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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学术全球化时代如何推进中国世界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0-12-16 08:32:53
作者: 陈恒  

   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需要自由探索。宇宙无边无际,人类智识亦无穷尽之日。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中的各种主题,都应该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应了解其双向互动过程。我们希望集中智慧、独立思考、自由探索,为人类文明朝向美好未来增添薪火。

   第一,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科研和育人的价值体系,构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缺少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和借鉴是行不通的。中国经济繁荣发展,对文化软实力也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要求。大力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培育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一代新人,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势的必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精辟地阐明了这一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西方的历史发展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多年来,我们一直身体力行,希图尽自身微薄之力,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繁荣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由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团队组织翻译,不久将陆续出版的有9卷本《剑桥世界史》、6卷本《观念史辞典》、2卷本《城市研究百科全书》等,它们大多属于能反映当代国外学术界前沿水准的著作。我们相信,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但有利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而且也会促进中国学者关注外域“他者”的研究方法、研究概念、研究领域与知识体系、学科体系,从中汲取精华,提升自身的研究水平,加速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建设。

   第二,翻译外国历史著作是认知域外文化的有效途径,对于本土文化建设而言见效快、意义大,同时体现了本土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并增强了后者的生命力。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中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晓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兴起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

   先辈努力积淀的经验和智慧,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多年来我们在此方面倍加努力。在过去十余年时间里,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先后组织了十余套外国史译丛,诸如“专题文明史译丛”“城市与社会译丛”“光启文景丛书”“光启新史学译丛”“城市史译丛”等,出版了数百种域外史学著作,其中不乏经典之作,诸如彼得·霍尔《文明中的城市》、斯特拉波《地理学》、普林尼《自然史》等,很多已成为各研究领域重要的汉译名著。这些译著对当代中国学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推动中国学术不断前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既有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日益成长、繁荣起来。

   第三,阅读外国史是提高公民素质的重要路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都是对真理不懈追求的产物,这是全程育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民众在经济上日益富裕,到外国投资、留学和旅游的人数日众,这一方面需要我们阅读外国史,以便更真实、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域外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更重要的是,外国史也可以培育人们更加开阔的眼界、更具开放性的思维、更为完善的人格。多读外国史,不仅能让人们认识到文明的多样性、复杂性,而且使人们能以兼容并包的思维看待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社会和人生,可以从历史发展的多变中汲取有益的智慧,训练理性思考的能力,培养出更具全球视野、人文精神、公民意识、创新能力,可以应对未来挑战的复合型人才。在多元文化交融碰撞的全球化时代,阅读世界历史是当代中国人应该补上的一课,而要将复杂的历史变化用通俗的语言进行阐述,离不开学者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历史上重大事件、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

   实际上,自明清之际以来,中国人就注意到域外文化的丰富与多彩。徐光启、利玛窦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对那个时代的中国而言,是开启对世界认知的里程碑式事件,徐光启可谓真正意义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晚清的落后,更使得先进知识分子苦苦思索、探求“如何救中国”的问题。自魏源、林则徐、徐继畬以降,开明士大夫以各种方式了解天下万国的历史,得出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这种大变局使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了变化,从此,理解中国离不开世界,看待世界更要有中国的视角。

   中国世界史须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

   毋庸讳言,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区域研究的不平衡,重现状轻历史的研究取向,学术对话的欠缺,原创理论的匮乏,支撑国家政策需求的问题意识不强,史学公共教育的功能不明显等,都说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前方道路还很漫长。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对世界史研究的根本意义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有人认为,与中国史研究相比,世界史研究水准不高,价值不大;有人认为,我们研究俄国(还有苏联)史的不可能比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强,研究德国史的不可能比德国的历史学家强,既然如此,何必花大力气培养自己的专家,不如直接引进该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还有人认为,希腊历史是伪造的,罗马历史也是伪造的,乃至整个西方文明都是虚构的,不值得相信,更不值得去研究,等等。这些看法之所以还有一定市场,究其本质,其实是一种狭隘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心理在作祟,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更是无视现实需要的理论误判。这就需要我们世界史同仁正视世界史学科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自身的辛勤努力推动世界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发展,提升我国世界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起步晚、底子薄、整体实力偏弱,研究还不成体系,且自发端以来就受到外部影响,脱胎于本土实践的原创性理论和话语体系迟迟未能确立,导致我们在回答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时缺少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工具和方法。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在于对本土实践的原创性理论解释,构建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话语体系,离不开对其本体即世界历史进程的原创性研究,也包括对话语体系的研究。以下内容尤其是不可回避的。

   第一,对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进步离不开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回答,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建设必须提出和回答与时代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自觉承担历史责任。因此,世界史的关注对象应包括与人类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例如古代文明的起源、宗教与社会、地方与中央、近代社会转型、跨文化交流等。这些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不是孤立抽象的,而是要与整体性研究和关注现实的研究相结合。

   第二,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性研究。当代史学尽管在微观层面有所突破,但也出现了碎片化趋势,史学研究在吸纳微观史学新成果的同时,应立足世界历史的整体高度,把全球史、整体史、跨国史、交流史等研究方法应用到古典学、国别区域史、社会文化史和外国史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中去,探索世界历史在纵向与横向上的宏观进程,并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框架。

   第三,对世界历史分期与主线的研究。世界历史分期与不同时段的主线,始终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对主线与分期的认识走偏,会直接导致对历史发展动力、资本主义的现在与未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方面的误读。更重要的是借助历史分期与历史主线的构建,可使历史知识呈现出能反映时代特色的新形态。因此,从不同角度共同致力于世界历史分期与主线研究是世界史学界的重要使命。

   第四,对与现实和大局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和领域的研究。关注现实、服务大局始终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回答现实的问题才能使历史学的生命、功能长久存在并大放异彩。因此世界史学界须致力于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例如环境与文明的关系、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发展与伦理的要求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本土实践出发,构建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的话语体系。

   第五,对西方史学概念与知识生产机制的研究。西方的概念、知识和话语长期以来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对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析也无法摆脱西方的框架。要真正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制约,就要研究西方学术界如何生产历史知识、如何创造标识性的概念、如何传播其话语、如何影响异域学术界的学术生产与建构。因此,构建自身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必须关注域外的经验,持续着力于对西方学术经典的翻译、整理与研究,梳理西方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历程及经验。在尝试从根本上解构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借鉴西方有益的学术成果,服务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世界的创建。

   第六,对边缘性、非欧美国家和地区历史的研究。尽管中国学术界早已意识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病,但其影响依旧根深蒂固,仍然是当下世界史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中需要克服的问题。因此需要投入大精力、建设大队伍研究非欧美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比如对中亚、南亚、非洲、东欧等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通过实证性成果纠正西方中心论的偏颇,完善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构建富有自身特色的人类文明解释体系。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世界史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是同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今天的中国正成为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国,这就更加呼唤我们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国力的持续累进,新生代的不断成长,使我们站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今天,我们回顾过去,是为了总结成绩,更是为了察知不足,以便谋划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特别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坚持用唯物史观进行当代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唯物史观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提供了系统思考,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和演进趋势。中华民族自古注重以史为鉴,具有高度的历史理性。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传统结合起来,构建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话语体系,既是我国学者的优势所在和力量来源,也是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必由之路。

   第二,立足整体史观,从逻辑与实证两方面彻底摒弃“西方中心论”。整体史观是中国史学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的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核心理论,主张排除地区或种族方面的偏见,全面、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国家、民族的历史。从整体史观出发,全面综合地理解人类历史进程,回答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才能彻底摒弃将中国边缘化的“西方中心论”,构建符合历史规律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

   第三,以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为导向,进行系统比较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逐渐跻身国际舞台中央,这是当下中国世界史研究最大的时代背景。史学研究离不开时代需要,这种需要是思想进发之母,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遇到的重大问题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理论创新从问题开始,话语体系是社会实践的结晶,更无法与时代相脱离。

第四,增强与中国史结合、互鉴的能力。一个国家对外国历史的研究,归根结底服务于本国,也受制于对本国历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在义理、考据、修辞等方面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关于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诚如笔者《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第1期)发刊词中所说:“今天的全球各地早已是一个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世界;无论从现实上还是从学术上,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我们竭诚欢迎中国史学者撰写世界史方面的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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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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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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