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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陵:战争与和平:从《春秋》经传看儒家的正义

更新时间:2020-12-16 08:35:36
作者: 向世陵  
但仍然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董仲舒紧紧抓住仁爱的实质,以儒家的权变原则调节春秋之道,应当说是有远见卓识的。这也体现了他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倡导者所拥有的胸怀和气度。但千年以后的南宋,生活在破碎的半壁江山中的理学家们,维护华夏正统性的春秋礼法更成为他们迫切的需要。在此情形下注疏《春秋》的胡安国,自然有着与董仲舒不同的心境,他对宋楚间的讲和也就有不同的评价。认为华元、子反本为二国之卿,《春秋》却称之为“人”,显然不承认“使宋无亡国之忧,楚无灭国之罪”的所谓大功,而是予以贬斥,因为他们事先未报告其君知道,“非人臣之义也”⑨。

   胡安国有感于“君有听于臣,父有听于子,夫有听于妇,中国有听于夷狄”的衰微世道,强调“《春秋》贱欺诈,恶侵伐”,反对臣下专权。“仲尼所为惧,《春秋》所以作也”的缘由也正在这里。“故平以解纷,虽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则大伦紊矣”;而且,“后世羊、陆效其所为,交欢边境,而议者以为非纯臣也,知《春秋》之法矣”⑩。西晋羊祜与东吴陆抗镇守各自边界,却又相互礼遇交欢之事,后颇有评价是“仁德”和坦诚相待,但在理学阵营却是遭贬斥的。胡安国认为知《春秋》之法者,绝不会对他们的行为给予肯定。他不认可董仲舒的“常变”之论,但却按照董仲舒的“明其道不计其功”法则,指斥华元、子反这些人实际都是计功谋利而蔑视君权之徒。

   胡安国长子胡寅站在其父的立场,批评司马光肯定羊祜“修德怀吴”和陆抗“不可无信义”之说,强调“人臣之义无私交”,“故君子以羊祜、陆抗交欢边境,方之华元、子反私平于下而蔑其君。仁人正义而不谋利,法固如是也”(11)。胡寅仍然只取董仲舒的“仁人正义而不谋利”说,谴责人臣私交违背了根本的国家大义。在他这里,羊祜、陆抗的行为与先前华元、子反的私下讲和,同样都是蔑视君主权威而应该遭到谴责,这本是《春秋》大法的根本要求。到朱熹,更以为“羊、陆相遗问,只是敌国相倾之谋,欲以气相胜,非是好意思(人杰录云:“观陆抗‘正是彰其德於祜’之言,斯可见矣。”)。”(12)朱熹亦从气质和功利出发,对羊祜、陆抗的行为予以贬斥,以为双方交往的所谓礼遇、德行不过是为倾轧对方而运用谋略而已。

   三、夷夏之辨对和平的限定

   从汉儒到宋儒,在《春秋》传注中对于君臣大义的维护,往往是与夷夏之辨相关联的。在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家眼中,和平不能违背夷夏之辨的原则,这始终是一个限定性的标准。譬如,成公二年鲁及诸侯与楚讲和结盟,《春秋》的记载是: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春秋》“三传”对此的解释都很简单,《公羊传》对于《经》称“楚人”有一句简短的评论:“此楚公子婴齐也,其称人何?得一贬焉尔。”但只是贬楚而未及诸侯。到胡安国这里,情况却有了很大不同。他以为,孔子讲“公及楚人”,就已明言是楚国主盟;而参与者都是各国的国卿,为何贬称“人”呢?他说:

   楚僭称王,《春秋》黜之,以为荆蛮。晋虽不竞,犹主夏盟,诸侯苟能任仁贤,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结邻好,同心择义,坚事晋室,荆楚虽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从而与之盟,不亦耻乎!古者用夏服夷,未闻服于夷也!乃是之从,亦为不善择矣。经于鲁君盟会,不信则讳公而不书,不臣则讳公而不书,弃中国从夷狄则讳公而不书。蜀之盟,弃晋从楚,书公不讳,何也?事同而既贬,则从同同,正始之义也。从荆楚而与盟,既讳公于僖十九年齐之盟矣,是以于此不讳,而人诸国之大夫,以见意也。(13)

   《春秋》以“荆蛮”黜楚,诸侯却不从“中国”之晋而从楚,所以是根本性的立场倒错。晋此时国力不够强盛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诸侯各自能“任仁贤,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结邻好,同心择义”,同时又“坚事晋室”,维护晋的权威和“中国”的统一,就完全不用害怕楚,接下来自然也不会有耻辱服从的讲和会盟。

   孟子当年批评陈相,阐明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夷夏之辨的根本原则。胡安国坚守这一原则,严明夷夏之辨。他以为,孔子作《春秋》,是深为爱护鲁国君主的,常常讳言鲁公的不是,但这里却不避讳而直书,正在于要强化“正始之义”,从夷夏之辨出发来审视国君的行为,也因之才有正义可言。

   所谓“讳公于僖十九年齐之盟”,《春秋》的记载是:“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14)可按《春秋》体例和历史事实,应当记为“冬,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然孔子深为“中国”屈从于夷狄感到痛心,故讳言僖公的与盟而不书“公”。胡安国说:

   楚人之得与中国会盟,自此始也。庄公十年,荆败蔡师,始见于经。其后入蔡伐郑,皆以号举,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称楚,经亦书“人”,于是乎浸强矣。然终桓公世,皆止书“人”而不得与中国盟会者,以齐修霸业,能制其强故也。桓公既没,中国无霸,郑伯首朝于楚,其后遂为此盟。故《春秋》没公,“人”陈、蔡诸侯,而以郑列其下,盖深罪之也。又二年,复盟于鹿上,至会于孟,遂执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乎大张,列位于陈、蔡之上而书爵矣。圣人书此,岂与之乎?所以著蛮荆之强,伤中国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讳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恶诸侯之失道,三以谨盟会之始也。(15)

   楚本为夷狄,但后来势力渐次增长。《春秋》经文中,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记载“楚人伐郑”,是第一次称楚之国名。孔子虽不得不承认其势力“浸强”,但仍只称“人”而以示贬斥。不过,胡安国虽然强调义利之辨,却并不否认“中国”霸业的必要。正是因为齐桓公之后“中国”无霸,才给了楚人以可乘之机,致使其势力一步步地做大,圣人后来亦不能不称述其爵位。这应看做是圣人在“伤中国之衰”的情势下的不得已的举动,而非意味对楚的认可。

   孔子所以讳言僖公的与盟,胡安国总结出了三条理由,即:一是为了贬黜夷狄;二是厌恶诸侯的非正义;三是谨慎告诫由夷狄主导的盟会自此开始了。或许,在胡安国脑海中,孔子当年十分痛惜的中原诸侯衰落之象,与他身临其境的两宋之际赵宋政权的软弱屈辱,有着深度的重合。胡安国晚年生活在战乱的年代,他一家老小离开家园,流离迁徙,和平对他本应是十分渴望之事。然而,他自始谴责苟且换来的和平,提醒荆楚“会中华,执盟主,朝诸侯,长齐晋,其所由来者渐矣”(16)。以此告诫人们预防不测,期待中华儿女“同心择义”以制强敌。

   四、义利之辨的道德定向

   讲和会盟正义与否,在“中国”与夷狄之间是以夷夏之辨为标准;而进入“中国”内部,义利之辨的原则更为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家所强调。其实,从前述胡寅对羊祜、陆抗交欢事件的批评亦可以看出,夷夏之辨说到底也是以义利之辨为基本导向的。

   《春秋》隐公六年春的经文,只有“郑人来输平”(17)一句,汉儒对此,只是分辨史实,宋儒则是从辨析史实出发,将重心放在了其行为是否正义的价值评价上。

   程颐解释说:

   鲁与郑修旧好,既而迫于宋、卫,遂与之同伐郑,故郑来绝交。输平,变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于人,为国君而负约,可羞之甚也。(18)

   在程颐,鲁想与郑修好讲和,却又迫于宋、卫压力出兵伐郑,故郑人来绝交。尽管其中可能存在不得已的情由,但毕竟隐公身为国君,应当保有比常人守信更高的道德约束,但最终却是失信负约,故谴责其“可羞之甚也”。那么,程颐的解经,贯注的是理学家强化信义操守和“格君心之非”的对君主德行的要求。

   胡安国自谓其学承自程颐,借“郑人来输平”一句而大大发挥。其称:

   输者,纳也;平者,成也。郑人曷为纳成于鲁?以利相结,解怨释仇,离宋、鲁之党也。公之未立,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会师伐郑,即宋、鲁为党,与郑有旧怨明矣。五年,郑人伐宋,入其郛,宋来告命,鲁欲救之,使者失词,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郑围长葛,郑伯知其适有用间可乘之隙也,是以来纳成耳。然则善之乎?

   曰:平者,解怨释仇,固所善也;输平者,以利相结,则贬矣。曷为知其相结之以利也?后此郑伯使宛来归祊,而鲁入其地,会郑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鲁又取其二邑,是知输平者以利相结,乃贬之也。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义尔,苟为以利,使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诸侯必曰“何以利吾国”,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于篡弑夺攘则不厌矣。故特称“输平”,以明有国者必正其义不谋其利,杜亡国败家之本也。(19)

   胡安国解“输平”为纳成讲和。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国与国之间派人讲和,意味着解怨释仇而不再兴兵作战,对此和平到来便应当给予肯定。但是,“解怨释仇”虽是善举,却不适用于郑国派人来鲁国讲和这件事。因为郑、鲁讲和的动机不纯,双方完全是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郑的目的在拉拢鲁而离间鲁、宋;而鲁则趁机攫取了城池,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互相勾结。这样的讲和,根本背离了“诸侯修睦以蕃王室”的天下国家大义,故须严加斥责。

   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如果此风蔓延,诸侯、大夫、士人都不主正义而追逐利益,小至家庭,大至天下国家,一切以对己是否有利为出发动机,最终将会酿成上下交征利而篡弑夺攘的恶果。所以,孔子特别称“输平”,正是要彰明有国有家者一定要站在正义不谋利的立场之上,以便从根本上杜绝亡国败家惨祸的发生(20)。

   胡安国动机优先的价值评价标准,后来得到不喜读《春秋》的朱熹的肯定(21),从胡安国到朱熹,始终是将正义不谋利的原则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的。正是因为如此,当夷夏之辨的标准与义利之辨相交集时,义利之辨的优先性便凸显了出来。因为“中国”之可贵,根本点还是在对正义的坚守。

   宣公十年,《春秋》经文是“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三传”只有《左传》简略地提到“郑及楚平”与诸夏伐郑的事件。胡安国评论说:

   按《左氏》:“郑及楚平,诸侯伐郑,取成而还。”其称“人”,贬也。郑居大国之间,从于强令,岂其罪乎?不能以德镇抚而用力争之,是谓五十歩笑百歩,庸何愈于楚?自是责楚益轻,罪在晋矣。(22)

   本来,应当责备郑与楚讲和,但在这里,孔子的矛头却是指向晋等诸侯,而宽恕了郑。因为郑与楚讲和实属无奈,国家弱小,无力抵抗,只能委屈求和;而晋作为中原大国,不能以德安抚使郑回归,而是以武力去讨伐,其作为与楚国的贪利并无二致。而且,楚本由夷狄进至诸侯,贪婪乃其本性,故不值得过多谴责;相较而言,晋的伐郑战争完全是逐利而背离义,才是最大的罪过。

   胡安国的《春秋传》是在为宋高宗讲习《春秋》经义的基础上写成的,半个世纪后,陆九渊在太学讲《春秋》,同样是坚守义利之辨的原则。他对于追逐私利而违背礼义的晋等诸夏的行为,进行了更严厉的谴责:

   《左氏》谓“郑及楚平,诸侯伐郑,取成而还”。诸侯伐郑而称人,贬也。晋楚争郑,为日久矣。《春秋》常欲晋之得郑,而不欲楚之得郑;与郑之从晋,而不与郑之从楚,是贵晋而贱楚也。晋之所以可贵者,以其为中国也。中国之所以可贵者,以其有礼义也。郑介居二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亦其势然也。今晋不能庇郑,致其从楚。陈又有弑君之贼,晋不能告之天王,声罪致讨,而乃汲汲于争郑,是所谓礼义者灭矣,其罪可胜诛哉?书人以贬,圣人于是绝晋望矣。(23)

晋楚争郑,圣人一直的期待,是晋能护郑,而不愿看到郑屈从于楚,道理就在晋为中国而楚乃夷狄。陆九渊对郑国因其国力不济而无奈顺从于楚,与胡安国同样是从历史发展大势的层面给予了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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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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