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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儒家现代群治之方 ——兼论严复自由理论的儒学根基

更新时间:2020-12-14 09:43:58
作者: 郭萍 (进入专栏)  
fèn去声),也即表征每个人尊卑等级的伦理身份。因此,荀子的“明分”本义就是指明确的区分每个人的名分,并且通过建构相应的社会制度(礼)加以落实,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65]由此,每个人都明确自身在宗法伦理网罗中的职分、地位、从属关系等等,从而就能有效维护宗族、家族的价值和利益,促进宗法社会的有序发展。

   这其中处于伦理等级顶端的是君王,以至于整个宗法社会的构建就是以其他各等级对君王的服从和归属为根本前提,故荀子曰:“君者,善群也”[66]。当然,君王也不是以个人利益为导向,而是以宗族整体利益为导向,划分大小宗和宗族成员的尊卑等级,并且由其主导制定一套垂直型的伦理等级制度加以保障落实,所谓“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因此,其中每个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履行宗法伦理所赋予他的职分,并没有独立的主体价值可言,甚至君王本人亦是如此。如荀子所说:

   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

   据此而言,荀子“明分使群”的本义是指引着一种前现代的宗法社会的建制原则,其最终导向的是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事实上,秦汉以降,以纲常伦理等级为基础的皇权专制正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因此,维新时期,有儒者就直接将荀子思想等同于专制政治加以批判排斥,如谭嗣同说:“彼为荀学者……况又妄益之以三纲,明创不平等之法,轩轾凿枘,以苦父天母地之人。”[67]“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68]这无疑是将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全然视为荀学的衍生物,进而据此痛斥荀学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此类论说虽然偏激,但也不无道理。

   而前文论及,严复对传统宗法社会的种种批判其实已否定了荀子“明分使群”的本义。不过,与单纯的批判否定不同,严复提出以“群己权界”为要旨的自由理论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积极地演绎了“明分使群”背后蕴涵的一般儒学原理。

   (二) “明分使群”蕴涵的儒家群学原理

   就具体内容而言,荀子“明分”是为了满足传统宗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荀子强调“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69]“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70]“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71]也即要通过“明分”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争、乱、穷的祸患却体现着儒家安顿群体生活的智慧。

   其中,荀子对如何实现“明分”的逻辑思考就蕴涵着普遍性的儒学原理。他说:

   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荀子·王制》)

   这里荀子指出了实现“明分”的两个基本环节:礼与义。

   “分”的实现系于“礼”。广义上说,儒家的“礼”也包括“法”,其实代表儒家对一切社会制度规范的总称。荀子明确说:“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这就是强调社会生活的有序维系必须落实为相应的社会制度(“礼”)。他主张“隆礼重法”就是为了“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72]。由此可以看出,儒家认为,群治问题要得到最终的解决必须依靠实际社会制度的建构。

   但是任何社会制度的建构都不是凭空臆造的,而必须是有所依据的,也即所谓“礼义”。荀子指出“义”就是“分何以能行”的基础,这是比“礼”更为根本的环节。对此,他强调:

   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荀子·君道》)

   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 (《荀子·修身》)

   有夫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荀子·大略》)

   可见,如果合乎“义”,不论“分”什么、怎么“分”都可以达到和谐有序,而如果“分”不合乎“义”,即便是处理日常事物也会争乱不断。这其实表明“分”的具体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分”的具体形式(礼)也不是最根本的,而能否“得之分义”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

   那么,究竟何为“义”?[73]作为“礼”的依据,“义”并不是一种有具体内容的道德规范,而是一种表达适宜、适当、合适、合理、公正等意味的基础伦理观念,历代儒家对“义”的解释也都体现了上述涵义。如《荀子·议兵》曰:“义者,循理”,“义”即合理(rational);《礼记·祭义》:“义者,宜此者也”,《中庸》:“义者,宜也”,“义”即适宜(fit);《论语·学而》邢昺疏:“于事合宜为义”,“义”即合适(suitable)等等。

   具体就“分义”而言,就是指“分”必须与社会的发展和需要相适宜。进一步说,“分”作为人伦之事,必须要符合社会主体的价值诉求,要充分体现和满足社会主体的利益需求。然而,我们知道,社会生活本身绝非一潭死水,而是不断地发展变迁,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体及其价值需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分义”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时宜”(当然还有“地宜”的维度,但二者不相背),即“分”必须符合时代性,也就是必须要以当下的社会主体价值为根据。由于“义”的具体内容变动不居,相应地,“礼”也就势必随“义”的要求不断损益,这也正是孔子主张“礼有损益”的原因。

   由上可以说,“明分”实质是一个“分以义行”进而“由义制礼”的过程,即如荀子所说:“夫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74]“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75]这其实正是儒家以经验主义的进路安顿社会群体生活的一般原理。

   (三)“群己权界”对儒家群学原理的现代演绎

   严复继承了原始儒家通过“明分”实现群治的思路,他通过分析社会主体价值和“群”演进的时代特质而提出的“群己权界”其实是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时代的“分义”。

   其中,严复以“天演论”为哲学基础,揭示出社会主体及其价值诉求和相应社会制度的具有时代性。他指出,人性总是随“外境”不断演变,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性,而社会就是由个人积聚而成,所谓“人类相合为群”,[76]因此社会也在不断演变进化,社会主体及其价值诉求和社会制度都必然发生时代性变化。

   故不知人性者,不可以言群。而人性之天演,生学言之,于群学言其合者,于生学言其分,不知分者无以知合,不知人者无以知群。人性者生学之玉振,而群学之金声也。

   ……人者生物之一科,而最为善变者也。自其善变,而其变常受成于所遭之外境。且所谓外境,其本于自然者无论已,所最重者,又即在其群之所自为,是故欲言治功,必通夫变之理。变之理者,凡有血气所莫能外者也。不通夫变之理,则其于群也,必愆于思而悖于事。(《群学肄言》[77])

   由于主体价值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要实现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就需要以当下社会主体的价值诉求为导向来安排社会秩序。相应地,社会制度也要随之因革损益,以顺应社会主体的变化,否则社会无法得到安治。

   故一群之风俗人心,实与其时之形制相表里,有参差而无相绝者也。且夫群变之殷,莫若革命矣,顾其成者,必其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群学肄言》[78])

   据此,他指出,当前人类社会已发展到国群时代,中国要在国群竞争中自存自强,就要发展并满足国群社会的主体价值诉求。在他看来,当今时代,民智己开,民德演进,传统的宗教神学权威或宗法伦理权威已经衰减,宗族或家族不再是国群社会的主体,取而代之的是个体主体,也即“以小己为本位”。[79] 因此,唯有维护和发展每个国民的体格(民力)、科学教育(民智)、心理德性(民德),张扬国民的个性,才能达到国群的“郅治”。

   治道以演进为期,而演进在民之各成其所异,故必扶植裁成其所异,其民之性量以完,而郅治之馨香以至。[80]

   这就表明国群时代的“分义”就是要发展个体自由,实现个体的主体价值。对此,笔者也曾指出,自由是主体性问题,当社会主体由前现代的宗族、家族转变为现代的个体主体时,个体自由也就相应成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诉求。[81]

   然而,严复认识到,要切实保障每个人平等的享有自由,就必须以不侵损他人自由为界限,所谓“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82]这其中,国群公权力一方面对维护个体自由具有必要而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是威胁个体自由的祸首。因此,严复提出,必须“使小己与国群,各事其所有事,则二者权力之分界,亦易明也”,[83]以限制国群施用权力的范围,防范其对个体自由的侵害,相应地,国群的社会制度也应当依据此“义”而设置。可见,这是一种以个体主体价值为根据的“分”,“分”的具体内容已不再是传统宗法社会的尊卑等级名分的划分,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国群权力与国民个体权利的划分,也即“群己权界”,其实质正是对儒家群学一般原理的一种现代演绎。

  

五、余论

   严复通过中西格义而阐明的自由理论,乃是近代儒家初步运用儒学话语,第一次对现代自由问题进行的系统理论阐释。其中,他创见性的提出现代自由之要旨即“群己权界”,已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自由问题的要害和关键。可以说,尽管现代自由理论日臻完善,远非严复所能及,但其中的核心内容并没有真正超出“群己权界”的解释范围,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现代自由理论的发展正是对“群己权界”思想的不断深化拓展的过程。

   不过,严复以自由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群治之方,着意强调自由对于国群富强及国群生存竞争的意义,甚至提出,为了国群自由,有必要“己轻群重”,[84]这使得他的自由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85]甚至体现出某种威权主义的倾向,故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同情的理解,这种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危局使然,而且从历史事实看,这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初期的一种普遍现象(此问题需另文论述)。其实,时至今日,现代自由虽然有了深入发展,但整体上仍然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自由,也即各民族国家对内讲求民主自由,对外则奉行强权争霸,因而当前的自由仍然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从现代自由诉求的进一步发展来讲,无疑是亟需超越的。

   但是,如史华慈等学者认为,严复只是将自由视为国家富强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却是言过其实。事实上,严复多次明确强调,切不可以国家利益为名义,侵害或牺牲个体权利。他说:

   独至主治当国之人,谓以谋一国之安全,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则为违天蔑理之言,此言一兴,将假民贼以利资,而元元无所措其手足,是真千里毫厘,不可不辨者耳。[86]

   凡遇公益问题,必不宜毁小己个人之产业,以为一群之利益,亦不宜另立国律,使有侵损,如巧立名目者之所为。[87]

   是故治国是者,必不能以国利之故,而使小己为之牺牲。盖以小己之利而后立群,而非以群而有小己,小己无所利则群无所为立。[88]

   可见,严复以自由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群治之方,并不同于否弃现代自由价值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或国家主义(nationalism),其思想意旨是要从现实的社会治理维度,提出与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相匹配的社会秩序安排方式。总而言之,严复用“以译代著”的方式构建了一套初级版本的儒家现代自由理论,这不仅代表着一种积极的价值方向,而且对于儒家现代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本文经作者授权,原载《东岳论丛》2020年第12期,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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