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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凯:论文化权利与表达自由的界分

更新时间:2020-12-16 08:30:46
作者: 屠凯  
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47陈独秀认为:“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48

   但是,对于表达媒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其舆论导向,视之为“意识形态阵地”。对于党自己掌握的表达媒介如通讯社及报纸等,毛泽东认识到它们具有“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他提出,对于“整个通讯社及报社的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党的机关“必须经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49对于未能由党自己掌握的表达媒介,则不予鼓励。在解放战争中,党陆续控制了许多大中城市,对其中的报刊通讯社,中央认为:“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50党的态度是“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51

   对于提供表达媒介的从业人员,党也十分强调他们应具有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毛泽东要求:“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52一言以蔽之,“要政治家办报”。53

   由此,我国政治系统对表达自由的宏观管理才会主要着眼于表达媒介及其从业人员。即便是目前介于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涉及时政新闻和舆论舆情问题时,其管理对象也主要是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表达媒介与普通个人之间,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功能上当然更像前者。应当承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认识上,对于表达媒介及其从业人员予以严格管理始终是必要的。在新的历史时期,这可能还是维护包括网络安全在内的国家总体安全的需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政治机关宏观管理和监督保障时政新闻媒介的这个基本框架,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变化。如果文化权利与表达自由并无界分,那么就要对并非时政新闻、舆论舆情媒介的一般文化事业产业及其从业人员,乃至社会上的每个普通人,都像对通讯社、报刊、新闻工作者那样进行管理。但是,这既会给政治机关造成巨大的治理成本,也并不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二)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分开

   围绕革命和战争年代的中心工作,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提出文艺作品应当具有鲜明政治属性。1930年的《左翼作家联盟底理论纲领》宣布:“社会变革期中的艺术,不是极端凝结为保守的要素,变成拥护顽固的统治之工具,倾向进步的方向勇往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54鲁迅也曾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5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遂把以文艺作品为“武器”的“文化军队”称为“文化战线”,要求文艺工作者用正确的立场和态度为人民服务,坚持“文艺服从于政治”。即便如此,毛泽东当时也意识到创作者群体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他说:“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56这时,就必须善用文艺批评,同时使用好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文化活动意义的认识趋于深入,特别是党内那些在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新论断。陆定一在1950年给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的投稿中写到:“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并且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期待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而考虑到“劳动人民得不到教育的机会,文盲占到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与广大的劳动人民无缘”,现在“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准备迎接这个文化建设的高潮”。58

   陆定一十分生动地谈到:“这个东西从前我也不懂得,就是在那里瞎摸一顿,从实践中悟出来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他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59这一点特别重要。毕竟,“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党的领导人把这条政策形象地概括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陆定一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60把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在认识上分开,为界分文化权利与表达自由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党的十三大以后,文化事业日益受到重视。1992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注意到当时的文化领域“领导和管理体制在某些方面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提出“改革出版体制,积极搞好建立出版、印刷、发行企业集团的试验。理顺影视、音像体制,明确职责任务”,决定“对精神产品要实行差别税率。宣传文化系统的税收和上缴利润原则上要返还宣传文化系统,用于发展宣传文化事业”。这是希望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支持“宣传文化系统”的改革。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提出“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着眼于“积极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61当然,决议也明确指出:“文化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有重要影响。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62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要求“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63在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前提下,《决定》具体部署了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在“发展壮大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印刷、广告、演艺、娱乐、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的同时,力求“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推进一般国有文艺院团、非时政类报刊社、新闻网站转企改制”,而一般时政类报刊社、公益性出版社、代表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文艺院团等事业单位也要“实行企业化管理”以面向市场和消费者。64至此,文化权利的实现已经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只有充分承认文化权利所附着的经济利益,文化事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自行打拼的充足动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时政类报刊始终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新闻工作者的逐利行为是被严格禁止的。

  

   三、文化权利与表达自由在法治体系中的界分

  

   将文化权利视为表达自由的从属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实定法规范并不相符。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上,涉及文化权利或表达自由的规范都是相对分开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中,文化权利规定于第47条,表达自由规定于第35条。诚如黄明涛所言,如果认为这两个条款规定同一权利并覆盖同样的外延,在教义学上是不合理的。65在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上,文化遗产、文化设施、电影电视等文化事业产业与新闻报刊、记者站等媒介也分由不同法规制。并且,法律系统明显着眼于保护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亦即文化权利。至于我国实定法已经纳入的国际法规范,也主要是一系列着眼于分配经济利益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真正与政治言论表达关系紧密的规范,则大量集中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亦即留于政治系统之中。

   (一)文化权利与表达自由分由不同条款规定

   《宪法》第47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此外,《宪法》一系列条款规定了国家对于文化活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扶助政策。《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宪法》第22条规定国家同时发展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等;《宪法》第14条还规定了国家应改善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公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文化生活,保护民族的文化遗产。至于表达自由,《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具体政治生活中公民发表言论的权利则被规定于《宪法》第41条,即公民可以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由于批评和建议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条并不涉及个人之间的私生活言论。《宪法》第75条规定了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发言不受法律追究,这意味着,即便是人大代表也不能任意使用各种媒介平台,其不受法律追究的政治言论仅限于发表在人大的会议上。可见,文化权利与表达自由在我国宪法上所依据的条款有清晰区别。

   稍显重复的是关于出版的规定。但必须指出,文化权利涉及作为法人和行业的出版发行事业,义务主体是国家,而表达自由涉及的是公民个人的出版行为。

   在国际法上,表达自由和文化权利也各有载体。表达自由主要规定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表述为:“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而文化权利主要规定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该条涉及“传播科学和文化”“科学研究和创作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等。实际上,这两项权利分别规定于不同的基础性国际公约本身就说明,它们在性质上存在区别。66正如肖金明所指出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的规定意在建立一个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体系。67此外,国际法上还存在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条约。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与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那些规则,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我国的国内法也受到国际法的改造。为了实施《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等,我国专门制定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为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国务院也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条例。

   (二)法律系统着眼于保护文化权利

   1990年的《著作权法》第1条即宣示,该法的立法目的是“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从这一文字表述即可发现,它的主要目的是落实《宪法》第47条,有效保护作者的经济利益。《著作权法》颁布后,在狭义法律层面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立法进程就停下来。直到最近,才又出现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以下简称《电影产业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这两部法律的立法目的也十分明确,根据其立法说明可知,电影产业涉及的经济利益在文化产业中特别突出,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且与国际市场交流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所以有必要对电影产业和电影市场予以精细化的规制。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则意在加快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图书馆、博物馆等设施。与此相对,几乎没有与表达自由直接相关的狭义法律。

电影以外的其他几大文化事业产业仍主要受到行政法规的规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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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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