、应对的系列长效机制。

   在G20推动的大国协调进程中,中美关系仍然是最具根本性的影响因素。过去几年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加剧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对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大国协调造成严重冲击。在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变迁的背景下,中美两国能否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于G20多边合作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对中国而言,在推动中美关系改善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推动金砖国家的内部合作,着力破解一些障碍性因素。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其他全球性危机,坚持发挥G20在多边合作中的作用意义重大。在“后疫情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各方推动G20改革和制度创新,应牢记G20“危机应对”的最初使命,并将“危机应对”作为“长效治理”目标的核心内容,积极抓住危机中孕育的历史机遇,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克服危机,推进世界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0年第12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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