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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报纸和报馆:考察中国报刊历史的视野——以戈公振和梁启超为例

更新时间:2020-12-14 08:11:17
作者: 黄旦 (进入专栏)  

   摘    要:

   以戈公振和梁启超为对象,揭示、比较“报纸”和“报馆”两种不同的历史视野,从而认为:戈公振所定义的“报纸”,是直接来自专业化类型报纸的启发,他在突出报纸内容和形式特征的同时,也使之脱离了历史语境,成为一个先定的标准物品,并以为报刊的历史,就是不断向这样的标准进化的过程。梁启超的“报馆”,归属于国家有机体,为之发挥“去塞求通”的作用。在这种结构功能的框架中,报刊的历史成为办报者如何担负并完成“有益于国事”的职责的经过。故而要立足人类沟通层面重新理解“去塞求通”,并以媒介之“通”为视野,以中介化实践为路径,着眼于媒—介的联结和转化,使报刊史成为报刊使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相遇、碰撞、改变和构成的关系形态史。

   关键词:报纸; 报馆; 中国报刊史; 媒介;

  

   引言:“报纸”与“报馆”

   中国报刊史的研究者,对于《中国报学史》中的报纸定义不陌生。(2)1戈公振从“内容”和“形式”推演出的“报纸”,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刊史研究者提供了样板,成为他们“看山是山”的一个取景框。不信,粗粗打量一下目前已经面世的大多数报刊史教材,以及近一二十年逐渐时兴的“报纸职业化”之研究,便知端的。

   如果不是驻足于戈公振,将目光前移至晚清,则另有一篇与报刊史研究相关的重头文章,那就是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章标题清楚表明,它的对象是“报馆”而不是“报纸”,而且是从“国事”角度来论,并由此排比出中国“报刊史”的这样一番景象:

   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酋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1)2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凡是做新闻研究的也都有所知。或许是因为其非属正宗的报刊史讨论,或者是因为梁启超的比附不合今人的口味,更有可能是因为多数人只是关注了其著名的“耳目喉舌”一说而未及其余,总之,鲜见有人思考它与中国报刊史书写之关系。比如梁启超从“报馆”之“门”中看到的东西,与戈公振的“报纸”之史,就不是一回事。如果由此进一步想到,其时与梁启超持同样视野的,还大有人在,(2)3“广立报馆”甚至是晚清朝野上下的共识,梁启超绝非孤家寡人,那么,存在于中国报刊思想中理解报刊及其历史的这样一种思想脉络,就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做出分析性评价。这不仅为尊重古人,更是为今天的我们获取教益。

   这正是本文所思考并尝试解决的。我认为戈公振和梁启超代表着考察中国报刊史的两个不同视野,它们好比是不同的“看山”之“门”,衍生出各自的逻辑,铺陈出不同的报刊历史。这两种视野,都是中国报刊思想的宝贵资源。我的目的不是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试图努力从比较中展示他们的理路及其缘由,以便在前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辨认踪迹,探索今天报刊史研究和书写可能具有的新径,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术话语。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前面两个部分,分别讨论戈公振和梁启超的观点,重点是他们的思考路向;最后部分,则是我对前面讨论延伸而得的一些建议和想法,以供众位方家批评指教。

  

   一、戈公振:报纸是定期为公众之刊行者

   “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3)4戈公振的定义简洁明确,其推敲琢磨之精心,自不待言。据他归纳,当时界定报纸通行三种做法:以报纸作用为尺度,从法律规定之性质下判断,或者是基于报纸的形式和作用。他首先否定了第一种,理由是报纸的作用因人而变流动不定,“商人以为报纸是商业上的工具,政客以为报纸是政治工具,推而言之,多因各人职业之不同,观察报纸的眼光亦因之而异”(4)5,而且就历史看,报纸作用业已有诸多变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作用不过为报纸“附带而生者”,以此推断报纸,“无乃太浅”(5)6。法律规章所定的报纸,常常以时间-定期和连续发行为断,有简单明了之利,却使报纸和杂志难以分辨,“认报纸为一种定期为公众之刊行物而不与其他同类物相区别”(6)7,不啻取消了报纸的特殊性,这是戈公振不能认可的。前两种遭排除,就证明唯有第三条道路可行。戈公振正是循此,参考比照糅合既有成说,探查报纸内容和形式的“原质”-“恒存之特色”,形成了现有的这一个定义(7)8。他将“报告新闻,揭载评论”-他认定的报纸与杂志的界线-归属于内容的“原质”;将“定期”刊行,归为报纸外在的显示,亦即形式的“原质”。接着他又把这两个“原质”具体化为“公告性、定期性、时宜性、一般性”四个特色,前二者为报纸的外观方面之特色,后二者为报纸内容方面之特色,“若外观上或内容上之特色而缺其一,则报纸之形体不完;形体不完,当然无原质之可言”,(8)9报纸也就不复是报纸了。

   戈公振“报纸”的知识来源,在其书中已有所展示,(9)10无需赘述。需要补充的是戈氏撰写该书可能具有的现实动因,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其报纸定义的意向。众所周知,戈氏写作《中国报学史》的20世纪20年代,主导美欧新闻业的是专业化范式,亦即埃默里父子所称的自19世纪30年代之后兴起并慢慢成型的“新式新闻事业”(1)11。其时游走于中国的外国新闻界名人,比如1921-1922年间的英国《泰晤士报》社长北岩爵士、美国新闻出版界协会会长格拉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麦高森、美联社社长诺伊斯等,均是此种范式的亲力亲为者和热心贩卖者。影响最著的怕是威廉,他为推销密苏里大学的新闻教育可谓不遗余力,1921年已是他第三次访华了。也就是在这一年,他除了按惯例走访考察新闻界,还首次进入中国大学,登上北京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讲台,宣讲他的新闻和新闻教育理念。(2)12中国的新闻教育是在1920年代正式开其端,当时大学中的新闻院系,顶梁柱大多为归国留学生,有的学校就是由外国人当家,如圣约翰和燕京,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密苏里帮”(3)13。中国新闻教育实际“走着英美路线”,具体说就是密苏里新闻教育的移植。(4)14不仅如此,其时中国报刊无论是精神气质还是内容形式,都不复是晚清政治报刊的境况。“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5)15,社会影响至微且不佳。至于对外报道,话语权更是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上,英文报刊和外国通讯社是一手遮天。(6)16“港口地区的外报对中国国内外舆论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外国舆论公认,“整个新闻业完全受制于外国通讯社”。(7)17戈公振所痛心的“吾人时遭丧乱,痛舆论之萎靡无方而愈为向往不置耳”,(8)18绝不是凭空而起。据戈氏自述,正是前述的三个方面刺激,即“近来我国留学欧美之对报纸有研究者,日有归国”;来华考察的外国记者日益增多,“足迹所至,必有关于报纸之演讲及种种讨论”;“报馆因营业上之发展,亦渐有改良之倾向”,引发其研究“报学”的兴味,遂“下一种子”。(9)19以此而言,他对于“报纸”的看法,自然也不可能与这样的兴味和“种子”无关。且看,《中国报学史》甫一完成,他即匆匆赴国外考察著名大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并不顾路途劳顿,在途次中立即着手构思编撰《世界报业考察记》,以便让中国读者“知所考镜”(10)20,可为此做进一步的印证。其时有人说:“自十余年以来,主持中国新闻教育的,泰半为美国日本成功的新闻教育机关出身的人,他们已经目击邻国试验之成绩,而不必再做‘试验与差误’而使成功之希望化远。”(11)21耳濡目染于“报”与“学”的戈公振,其所思所想,离此即便有差,当亦不致太远。

   所以,当戈公振利用“外观原质”和“内容原质”两层夹板,竖起报纸完备的“形体”时,划清报纸和杂志的界线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以此提供合乎世界潮流的报纸样板,明确其实践操作规范,以确保报纸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独特作用。否则,为什么要有报纸呢?戈公振是要让他的“报纸”成为一面镜子,反射出中国现实报刊状况的不尽如人意,同时又照耀出其未来之路。“报纸”寄寓着他的“理想”,也是他的理想之具体呈现。“吾不能不希望我国报纸之觉悟,吾更不能不希望我国报界之努力!”(12)22国外考察回来的第二年,戈公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新闻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使人学得实用的职业,是给他一种精神上的立脚点,指明他能够站而应该站的地方。”(13)23这颇同于埋头撰写《新闻学》时的徐宝璜“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1)24。这样一种从“世界报业”图景来衡长论短,以知识思想引导报刊实践和从业者,促进立人、立报并改良社会,应该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新闻学领域的源流。就我国报刊史研究而言,具有不可否认的开拓性意义。

   然而,正由于是“目击邻国试验之成绩”而“知所考镜”,戈公振的“报纸”就不免是对现实报纸类型的一种反射和类推,不是类型学意义上的范畴抽象,更不是出自历史经验的概括。简单说,他是以报求“报”:在当时欧美现代报刊的专业主义实践及其话语中,抽绎出报纸的天然元素或者“原质”,然后再依此加以配置。他从既有的几个报纸定义着手,比照实际事例辨析取舍,而不是深入历史,交代这样一个“原质”报纸来龙去脉的做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没有想到,如此一来,他的“报纸”就不是历史实践所导致的一种可能,而是一个脱离了其运作实践及其社会和文化土壤的具先验本质的独立客体,“质本洁来还洁去”。犹如伊格尔顿眼中19世纪初期英国的艺术,“从始终纠缠它的物质实践、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意义中被抽拔出来,而被提升到一个被孤立地崇拜着的偶像的地位”。(2)25

   如果说在书籍制作有这样一种现象,随着大规模生产手段的运用,人们对于书籍的印象也有了改变,它不再仅仅是思想沟通的代表,更被作为一种具体事物,一种工艺产品,一种可以用于销售的日常商品。(3)26那么,戈公振所指的“报纸”-刊登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看上去也就是这样一种工艺产品,它就是一张-蕴含新闻“原质”,定期敞开于人们面前的-“纸”,就像我们书橱里的一本书,笔筒里的一支笔,遮风蔽雨的阳伞,流光溢彩的灯泡。新闻成为一种工业产品的动力,来自蒸汽印刷机的发明,(4)27恰与书籍的大规模生产手段同根同源。戈公振的“报纸”区别于其他工业产品的是其“原质”,人们拿到的是定时的“新闻和评论”而不是任何纸张。这张无声的纸由此昭示自己是“被制作出来用于什么的器具”,并在这种“用于什么”的器具的提示中,内容和形式得以统一,(5)28显露其“形体”。这就引出如下的疑问,报纸是否就等同于报纸的“原质”?或者报纸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特征,是否就是衡量报纸的根本或者唯一的尺度?报纸若等于报纸的内容和形式,就好比说一个物就是物的外显(比如告诉孩子,糖是糖水的凝结并且包装成块,房子就是住人和置放物品的建筑等),充其量不过对拿在手里或平摊在桌上的“报纸”的一种据实勾画。这样的一个界定,又能说明什么呢?除了证明报纸是报纸以外,能为人们提供什么新的认识呢?他以此而追溯的“报纸自身”,就代表着报纸的历史面目吗?这样的报刊史,又将是一种什么层面的报刊史呢?

戈公振看到功用变化太多,难以兼顾照料,以此切入报纸“无乃太浅”,应该是正确的,可他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剥离一切功用因素,袒露报纸纯粹之“原质”,好比一个光溜溜雪雪白的去壳熟鸡蛋。换一个角度看,报纸功用的多变,在一定程度上正说明其本来具有的开放性。报纸的内容和形式固然可以体现其功能,功用本身同样形塑和组织报纸的“形体”,哪怕是“原质”。以戈公振自己为例,如果没有对报纸社会功用关系的预先设定,他怎么可能发现并抽取出“原质”?他偏偏忽略了这一点,于是把所有一切都回缩到一个纯粹的“原质”,以这样一颗铆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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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2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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