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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问题意识”

更新时间:2020-12-14 15:08:19
作者: 王学典  

  

  

   摘要: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历史研究致力的重心是历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问题意识”的有无,是决定一个学者治学水平高低的关键所在,也是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间的重要差异之一。在法国年鉴学派看来,不具备“问题”的研究是不能进入现代学术之林的。什么是“问题意识”,它如何影响和驱动着论文写作,它来源于何处,我们该如何获取“问题意识”,“问题”如何促进学术进步?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不仅关乎学术史研究的方向,更能为青年学生求学、治学道路的选择提供一定的指导。

  

   “没有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缺乏”,可能是我们历史学专业的同学答辩时遇到最多的批评。问题意识的有无或明确与否,也是本人作为期刊编辑衡量一篇论文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无论是导师指导学生,还是编辑审阅论文,本人都认为“问题意识”的有无及其质量高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

   在《治学术史的两条道路》一文中,本人曾谈到:治学术史,一条道路是以问题为导向,以范式探讨及线索梳理为基本任务;另一条道路是以事实为中心,以材料考辨、定点清理为主要工作。这是两条不同的、迄今为止仍占重要地位的治学路线。所有的历史研究可能皆存在同样的问题,但在这里我仍主要以学术史研究为例来谈这个问题,因为大家的论文选题主要以学术史为主,希望引起同学们的重视与思考。

  

一、“问题”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往年在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本人经常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是:治学术史者,要特别留意“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差异。而有无“问题意识”,在我看来,是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异之一。这里可能首先牵扯到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当然是历史。是历史中的什么呢?现象、人物、事件、思想、过程还是别的其他东西?在本人看来,最具现代学术色彩的历史研究其实是“问题”研究。

   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必须要从“质问大自然”中开始。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针对的是这样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科学家在自然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立着,等待着她开口说话,以使科学家把他的理论建立在她所决定赐给他的那些现成东西的基础之上。但当培根说要“质问大自然”的时候,他实际上在主张以下这两样东西:第一,科学家在自然面前必须采取主动,必须明确他究竟想要知道什么,并在自己心里把自己想要的东西以“问题”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第二,他必须找到迫使自然做出答案的手段,设计出各种刑罚,拷问自然,迫使她不再保持缄默!培根就这样以如此一句简短的格言警语,而一举永远奠定了实验科学的真确理论1。

   上面这一大段话,就出自在20世纪“八十年代”特别著名的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一书,这一大段话实际上要告诉我们的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不应是自然本身,而是科学家对自然所提出的“问题”,科学研究始于“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近代实验科学,自然科学家向自然提出自己想要知道些什么,然后不择手段迫使自然界作出回答,这就是所有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工作程序。柯林武德在这里当然不是探讨科学哲学问题,他实际上要说明的是史学方法论问题。在他看来,“质问大自然”不仅是自然科学的真确理论,“这也是历史学方法的真确理论”,和科学研究始于“问题”一样,提炼“问题”也应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程序。柯林武德十分厌恶那种“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他认为这种历史学只是“以一种简单的接受性的精神来阅读”前人留下的陈述和资料,“找出他们说过些什么”,而“科学的历史学家在自己心灵中带着问题去阅读它们”,科学的历史学家则“想要从其中发现什么”,于是“他就采取了主动”,“在拷问它们”,“要从一段话里公然提炼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来构成对他已经决定要询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正是在这一认识的驱使之下,柯林武德把历史学家阿克顿的一句话看作是他对所有历史学家的“伟大教诫”:“要研究问题,不要研究时代”,这里的“时代”可能是指过程、故事或陈述之类的东西。

   如果说“培根的思想革命开辟了近代科学的新时代”,那么,在何兆武先生看来,柯林武德在史学领域则掀起了“培根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的目的是“要把以往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史学研究改造成为真正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并给出明确答案的史学”2。而在学术史家们看来,法国“年鉴学派”可以看作是对柯林武德“史学革命”理念的响应和实践。如同大家所知道的,“年鉴学派”的精髓可以用“问题史学”来概括。《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作者巴勒克拉夫说,在这一学派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如“年鉴学派”的领袖布洛赫指出:“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并认为,历史学家工作的好坏同提出问题的质量高低有直接关系。而且这一派史家与柯林武德一样,认为历史所研究的东西是历史学家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3。

   给大家讲上面这些东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调“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就是一开始说过的,它的有无,可能是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分水岭,没有“问题”或不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研究,在“年鉴学派”看来,是没有资格进入现代学术之林的。从认识上大家可能能接受这些看法,但会觉得过于抽象,特别是根据柯林武德的观点提出的: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科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年鉴学派所主张的“正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话究竟如何理解呢?下面我举个例子试作说明。

   你们一位毕业很久的师兄蒋海升教授,十年前曾出版过一部在圈内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书:《“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4(下文简称《张力》),这是他当年的博士论文。我为什么以此书作例子呢?因为此文以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的五大论战为素材,这五大论战为:古史分期问题论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中国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论战、中国农民战争史问题论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论战。大家知道,这五大论战以及由它们所派生出的其他众多论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和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等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史上为何会产生这么多论战?这些论战说明了什么?这就是蒋海升此文所研究的“问题”。他认为,这些论战全部来自“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换句话说,是企图把“中国历史”这个“特殊”,套进西方所谓“普遍主义”的世界历史叙事体系的产物。

   这篇论文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吗?有,我正是打算用此文来回答为什么“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样一个问题。有关“五朵金花”的文献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认认真真地梳理、研究其中的一朵金花,都不容易。譬如,仅仅探讨“古史分期”问题的专著,比较著名的就有两部,一是林甘泉等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二是张广志先生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对其他单朵金花的研究在当下也是所在多有。但惟有《张力》一文研究的是有关“五朵金花”的文献中所没有的东西,也是当年这些文献的提供者、创作者所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是从这些文献中无法自动推论出的东西。更进一步说,《张力》的作者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方话语”是如何一步步参与到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解释中来及其所引发的与中国历史事实之间的冲突的?这就如同那些自然科学家一样,他们不是研究自然现象本身,而是研究从中提炼出的问题。“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不仅关乎所谓“五朵金花”本身,不仅关乎中国古代历史道路,不仅关乎中华文明的五千年演变路线与前景,更关乎当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

   我们看近来翻译过来的“年鉴学派”的众多名作,我们看黄宗智先生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我们看李伯重先生的《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和《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等等,他们所研究的,全部是“自己所创造的研究对象”。我之所以不以这些著作为例来说明“问题”的重要,是因为大家现在的水平离这些著作太远了,大家无法模仿和效法,远不如身边的例子和熟人的作品更深切著明,更容易接近,大家走出学徒的状态后,完全可以向着这些著作所昭示的道路前进。

  

二、何谓“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在历史研究中是如此重要,那么,究竟什么是“问题意识”呢?我一直试图作一个理论上的概括,但至今不能如愿。目前只能用这样一个说法:所谓“问题意识”就是焦点意识、重点意识、聚焦意识,或者叫中心意识,即我要把研究聚焦在哪一点上,也就是你的研究的立足点、侧重点、落脚点在哪里?你的关怀何在、指向何在?也就是说,通过现有文献,你究竟想知道什么?

   换句话说,所谓问题意识,一定是点而不是面、不是线,不是过程,不是整体。它一定会落在某一个点上,不是落在一个面上,不是落在一个过程上,不是落在一个整体上。甚至可以说,它一定落在本质上,而不是落在现象上。

   我先以你们陈峰老师当年的博士论文为例,展开谈一下看法。2005年夏初,陈峰以一篇名为《社会史论战与现代中国史学》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后来以《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为名出版了这篇论文5。此篇论文专门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读书杂志》为中心展开的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及其性质的论战。关于这场著名的论战或学术事件,陈峰完全可以以“社会史论战研究”为名,也可以“社会史论战始末”、“社会史论战概论”等等题目从事写作。他在上述任何一个题目下作研究均无任何问题,因为社会史论战的地位太重大了,这一论战所牵扯到的问题太广泛太复杂了。当时学界对这一论战的研究还很薄弱、很肤浅。换句话说,对社会史论战本身进行清理研究就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选题。但不知道大家看出来了没有,如果按照上述任何一个选题去做,与陈峰提交答辩的论文相比,其间的差异都非常明显:陈峰的论文是落到一个点上,不是落到一个面上,不是落在一个过程的始末上,这个点就是:社会史论战的后果和影响。换句话说,陈峰作这篇论文的关怀不是社会史论战本身,而是社会史论战对整个中国现代史坛格局或结构的影响。

大家知道,社会史论战的一个最大后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诞生或崛起,是“史观派”的出现,而“史观派”的出现和崛起,则是对五四之后中国现代史学方向的一个巨大修正和平衡。五四之后中国史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古史论战”的爆发和“古史辨派”的拔地而起。而“古史论战”的中心是“古书”和“古籍”的形成年代及其所载上古史实的真伪,全属“文籍考订学”和“历史考据学”的范畴。从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到1929年开始围绕着郭沫若和陶希圣古史分期的主张所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这十年间的历史学是以“史考”为主流的历史学,“考据学”成为最时尚的学问。这十年,又恰好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社会剧烈变动、生民涂炭、内外矛盾十分尖锐的十年。而有着“通古今之变”传统的中国历史学这时却游离于中国社会冲突之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种状况已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不满。以回答现实问题为指向、以“史释”为中心的“史观派”就这样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社会史论战”的出现。这是当年梁启超所呼唤的“新史学”的再生,这也是那种“系生民休戚、关国家兴衰”的“通鉴”传统的复活。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诞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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