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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泉:在思想与学术之间

更新时间:2020-12-16 08:28:35
作者: 高瑞泉  
批评宋学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回复儒家“仁智统一”的传统,在儒学解释上达成“达情遂欲”、“相人偶为仁”等,甚至都被认为是家常便饭般的看法。就王元化先生而言,他不但欣赏戴震、段玉裁等的学问,佩服“传其信不传其疑”的实事求是精神,而且指出我们对有些清代学者如戴震、焦循、程瑶田等的思想成就缺少研究——与此相应的是,他似乎不太赞成今文经学的凌空蹈虚、借古人之名发非常可怪之论;同时注意到戴震对程朱理学“无欲”、“絜欲”的批评的正当性;而且在赞扬龚自珍的独立不羁、自我意识和以“情”为文艺三项“达”、“诚”、“情”之根本原则的时候,颇为合理地推测,这与戴震的高足、龚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有关(《龚自珍思想笔谈》)。以往人们通常只把段玉裁视为古文经学大师,很少注意其学术活动中的思想性;在谈论龚自珍与段的关系时,只注意段玉裁对其的规劝:“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而忽略段玉裁对其的激赏:“吾且耄,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有一种习见的说法,龚自珍与刘逢禄开启了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王元化先生则注意到龚自珍受古文经学的影响。这启发我们从技术的方面看,也许类似西方哲学史上有过的所谓“隐秘写作”,清代考据学的训练,方便了龚自珍如何在不友善的环境中,以“文字俶诡连犿”的难解形式,发出他对时代的警告和文化的反思。

   毋庸讳言,与主编《学术集林》相比,王元化的“五四反思”或“启蒙反思”,由于涉及一个高度公共性的话题,加之一个当初的五四精神辩护者,转而力主“五四反思”,故而响应者虽然不少,引发的猜疑也甚多,对社会的影响也更大。先师冯契先生衰年勉力著述,平日绝少旁骛,也注意到王先生的“反思”。1995年1月20日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几次讲到世纪之交,中国可能进入自我批判与‘反思’阶段(王元化大概也是这个用法),这是期望。系统地从各个方面来进行‘反思’,是下一代人的事。我们若能开个头,那就是尽了历史的责任了。”这封信写的日期离开他逝世只有月余,多半是他生前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或许也可以印证“五四反思”的不寻常的意义。我后来在一部讨论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书中,曾经把1995年视为1895年开始的“革命时代”结束的节点,1995年,海峡两岸最有创造性的两位中国哲学家冯契与牟宗三相继离世,另一位哲学家则宣告“告别革命”,与此相连的则是王元化提倡“五四反思”和“启蒙反思”。“它与学术界对法国革命的批评、推崇苏格兰启蒙运动、批判极权主义等,一起构成了激进主义反思的主流” 。

   事实上,“五四反思”在王元化那里,由于从激进主义反思发轫,同顾准遗著的发现和出版、杜亚泉的再评价、卢梭和法国革命批判等等几乎齐头并进,就揭开了诸多话题。尽管如此,我以为他对“五四反思”的具体解释是相当温和有节制的,并未用“全盘反传统”,一篙子打翻一船人。他甚至不赞成五四全盘反传统的说法,对此老问题,有更为仔细的也更为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与他欣赏章学诚那样的“深识之士”有关,虽有意于挽风气、贬流俗,但不愿意开门户之争,只“以传播真知为旨归,而不愿以豪言惑众,取媚流俗”。更为具体地说,他把对五四的批评集中到四种观念: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他对此类概念(如“功利主义”)的用法,与更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之间,可能有不小的差别,对于“激进主义”的批评却可能最容易引发争议,他则解释说:“我把激进主义作为采取激烈手段、见解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一种表现。”后来又倾向于称之为“激进情绪”。所以与从类型学上研究现代社会思潮的概念radicalism还是有所不同。可以和radicalism对译的“激进主义”,包含着追求彻底的、根本性变革的意蕴,它可以用高度理论化乃至得到系统哲学辩护的形态示人,而不仅是知识界的一种“情绪”。

   与其“五四反思”相关的是“克服启蒙心态”的命题。王元化先生的界定也甚为谨慎:“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然而并未断言,启蒙在中国已经完成,或者启蒙主义方案已经完全失效。

   人们一定不难发现,无论是在“五四反思”还是“启蒙反思”中,王先生对五四精神的评价,有一项是始终未变的,即强调“个性解放”。他说“‘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这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 ,“我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传统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个性”。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王元化先生最后三十年,也许在若干问题上的观点有变化,甚至很大的转变,但是在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上,却是“始终未变”的。

   其实,对于个性解放的推崇,在王元化先生来说真是由来已久。《龚自珍思想笔谈》写于1977年,斯时他还未被“平反”。这是一篇由文学批评进入思想史的人物个案研究。当初,在先师冯契先生指导下,我以“近代哲学唯意志论思潮”为题做博士论文,以龚自珍的“心力”说为其肇始,故最早关注王先生的著述,即为《龚自珍思想笔谈》。第一次见王先生,也曾议及此文。惜乎过于局促,未能仔细请教。《龚自珍思想笔谈》从龚自珍的文学主张入手,以“达”、“诚”、“情”三字结之。分而言之,“达”要求“完整地表达个性”。“只有在作品上鲜明地烙上自己性格的标记,才说得上是‘完’,只有做到‘完’,才说得上是‘达’”。“诚”指的是真实性。“情”则是根本:“总的说来,‘情’就是反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自我’。”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思想史的个案研究,对龚自珍的身世遭际、思想渊源、个性特征、学术活动和诗文创作的成就,有相当全面的论述,但是中心却甚为明确:追求个性解放。

   前述晚年王元化先生着力于“五四反思”,对于五四中人,与许多人的注意点不同,他屡次强调的是自称追求“为学术而学术”的王国维,与自称言论在“南皮湘乡”之间的陈寅恪。王和陈既是现代学术史上顶级人物,又被视为恪守“中体西用”的文化保守主义代表。王元化却说:“大家都说继承‘五四’,可是继承‘五四’的什么?我认为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涉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来的,很少被人注意,倒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之一。” 并将此与“个性解放”的要求直接联系起来。王先生对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文化保守主义,包括“中体西用”的理解与实践的解释,尤其是后来所作的诸多引申,是否就是一个定论,尚可以继续讨论。但是,在我看来,他在两位似乎是单纯学者的学术活动中发现的,其实就是他在“学术”与“思想”之间自己的精神追求。

   记得2006年上海市授予王元化先生“学术贡献奖”,有友人询问我的观感,我答曰:章学诚曾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王先生可用“兼三”评价。章学诚这个说法其实最初是刘知幾的发明,章学诚的进一步发明则是:“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回过去看,当初墨子刻给予王元化的评价,庶几在于其“德”乎?

   “心术”在章学诚那里大概可以说就是忠实于客观史实的精神,所以“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也”。那何以又以“德”称之?因为,“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因为作为“史德”的“心术”,是“心”的一种品质和力量,需要培养和淬炼的。这与更早提出“心术”概念之重要的荀子形成有趣的对照。荀子所云“心术”,更多地似乎是思维方法。正确的思维方法包括“解蔽”:“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这意在说明,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影响人的思维方式以至于导致片面性、引入谬误的陷阱甚多。既有来自客体所呈现的局限性(古今、远近、终始),也有来自主体自身的——不但个人的好恶即价值取向会成为认识活动的屏障,而且已有的知识无论博学还是浅陋,都可以成为不同的障碍。当然荀子又说“孔子仁知且不蔽”,包括不因已知遮蔽未知(“不蔽于成积也”)。把“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视为达到孔子那样的“仁知统一”的必要条件。解蔽或“不蔽于成积”就要有反思精神。所谓“反思”,首先就要不随时风而沉浮,不惮对以往的认识加以再认识;因为具有忠实于真理的精神,能够系统地澄清自己的成见,所以才能“不降志、不辱身”;在学术活动中“为学不作媚时语”——“是什么就说什么”,也才得以获得知性的保障,真正实现“独立之个性,自由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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