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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中国史观的20世纪偏误及其探源 ——基于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12-14 15:18:33
作者: 龙登高 (进入专栏)  

  

  

如果今天有学者提出废除汉字,那一定被指斥为荒唐。然而,20世纪前期,钱玄同、鲁迅、蔡元培、陈独秀、傅斯年、胡适、郭沫若、吴玉章等各派学术领袖在废除汉字的诉求上却惊人的一致,并付之行动。这并非是孤立的现象,打倒孔家店,更是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

   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革命成为主流思潮,其影响贯穿包括清代经济史在内的20世纪学术界,在不同程度上延续到现在。不过由感性到理性,由偏激到缓和,由片面到全面,由主观到客观,由主导到多元,各种偏差与认识误区仍然广泛存在。20世纪史学偏差症结何在,是哪些原因所致,21世纪应如何进一步反思,研究范式、思维路径、重大问题将发生什么变化?本文集中于清代经济史抛砖引玉,以期高明之论。

  

  

一、20世纪中国学界的主流思潮:对传统的否定与革命

   第一,土地产权制度被视为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但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社会上普遍认为土地私有制造成土地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与集中,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经济衰败直至崩溃。另一种学术观点恰好相反,认为传统中国缺乏私有产权制度,因此不能像英国圈地运动之后确立私有产权制度进而推动工业革命。还有一种观点则臆测中国为土地国有制,每个新朝代都要重新分配土地。这些迥异的观点,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都是基于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推测与想像。但它们都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土地集中严重,一直为全社会所诟病,1948年狄超白《中国土地问题讲话》估计地主富农占有68%的土地,此后长期俗称为百分之七八十,但现在连教科书都改为约百分之五十了,而不少学者仍未改变认知,更没有看到前沿成果,我们根据土改普查的准确数据,最新成果考证土改前夕南方前10%的乡村富有阶层占有土地约为30%左右。

   第二,未能像英国一样源发性地产生工业革命,既表明清代经济的滞缓,也是近代经济落后的根源。与此相似,国际学界也探讨了法国、西班牙、印度、穆斯林世界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事实上,英国之外的其他地区,都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英格兰模式”而实现工业化的。没有出现自发性、源生性的工业革命,并不能由此说明中国传统经济的停滞与缺乏活力,更不能以此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

   还应该注意的是,英国之所以原创工业革命,并非其民族素质、传统文化与制度所致,更非希腊、罗马文化传统所决定,而是两百多年对自身的革命之后,集西欧各国之大成,通过长期的制度变革形成了的新制度。

   第三,中国人缺乏自组织能力,缺乏民主与自由的传统,加之专制政府控制了一切,难以形成现代制度;与此相反,最近的一种观点认为清朝政府能力太弱,在近代化过程中没有发挥西欧前近代政府那样的作用。“中国人一盘散沙”、“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变成虫”,这些说法曾深入人心。福山《信任》断言,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与民族,而英国、美国、日本则是高信任度的国家与民族。尽管此书的历史考察可谓满纸荒唐言,却不影响福山成为中国政界与学界的座上宾,备受最高礼遇。

   事实上,清代民间组织等微观主体自发或政府授权提供基层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甚至公共管理。多为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以法人产权拥有独立的财产,以董事会制度公开透明地经营,可以持续上百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地持续下去。通过这种制度,士绅在民间组织中发挥作用,具有较强的自组织性和朴素的民主机制。只是在20世纪的革命后,民间自发力量几乎被政府所替代了。

   第四,朝代更替,循环往复,导致经济与社会缺乏活力(不过清朝统治长逾两个半世纪)。有人认为皇帝或专制中央集权的政府控制资源和配置资源,但基于历史上交通运输、信息、金融技术条件的天然限制,它并不能主导资源的控制和配置。相反,对基层社会多实现经济自由主义,在濮德培、墨子刻等看来,清廷是一种有限政府(limited state)。就社会剩余掌控的税收体现来看,李伯重考证清朝江南一带税收仅占GDP的5%左右,远低于西欧近代国家的水平。清政府直接经营的领域很少,仅限于盐等极少数专卖品。

   大一统政府缺乏效率,腐败丛生,此类论述很多,但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善只是出现在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黄仁宇认为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社会治理效率低下,历代政府在征税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组织效率低下。但只要与西欧比较,就会发现这并非症结所在。西欧各国是在近代财政军事国家形成过程中,征税能力逐渐增强的,而且其政府规模仅相当于中国一两个省。黄仁宇亲历抗日战争,退伍后赴美留学,深切感受到落后挨打,深刻影响了其史观,可谓20世纪后期中国史观的代表。

   当今腐败杜而不绝,在政府控制资源的前提下,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催生了腐败与寻租。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面控制和配置资源,按等级、以身份分配。在传统时期奉行藏富于民,反对“与民争利”,政府控制资源有限,从源头上减少了腐败。

   第五,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恶”。曾经流传一种说法,中国的地主剥削最严重,中国的皇帝最残暴。满清以外族征服华夏,征服过程及维持统治的暴力与血腥,留下一段罪恶的历史。但也应该看到,暴力政权可以说是东西方的通病,直至选举获得民众授权的现代政府才算划上句号。一些黑恶因素,即使在近现代的西方仍然存在,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仍盛行黑奴制,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仍受到公开的歧视,公共厕所分黑白,公交车上黑人女性要给白人男子让座。直到今天某些歧视仍未完全消失,以至新冠疫情期间发生袭卷全美的Black Life Matters的激进运动。另一方面,恶创造历史,欧洲战争与竞争不断,但由此也推进金融制度、工具与技术的进步,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条件。

  

二、披沙沥金,比较视野下挖掘和提炼历史遗产

   传统经济、制度与文化导致了清代的落后,20世纪的这种史观之下,传统制度遗产的挖掘受到忽视,或有所偏差。正本清源,挖掘和整理历史遗产,从比较视野寻求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应该而且已经成为21世纪清代经济史的着力点。

   第一,清朝通过简炼的文官体系维持大一统集权统治,西欧则在财政-军事国家形成与竞争过程中不断制度创新。

   朝廷以持续执政和稳定税收为要。虽然皇帝似乎是可以任性的,影视剧给人的印象影响了学者的思维与想像,但另一面,更多的皇帝勤勉理政以延续祖宗基业,也存在谏官等约束自身的某些制度。皇帝的意旨主要通过官僚体系来实现。从委托-代理的角度,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官员有可能以其权利中饱私囊,鱼肉民间,因此朝廷实现严厉的管制,成体系的考核、激励与约束机制,尽管克服激励不相容难度很大,以致出现朱元璋恨不能摧毁自己亲手建立的官僚体系,允许民间将贪官绑赴入京的极端做法。皇帝与朝廷对官僚体系的控制是极为严厉的,贬谪、抄家、乃至杀头,但这种严酷主要不是针对普通百姓与商人。清朝官僚通常都有自家的田产,辞官回家仍可当一个足谷翁,保持自身的独立,所以偶有犯颜力谏者。当然,中西方的传统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杜绝腐败与寻租,这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使命。

   不过,通过文官体系维持大一统,这在王朝时期大体上实现了。朝廷直接管制的文官体系与政府直接征税的体制,体现了清朝国家能力的特征。王国斌比较西欧与中国的差异,在西欧民族国家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之前,文官体系在中国已存在两千年,而西欧的文官体系通常只能覆盖数百万至千万的人口,中国则是覆盖全欧的地域。一是小而精的有限政府,明代1427个县,5800多名地方官维持了大一统,清朝与之相若。二是基层自主之下委托代理链条简短,尽可能克服信息传递扭曲和信息不对称。应该说,中国文官体系的遗产,相比较西欧近代国家确立过程中形成的文官体系,其历史之长、规模之大,仍是值得挖掘的。

   西欧议会成为权力约束的制度,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制衡的产物。最初是国王与其所属的封建领主、自治市镇商议征税等事务而形成的制度。因为国王不能在分封出去的领地上征税,国王和领主也不能在其授权出去的自治市镇随意征税,随着社会剩余增加,国家开支的增加,于是与领主和市镇商谈征税等事务。在英国,新兴的财富拥有者进入议会,辉格党人逐渐主导了议会,呼应了航海拓殖、圈地运动带来的社会流动,推进了产权及相关制度的形成。过去感性地归功于西欧文化、基督教乃至言必称希腊罗马,并由此反思中国缺乏对应的推动要素,显然走向了歧途。

   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并不意味着财政能力就不能得到提升,只有那些既实现了财政体制的中央集权化(Fiscal centralization),同时政府行政权力又受到制度约束的国家(limited government),国家能力才能得到更大地提升。二者的同时作用才是西欧兴起的真正原因。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税收和公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英国与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使其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能够更好地动员民间财政资源,西班牙和法国则相形失色。由封建制孕育出来的王权约束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西欧具有例外性(European institutional exceptionalism)。

   战争与冲突是国家能力形成的关键动因,促使西欧国家建立中央集权的税收制度与融资渠道。[6]相比之下,满清完成军事征服之后,依靠官僚体系维持大一统,战争远不如西欧各国兵连祸结,其目的也不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而是防御守土,大体是财政有钱才打仗,以消除隐患。

   第二,基层自发秩序及其制衡力量

   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及其公共领域实行间接统治。农民与士绅拥有独立的私有财产,民间组织拥有独立法人产权的财产,士绅、民间组织提供基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政府允许或授权民间组织对基层社会实行间接管理,官不下县,缩短了委托代理链条,从而低成本实现大一统。但另一方面,由于基层自立,导致政府在公共建设方面缺位,未能推动公共经济与财政制度的变革,法律体系更未能走向独立和成熟。而20世纪的大势,就是政府控制逐渐强化,日益深入基层社会,与清代形成对照和反差。

   士绅与民间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僚体系形成制衡作用。基层自主自立提供公共品,政府在这方面鼓励、支持甚至仰仗民间力量。不少士绅帮助百姓与政府交涉甚至诉讼,让官员颇为头痛,斥之为“刁生劣监”。这实际上是基层社会对官僚体系的一种制衡,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任何制衡与博弈,必然会体现于为了各自利益的争吵不休,现代民主体制下更是如此。这又牵涉国人对于民主的误区,或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以为民主就是高大上,认为民主是西方概念,传统中国不存在民主因素。其实朴素民主并不“高雅”,在草根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中自然出现,民间组织的“首士”“董事”都是由民主推选而成,公开透明的运作,抑制了寻租与腐败。过去常说中国人缺乏素质与公德,并以今匡古地推测传统时期基层社会缺乏自主性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显然是偏颇的。

   第三,产权制度构成社会的基石,也是中国传统经济具有一定活力的原因。

从普遍和长期的角度,私有产权以契约为表达,农民的土地房宅产权,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而民间组织数十年、数百年延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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