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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问题意识”

更新时间:2020-12-14 15:08:19
作者: 王学典  
一下子吸引了整个学界的注意力,“五四”之后所形成的史坛格局于是被打破,与国际史坛同步的“史观派”从此走上了与一度声势浩大的“史料派”并驾齐驱之路,并于1949年后成为史坛主流。陈峰论文的关怀在此,“问题意识”在此!他后来用“民国史学的转折”来命名此文,再准确不过!

   为了让大家更加透彻地明白“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下面再以大家都熟悉的三位博士生同学的论文开题为例予以说明。

   一位同学的论文是《古史辨派与民国史学》。在论文开题报告会上,大家认为这个题目有问题意识。因为它要探讨古史辨派在民国史学格局当中的地位,即在民国史学的格局之下来考量古史辨派。它落在这样一个焦点上:“古史辨派”这样一个学术流派,它和20世纪30年代民国史坛的整体局面是什么关系。

   类似的题目,如果就古史辨谈古史辨,譬如“古史辨派研究”,就看不出问题意识来。当然在古史辨派之下,可能也会有一些小问题需要探讨,但从“古史辨派”这样的题目来讲,看不到问题意识。我们可以将古史辨运动写得面面俱到,但仍只是对一个学派的研究,至少从题目上看不出这个研究的指向与关怀何在,也就是说,不是以问题为中心来导引思考。要研究古史辨派,必须要研究有关古史辨派评价或者整体判断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

   此前,我曾经给这位同学提出过一个建议,譬如可以研究“今文经学与古史辨派”,这样就有问题意识。为什么把今文经学单独拿出来,因为很多人都认为顾颉刚是今文经学派,即他运用了今文经学派的思路来处理上古史的问题。但这一认识是准确的吗,符合顾先生学术思想的实际吗?这就是问题意识。

   我曾经给过的另一个建议是“古史辨派与古籍整理”,因为古史辨派的一大功绩就是在古籍整理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它辨别出了一些所谓的“伪书”,它考证出一些古籍出现的时间,包括它们版本的变化。迄今为止,古史辨派在古籍整理上的功绩仍没能被正确地衡量,值得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后,李学勤先生认为顾颉刚先生在古籍的判断上搞了一批冤假错案,一些原来被认为是伪书的,现在已经得到了出土文献的证实,已被证明不是伪书了。因此,顾颉刚在古籍整理上的业绩如何判断,已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而“古史辨派与古籍整理”这个题目恰好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做,当然就有了问题意识。

   另一个同学的论文是《社会形态转型与土地制度的变迁》。这个题目是我推荐给他的。这个同学是在职攻读学位,由于工作原因,经常与土地问题打交道,他对土地问题、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土地问题比较熟悉。这个题目有问题意识,要把当代中国特别是近30年来土地制度的变迁放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决定土地制度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历史因素、文化因素、革命的因素、政策的因素等等。但是他主要考察土地制度的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转型,即土地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制度的转变,而这个问题目前恰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今天恰好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社会生活的深处正在发生大的变化,越是到基层看得越清楚。我希望这样一个研究能够反映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小看当前土地制度的变化,土地制度变化的本身,包括房地产开发、城市的扩张、撤县设区、撤镇设区,会导致土地所有权的变革。我们需要关注和探讨此轮变迁背后的因素。

   这篇论文的设计,它的关注点就是社会形态、社会转型和土地制度变迁之间的联系,他关注的是这个“点”,而不是只描述过程。我们不是在关注进程本身,而是关注制约这个进程的核心力量在哪里。这就有了问题意识。

   第三位同学的论文是《抗战时期的国学研究——以大后方齐鲁大学为中心的探讨》。这篇文章从题目上看没有问题意识,但它是个专题研究,这种研究也很需要。我甚至愿意提倡更多的人来作这种专题研究,它易于把握,本身又有很大的价值。但可惜的是这类题目正变得越来越少,学术的处女地越来越少。抗战时期的国学研究,对很多人来讲是很陌生的领域,并不像古史辨派一样为人所了解,也不像土地制度变迁一样为人所感知。对于那些不需要描述,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很熟悉的领域,必须要有问题意识才能使论文有价值。而对那些大家并不十分清楚的素材则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一定要有问题意识。所以大家在评论这位同学的论文的时候,分歧并不是太大,即使有分歧也是技术上的分歧,即怎么样做才能把这个题目做得更好,而不是根本上关于这个题目本身有无价值的分歧。

   总之,对那些相对有陌生感的选题可以进行专题研究,对那些大家相对熟悉的选题则必须强化问题意识。

  

三、“问题意识”与论文写作

   本人认为,不但研究过程需要“问题意识”,论文写作过程也最好由“问题意识”来导引。平铺直述和问题导引,是文章的两种基本写法。前者是朴学式的写法,平铺直述、按部就班;后者则是剥笋式的,以问题导引的方式来推进,使文章层层深入。由问题导引的论文一般说来会更加引人入胜。为了减少大家的复印负担,下面我以自己谈山东大学文科发展的《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这篇短文为例加以说明。

   这篇论文虽然短小,但却代表了一类文章的写法。大家一谈到山东大学的文科便要提及“两次辉煌”,特别是对20世纪50年代这次辉煌津津乐道。历史系“八大金刚”的塑像和中文系“冯陆高萧”的塑像都在校园里,我们平常遇到的、想到的都是所谓的50年代的辉煌留下的痕迹。我这篇短文有三个层次,首先谈了山东大学当时的文史实力并不突出,特别是历史系的实力一般,一个实力一般的历史系为什么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引领时代风骚?我从文章一开头就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实力不足?我谈了两点,一是没有一个一级教授。“八大金刚”当中只有杨向奎先生是二级教授,其余都是三级教授,并且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前后。二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建系时间特别短,1951年才正式建系,而在此之前只在文学院设有一个历史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段时间之内,即便是北大历史系也相形见绌。到我入学时,那些老师还在不无骄傲地谈这个问题。

   我的问题就来了,一个实力如此不足的大学或者说历史系,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内能够引领时代潮流?我在文章开头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接着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主要源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是说,山东大学、年轻的山东大学历史系、一群年轻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们顺应了时代潮流,用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作出的重新解释,发起了几场大讨论。譬如,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等展开论战。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一大批教授在埋头整理材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当中好多种都是翦伯赞先生主持编纂的。但那个时代特别提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人类历史,山东大学历史系投身于这一潮流并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在前列,它自然处在“弄潮儿”的地位上。历史系是这样,中文系也是这样。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可以告一段落,因为已经回答了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而对我来说问题才刚刚开始呢。我下面要接着回答另一个问题: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什么恰好是山东大学走在时代前列,而不是其他大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题本身又深了一个层次,就像剥笋一样,再剥一层。

   我认为山东大学有两大因素是其他任何大学所不具备的。第一大因素是政治家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而其余高校全部是学者办学。建国之后百废待举,非政治家不能应付!只有华岗有政治家的胸怀、魄力,所以他能从这个体制当中汲取资源,他把最前沿的政治因素带到山东大学。第二大因素是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的合并。华东大学自身带有党校性质,而当时占强势地位的是革命文化,不是学院文化、学府文化,所以华东大学很顺利地介入到山东大学当中。这两大因素将当时最革命化的政治因素全面地带到山东大学,政治在山东大学已介入到几乎所有院系的微观层面。而通观整个院系调整过程,只有山东大学和一所革命大学进行了合并,其余的院系调整都是在正规大学之间进行的。这就是山东大学之所以能够独占鳌头,在一段时间之内引领潮流的根源。

   这篇文章在写法上是一种剥笋式的写法,而这个所谓剥笋式的写法,就是问题导引。我对这种类型的文章带有特殊的偏爱,希望大家课后再揣摩一下此文。大家在学徒的时候非得有一段时间的模仿不行,在写某一种类型论文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范文,就像写大字描红一样。找到心仪的文章和心仪的学者进行模仿,这是一个必经阶段。我在研究生阶段也模仿,我模仿的是两大史学家,一是翦伯赞,一是黎澍,那是我写文章的典范形象。虽然不一定翦伯赞怎么写我就怎么写,但是我脑子里有这种文章的范文。写文章最害怕的是自视甚高,自己不行,还眼高手低,这种人永远成长不起来,自己不行还认为别人都不行。所以我给大家提供这个东西,就是让大家参考。

   这是我给大家谈的第一个问题:研究上的问题意识和叙事上的问题导引。

  

四、“问题意识”的来源

   “问题意识”源于何处,如何养成?看来也需要我们予以重点探讨,下面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问题意识”的第一个重要来源是你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或对现实需要的回应,再进一步说,你要追溯某一现实问题的来源和渊源。那些最重要的、攸关学术全局的问题全部是时代出题、学者作文。有无问题意识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政治头脑,是不是在思考涉及我们民族、国家、人民命运的问题。20世纪50、60年代的“五朵金花”直到现在还令很多学者念念不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五朵金花”全部是时代所提出来的问题。比如古史分期问题,其要害在于讨论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而这直接关系到中国这种社会是否适用于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虽然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看来无足轻重,甚至被认为是“假问题”,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无论怎样评估都不过分。

   我在2000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讨论问题的一点思考》,正面地谈到了关于“五朵金花”的讨论。一方面这一探讨今天看来确实存在过时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讨论本身又真实地推动了中国学术史的演变。

   没有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不可能被清理得这般透彻。而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在讨论假如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能不能自发地转入现代社会,其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用之大难以想象。这场讨论甚至波及到整个国际汉学界。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欧洲的汉学界,没有一个人否认这场讨论对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是在呼应多民族国家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和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也都直接来源于当时的现实需要。

   所以,“五朵金花”论战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时代需要,由“五朵金花”论战所派生的一些其他论战,如中国是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等等,也全部渊源于现实的重大需要。而这些问题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容低估。

   问题意识的第二个来源是学术使命,也就是来源于某种学术上的使命感。

我写过两篇论文,一篇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它攸关历史科学的方向道路。现在的路向是不是健康?问题在哪里?是我所关注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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