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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扬:视域之融合:陈寅恪唐史研究特点与贡献的再考察

更新时间:2020-12-13 23:37:12
作者: 陆扬  
(12)他也十分注意史料所谓真伪的辩证关系,强调即便是伪造的文献中也有真史料。(13)他更善于找寻史撰中存在的叙述断隙,从而打开通向历史真实图景的曲径。

   1932年秋,陈寅恪在“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史”开课之初,强调在研究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文化与社会环境之互动时,只讲条件,不轻言因果。(14)笔者认为,陈寅恪经常提到的“环境之熏习”“文化染习”应是这种认知的具体表述。借自唯识的名词“熏习”是陈寅恪史学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概念,在他的论文中频频出现。“熏习”本指储存于阿赖耶识中的前世的种子和习气,能产生一切有为法(即现象)之能力。陈寅恪用此来描述深受某种文化环境或传统感染而导致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受到感染的人能在行动过程中化用这种文化传统的特性,产生出新的制度或文化产品。比如他在《四声三问》中提到东晋南朝建康的汉僧并不是直接照搬胡人转读(chanting)梵文佛经的方式,而是在转读汉文佛经时创造性地借鉴了那种方法:

   建康之胡人依其本来娴习之声调,以转读佛经,则建康土著之僧徒受此特殊环境之薰习,其天赋优厚者往往成为善声沙门,实与今日中国都邑及商港居民善讴基督教祀天赞主之歌颂者,理无二致。(15)

   在讨论北魏洛阳城的设计时,他指出主持设计的李冲“为河西家世遗传所薰习,无意之中受凉州都会姑臧名城之影响,遂致北魏洛都一反汉制之因袭,而开隋代之规模欤?”(16)陈氏提出的“薰习”这一观念,实际已接近于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用intuitus来分析欧洲中世纪哥特式教堂的设计和基督教经院哲学之间的关联,或者但丁的诗作《新生》(La Vita Nuova)和经院哲学之间的联系,也接近于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受潘诺夫斯基的intuitus启发而提出的重要观念“惯习”(habitus)。(17)

   通过“熏(薰)习”这类表述,陈寅恪倡导一种能摆脱机械历史因果论以及传统考据式的新史学方法,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史家的视野和对古代文献的史学利用空间,使许多表面没有直接联系的现象和记录都被置于史学的聚光灯下,呈现出新的历史关联。这也使他能大量运用间接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来分析历史书写中提到的孤立事件或行为背后的历史潮流,从涓滴起步,将散落在史料中看似无关的信息变成线索,以惊人的想象力贯穿起来,最后构建出一个宏大的历史图景。对《桃花源记》的解读就是他在早期中古史研究中运用这种方法的著名例子。发表于1956年的《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从史籍中对李栖筠家世背景寥寥数语的描述和李氏个人隐居行为和地点以及最终由科第而出仕这条路径的选择,推断出天宝时代河北的惊人变化。当然对这些研究中具体问题的认识和文献的解读,学界后来都有不同意见,但这种思考方式却颠覆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书写天生就具有的内在限制,从而成为中古史研究中克服史料碎片化的重要手段。今天不少重要的中古史论著中常可见到这种方法的应用,有些更是直接的模仿,比如唐长孺的《〈晋书·赵至传〉所见曹魏的士家制度》就是佳例。

  

   二、唐史研究的转向

  

   1931年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李唐氏族之推测》,可以说是陈寅恪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唐史论文,标志着他在唐史领域展开全面研究的开端。他在此后的十年间发表了十数篇富有开拓性的唐史论文,到1940、1941年战火绵延中相继完成《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时,他的唐史论说构架已大功告成。此后虽仍不断有重要作品问世,但基本未超出这两稿的框架。至迟到40年代后期,陈氏的唐史贡献已获得中外学界广泛的认可。重要标志之一是在1936年12月日本《东洋史研究》第二卷二号,小野川秀美将陈寅恪列入“现代支那名家著作目录”,并将陈氏已发表的35篇文章列出,其中已包括多篇重要的南北朝史和唐史论文。小野川还特别强调陈氏的年龄是44岁。(18)重要标志之二是顾颉刚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史学》,指出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个领域做出的贡献均为最大。他提到魏晋南北朝史处于“荆榛满目”的状态,端赖陈氏的精湛研究才呈现出面目。1947年8月13日,上海《大公报》刊登了一篇书评,不仅同意该书对陈寅恪贡献的评价,更指出:“晋唐之史,荆榛未辟,陈先生创见甚多,后二书(指《隋唐制度》和《唐代政治》)尤为伟制。”可见书评比该书更强调陈寅恪在唐史方面的开拓之功。(19)毫无疑问,至40年代后期,陈寅恪作为中古史大家的地位已牢固确立。

   陈氏的这一史学转向是如何产生的?最明确的发轫应是从1929至1930年间开始。在陈寅恪生涯中,1929是至关重要的年份。此前,他的学术工作是以历史语言文献学为基础的东方学和印度中亚佛教在中土的接受演变史为主,此后这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完全终止,但已渐成绝响。他的精力开始全面投入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尽管在诸多层面仍可以看到前后的学术关注点和取径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和清晰的过渡。我们须从多个方面着眼来探寻转向的缘由。就个人生活而言,1929年的陈寅恪是安定而愉快的,新婚不久的他,“形态丰采,焕然改观”,并私下表示要“专心著述”。(20)但两个外缘因素应该给了他的这种愿望重要的驱动力,即清华学堂变为美式综合教学研究型的清华大学和史语所的建立。前者导致清华研究院的终结和以新型西方学科分类为标准的人文科系的建立,陈寅恪也随之成为历史、中文两系的合聘教授。当今学界和社会对陈寅恪学术神话的想象往往也定格于他在国学研究院的岁月,实际假若没有20年代末清华大学新学术体制的建立,则未必会有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陈寅恪。1929年之后的变化在造就作为史家的陈寅恪的作用,恐怕远大过国学院。

   清华大学人文科系建立时,以西方的学科概念为基础,这或许对于强调打通文史的中国古典之学会造成某些遮蔽和割裂,但各系的建立带来的不仅是教育体制的变化,也是学术理念的变化,也就是遵循一种以问题和方法为导向的教学研究模式的确立。这种模式对长期留学欧美的陈寅恪而言,固然不会陌生,但制度的力量在于能对其中之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型塑作用。1929年,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主要导师,陈寅恪有义务也有压力成为新的学术带头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清华历史系的负责人是深受美式学术训练的蒋廷黻,蒋廷黻鲜明的学术理念和近乎专断的行政风格使他成为类似于傅斯年一般的学术组织者。1931年6月,蒋廷黻在介绍清华大学历史系概况时,明确指出研究中国的历史已成为一种国际的学术,而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虽在考据校勘方面可以与西洋史家比拟,但在史学方法的综合方面却“幼稚极了”。次年他撰文介绍清华历史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时,特别指出晋至唐是其中国史研究的两大重点之一,而且“清华幸而有一位中外公认为第一等学者在此担任讲席”。(21)虽然没提具体名字,无疑是指陈寅恪。这篇报告发表时陈寅恪在中古史方面的诸多做人撰作尚未问世,可以想见的是,面对如此学术安排与期望,有绝大抱负的陈寅恪会不顺势而动。他对中古很多历史问题的观点固然早在此前已开始酝酿,环境却能促使他往更为系统的方向努力。从1929年开始,陈寅恪的研究专题可以说都和他讲授的课程有密切的关联,且课程本身也如蒋廷黻要求的那样,越来越趋向综合性分析。除了历史系,我们也不应忽视任教中文系对陈氏研究的影响。他在中文系的课程偏重中古文学和文人经历的介绍,这使他的中古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文人视角,和通过解读中古正史和典章等官方资料获得的视角形成互补,给予他的历史分析以感性的一面。

   1928年底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导致陈氏史学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930年6月,陈寅恪兼任史语所第一组即历史组组长,这一身份使他必须担负起一些重要的史学项目的指导工作。比如1930年历史组工作就包括编定《金石书目录》《敦煌劫余录》等目录、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同时历史组成员也须随各自兴趣而确定研究课题。(22)该年陈寅恪发表的8篇论文中,有6篇刊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自此之后,这一刊物成为陈寅恪发表其中古史研究最为重要的阵地。

   当然学术环境变化的因素只能解释为何陈寅恪必须致力于历史研究,却不足以充分说明他为何选择中古史尤其是唐史,作为学术上安身立命之领域。余英时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已提供了富启示性的论说,他指出陈寅恪史学工作可分作三个阶段,包括唐史在内的“中古已降民族文化之史”属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和以“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为重点的第一阶段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创获由点而线,由线而面,形成一个有系统的整体。(23)在接受这一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想作进一步说明。1929年5月,陈寅恪赠诗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一联便出于其中。该年1月,新史学的开山者梁启超去世,此时的陈寅恪,虽尚未开始转型后的清华大学的执教生涯,但在意识上已明显转向史学的考察。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危机感并非针对他接受训练的西方东方学界,而是针对日本的东洋史界,说明他对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有敏锐的认知。自19世纪末开始,中国新的史学类著作中不少深受日本影响,比如影响巨大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在结构上即深受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影响,书中有关三国与两晋疆域沿革部分也是抄录重野安绎《支那疆域沿革图》。(24)文化史的代表柳诒徵的《历代史略》也是据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改写。在1930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顾颉刚记道:“予作《太一考》,自谓创见,今日润孙持大正十四年出版之《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来,其中有津田左右助之《太一》一文,则固余之所欲言者也。虽材料不及余所集之多,而早余五年发现此题,殊为可畏。”(25)受近代化影响,日本学者在新材料与新问题的拓展方面,很多地方早于中国学者,且对中国一流学者的成果了如指掌。纵观陈寅恪的唐史研究,他对日本学者的相关著述甚为留意,也多加采纳和回应,远较同时期其他中国学者为多。(26)倘若结合史语所成立和陈寅恪承担的学术指导工作,那么陈氏的此种寄语不妨视作他的史学转向内在驱动力的宣示。

   其次,陈寅恪选择唐史并非纯粹超然,而是在此前提到的那种历史敏感度之下,他很早就认识到清代与唐代的诸多相似性,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间,这可以说是一种视域的融合。两个时代都存在种族、胡汉、党争、边疆和外来威胁等问题。在其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陈寅恪大量引用唐代故实,其中“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之句,常令当代论者感到不解,认为光宣时代岂能与开元天宝的盛世相比。其实陈氏此处所言,并非史实意义上的开元盛世,而是晚唐的相对承平时代。笔者曾指出恰恰在晚唐清流文化宰制的时代,出现了不少追忆开元天宝时代的笔记,其目的就包含对晚唐承平时代的形象建构。假如我们结合陈氏的另一首诗作来看,对此种联系会有更清晰的了解。同样是在1929年,陈寅恪读到文廷式《读〈韦端己集〉》后,题诗一首:

   无端端己费题笺,此意追思一泫然。隔世相怜弥怅惘,平生多恨自缠绵。金轮武曌时还异,石窟文成梦已仙。莫写浣花秦妇障,广明离乱更年年。(27)

关于此诗的本末和意蕴,学界已有论说。胡文辉指出:“陈氏此处实际上将文氏所咏的对象与文氏本人的心事打成一片,表面上是写晚唐事,实质上是写晚清事。”(28)这固然不错,惟稍嫌笼统。学界的争论焦点在于:陈诗中显然将则武望比附慈禧,但武则天时代是唐代盛世,若以慈禧统治时代相配,似乎比拟不伦。就目前笔者所见,坊间对此问题的解说均未达一间,原因即在于对韦庄这样的晚唐文士眼中的晚唐时代比较隔膜。如果我们联系《挽词》中唐代故实的使用,就能领悟到陈寅恪此处的表达,恰恰基于他对唐代历史变化的敏感。翻览韦庄诗作,我们会发现韦庄对唐代从大中、咸通的承平到乾符的大乱的急转直下的变局有生动的描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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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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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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