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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克敏:变革与出路:唐宋之际虞候与城市治安管理制度的演变

更新时间:2020-12-17 09:49:29
作者: 梁克敏  

   摘    要:

   唐后期至五代,由于藩镇的内地化,军乱频繁发生,城市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军中维持军纪的虞候逐渐参与城市治安管理,一些城市被分为左、右厢,由都虞候负责治安管理;宋立国后,厢制在城市中得到推广,诸厢都所由以军巡使派遣的虞候充任,被称为“厢虞候”,正式成为城市基层治安的主要管理者。在唐宋“城市革命”中,虞候在城市治安管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在宋代得到确认,成为宋代厢制的一部分,从而为唐后期开始的城市治安管理制度变革找到了历史出路。

   关键词:唐宋之际; 虞候; 城市治安管理; 制度变革; 历史出路;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已为中外史学界所公认。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1陈寅恪先生也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2胡如雷先生亦强调“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演变”。3百余年来,关于“唐宋变革”的研究日益深入,“唐宋变革”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持续为人们研究和阐释中国历史提供丰富的启示,推动学界进一步探讨唐宋变革期、宋史本身以及宋元以后的历史变革”。4然而,目前的研究多是对唐宋之间差异性的比较,特别是制度史研究中,“往往过于强调唐宋之际的制度变化,而对其脉络的延续、对于朝代内部的制度演变揭示不足;进行整体比较时,关注能够直接凸显差异的制度规定、机构建制等因素,而不太注意制度的实际运行等较为复杂微妙的情况”,5唐宋城市管理制度研究很多也是唐宋之间制度的比较,而忽视唐宋制度演变的过程和历史出路问题。

   稳定的社会秩序,既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国家实现统治的重要基础。“社会治安问题,是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政权都十分重视的大事……如果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人民的正常生活也就无法维持,社会也就得不到正常发展。”6因此,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城市治安管理。唐宋时期,中国发生了“城市革命”,城市治安管理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虞候逐渐参与到城市治安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学界对虞候在城市治安管理中的作用尚未措意,已有研究主要是对唐后期藩镇使府中虞候设置情况的研究。如严耕望先生考证了方镇使府文、武两套僚佐系统,论及虞候、都虞候的设置情况;7张国刚从藩镇军将职级的角度,对藩镇各级军事单位中虞侯的设置情况进行了补充;8王永兴、荣新江两位学者根据房山石经题记和敦煌文书分别考证了幽州卢龙节度使和归义军中都虞候、虞候设置的具体情况;9金建锋结合文献,对唐代藩镇中都虞候的建置和职能作了若干补充。10这些都只是对唐后期藩镇体制中虞候设置进行的基础性研究,并未论及唐宋之际虞候在城市治安管理中的作用。包伟民和鲁西奇两位学者在探讨宋代城市厢制时虽对“厢虞候”有所论述,但未深入分析其历史渊源。11故而笔者欲对虞候在唐代后期如何由维护军纪的军职变为城市治安的主要管理者、宋代虞候的城市治安管理职能制度化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唐宋城市治安管理制度的变革及其历史出路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安史之乱前虞候的设置及其职能

   虞候之职,春秋时已出现。《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注疏曰:“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薮是少水之泽,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为名也。”12虞候在此仅是管理山泽的职官。军中虞候最早出现在南北朝。北魏太和年间,广阳王元深指出:“丰沛旧门,仍防边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13可见,当时虞候只是军中供“驱使”戍边的下级军吏。北朝后期,虞候在军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多有将军兼任,出现了虞候都督。《周书·韩果传》记载:西魏时,韩果担任虞候都督,“常领候骑,昼夜巡察,略不眠寝”。同书《宇文宪传》也记载:建德时,宇文宪任“虞候大都督”。14东魏、北齐军中也设有“虞候大都督”。东魏时,莫娄多贷文曾任伏波将军、虞候大都督,其子敬显以领军将军的身份“检校虞候事”,“夜中巡察,或达旦不睡”,“部分将士,造次其间,行伍整肃”;武平时,齐高帝巡幸晋阳,令敬显“督留台兵马,纠察盗贼”。15可见,北朝时,军中虞候、虞候都督的主要职责是巡察军营、防范间谍、纠察盗贼,整肃军纪,维持军中秩序。

   隋唐时期,军中设有左、右虞候。隋代太子东宫属官有“左右虞候”,其职掌在于“斥候伺非”。16仁寿中,杨广为太子,周罗睺、赵才、吐万绪分别担任东宫右、左虞候率。17唐承隋制,东宫亦设左、右虞候率府,职掌为“斥候道路,先驱后殿,伺察奸非”。18武德时,可达志曾任太子李建成东宫左虞候;19李世民为太子,侯君集、段志玄曾任东宫左虞候。20唐代行军中也设置有虞侯。《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中多次提及军中虞候。大将出征,领兵约二万人,分为七军,“左右虞候各一军”;又记载:在军中,“诸拾得阑遗物,当日送纳虞候”。21吐鲁番阿斯塔那222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唐中军左虞候帖为处分解射人事》文书,年代在武周至睿宗时。22开元《军防令》规定:“诸每军大将一人……总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左右押衙,傔各五人)。”23可见,唐前期的行军中,虞候不仅要领兵作战,还要负责处理军中遗失物等事关军纪的事务。此外,一些带有军事防御性的边境州郡也设有虞候之职。隋末,马邑太守王仁恭曾令刘武周“率虞候屯于阁下”;24武德时,突厥颉利可汗率兵围攻马邑,“右虞候杜士远”杀朔州总管高满政,降于突厥,胡三省注曰:“隋文帝于东宫置左右虞候府,掌斥候。是后州镇各置虞候,以为衙前之职,以备候不虞名官。”25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文书记载:西州金满县人蒋化明因无过所而被酸枣戍官兵捉获,移送至西州都督府处置,“经都督下牒,判付虞候勘当得实”。26其中“虞候勘当”之语表明西州都督府设有虞候,负责一些司法案件的审理。吐鲁番哈拉和卓旧城出土的《虞候司及法曹司请料纸牒》文书证明西州设有“虞候司”,黄文弼指出:虞候司“西州特别设置管斥候守望诸事者。公文手续与法曹相同,盖亦隶属于西州都督府”。27至开元天宝时,府兵制瓦解,原来的行军制度为藩镇兵制代替,诸藩镇幕府中亦设有都虞候。《旧唐书·李光弼传》记载:天宝初,李光弼“累迁左清道率兼安北都护府、朔方都虞候”,28“朔方”即指朔方节度使。《唐李休墓志》记载:天宝初,李休曾任“范阳节度经略副使兼节度都虞候”,后转任“平卢节度副使兼都虞候”。29可见,朔方、范阳、平卢节度使府都设有都虞候。

   综上可知,虞候自北朝至唐代前期,主要在军中设置,“职在刺奸,威属整旅,齐军令之进退,明师律之否臧”,30打击军中违法行为,执行军纪,维持军中秩序,是军队中的重要职务。

  

   二唐五代的虞候与城市治安管理

   安史之乱后,藩镇扩散至内地州郡。《新唐书·兵志序》曰:“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31开成时,王彦威也指出:“至德、乾元之后,迄于贞元、元和之际,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掎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32原本只在边疆设置的藩镇逐渐在内地增设,城市普遍驻兵。各地驻军频繁发生“军乱”,城市秩序遭受严重破坏。据统计:自安史之乱至唐朝灭亡,前后150余年,发生军乱多达148次,33几乎年年都有。军乱中,“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34军中主帅被弑杀或逃亡,城市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乱兵剽掠城市、焚烧坊市。如广德元年(763),广州发生军乱,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下大掠广州”;大历五年(770),唐廷欲将凤翔驻军调至盩厔,“军士愤怒,大掠凤翔坊市,数日乃定”;大历十三年(778),朔方军在河中乱,“大掠坊市”;贞元四年(788),张献甫代韩游瓌为邠宁节度使,戍卒裴满等“乘无帅之际”率众作乱,“剽掠城市”;贞元八年(792),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实裁损军士衣食,引起士卒不满,鼓角将杨清潭“帅众作乱,夜,焚掠城中”;开成二年(837),河阳军乱,节度使李泳逃,“军士焚府署,杀泳二子,大掠数日方止”;会昌三年(843),安南经略使武浑役使军士修城,“将士作乱,烧城楼,劫府库”;会昌四年(844),朝廷诏令横水戍卒增援榆社,途经太原,都将杨弁因众怒作乱,“帅其众剽剠城市”。35唐末,军乱更加频繁,对城市的破坏愈为严重。乾符五年(878),昭义节度使曹翔卒,“兵士为乱,劫坊市”;乾符六年(879),河东牙将贺公雅所部“士卒作乱,焚掠三城”;广明元年(880)九月,汝州军卒李光庭等途经洛阳时作乱,“烧安喜门,焚掠市肆”;十一月,王重荣在太原“作乱,剽掠坊市俱空”;中和元年(881),西川黄头军使郭琪帅所部作乱,“焚掠坊市”;光启三年(887),淮南将毕师铎作乱,攻广陵,“诸军大掠,昼夜不已”。36后唐同光二年(924),庄宗征调安义兵戍守涿州,牙将杨立借机鼓噪其众为乱,“攻子城东门,焚掠市肆”。37唐后期至五代,士卒军乱时表现出无纪律性和掠夺性,平时也横行坊市、恃强凌弱,对城市的正常秩序构成严重冲击。

唐代后期,各地城市驻军普遍化,军乱频发,骄横跋扈的兵卒成为城市治安的主要破坏者,旧有的城市治安管理手段已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因此,原来负责维护军纪的虞候逐渐参与到城市治安管理中。广德年间,郭子仪驻军邠州,士卒为暴,“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坏酿器”,扰乱市场,都虞候段秀实抓捕行凶者,将其斩首,“首注槊上,植市门”,以警示众人;38邠州经久战乱,县吏逃匿,“群行剽盗”,段秀实执法严厉,号令严一,使“军府安泰”,维护了邠州城的秩序。39贞元四年,宁州戍卒裴满等挑起军乱,都虞候杨朝晟勒兵斩杀二百余人,平定动乱;40贞元十四年(798),唐德宗令神策行营节度使韩全义转任夏、绥、银、宥节度使,士卒不愿迁徙,发生军乱,都虞候高崇文“诛首乱者,众然后定”。41《唐郑玉墓石》记载:贞元时,莫州发生旱灾,“人饥多盗”,唐兴军左虞候郑玉“屏盗贼,擒奸揇伏,抚弱遏强,井邑肃然”,因拜都虞候,任职期间“犬不夜吠,衣锦昼夜”,42地方治安得到极大改善。贞元十八年(802),鄜坊节度使王栖耀卒,军将何朝宗夜里纵火为乱,都虞候裴玢“擒朝宗,斩之”,43平定叛乱。元和十三年(818),王遂任左神策军华原镇都虞候,加强治安,“凶豪屏迹,外户不扃”;44元和十四年(819),刘悟杀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郓城大乱,刘悟命“两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时皆定”。45“两都虞候”即指左、右厢都虞候,巡察坊市,平定暴乱。长庆初,张弘靖任幽州节度使,有小将策马冲撞从事韦雍前导,韦雍欲于街中杖之,小将不服,张弘靖“命军虞候系治之”。46城中街道发生的交通冲突事件交由“军虞候”来负责处理,也说明了军虞候维护治安的职责。《唐语林》记载:大和时,牛僧孺任淮南节度副大使,辟署杜牧入幕府;杜牧常常夜里“游妓舍”,厢虞候以“榜子申僧孺”,僧孺以“昏夜不虞”告诫杜牧“不可夜中独游”,杜牧初不承认,牛僧孺拿出厢虞候所进榜子,曰“皆厢司所申”。47可见当时扬州城内已设厢管理,管理机构称“厢司”,主要官吏有“厢虞候”,负责夜间城内的治安巡逻,故常见杜牧犯夜游妓舍。《唐米文辩墓志》记载:大和中,米文辩任贝州临清镇遏都虞候,“关河肃静,屏息欺邪,门绝屈词,案无停牍”,48社会治安秩序井然。《唐张季戎墓志》亦载:大中三年(849),李固言任东都留守,重视城市治安管理,“切于警巡”,因命张季戎为右厢都虞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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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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