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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美国的崛起与现代中国

更新时间:2020-12-12 10:15:23
作者: 王立新  

   “太平洋论坛”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系列讲座,本文整理自2020年11月28日太平洋论坛第6期“美国的崛起与现代中国:以‘门户开放’政策为中心的考察”,为“未删节版”。主讲嘉宾王立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与谈嘉宾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立诚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教授。

   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太平洋论坛与大家交流。今年是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个人非常尊敬汪熙先生,曾在1997年复旦大学召开的中美关系研讨会上见过汪熙先生。我个人的教学和研究也从汪熙先生的论著中获益颇多,特别是他关于早期中美关系的论述。汪熙先生最有影响的论文就是在1979年《世界历史》第三期发表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这篇论文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在这篇论文中,汪熙先生提出要重新考察中美关系,特别是要重新评价“门户开放”政策。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重新回顾这篇论文中的一些观点,仍然会觉得是非常准确和深刻的。在这篇文章中,汪先生这样评价“门户开放”政策:

   应该看到“门户开放”政策从本质上说是美国谋求保障和扩大其在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政策,从来就不像有些美国历史学家宣称的“公正”、“无私”和“利他”,但也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这个政策毕竟宣布于一八九九年,是我国被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之际。后来在我国历次的民族危机中以及多次的国际会议上,美国又曾反复重申这一政策。由于这个政策也包含着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利益的相对抗的一面,它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这一评价在现在已经得到了中美关系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普遍认可。但是大家可以回想,那是在1979年,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并且中美刚刚建交。那个时期能够提出这样的观点,不仅需要卓越的学术眼光,还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汪熙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包括非常尖锐的批评,甚至是指责。当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先生和张振鹍先生撰文反驳汪熙先生的观点,不同意汪先生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后来大概有十几位学者也加入了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讨论,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其中也包括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这篇文章所引发的学术争鸣,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对中国的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汪熙先生为开创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41年后的今天我来做这个讲座,也是为了向汪熙先生表达敬意。另外,今年也是“门户开放”政策提出120周年,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日趋恶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门户开放”政策,我觉得是有特殊意义的。坦率地讲,我对这个题目并没有新的研究,因为这么多年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向了美国对外关系史,对中美关系史关注不多,只是因为教学的需要,对“门户开放”政策有一些思考。我想借此机会整理一下我的这些思考,并与大家进行交流,试图从大国崛起的背景下来重新思考一下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对现代中国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一个愿景,而成为了一个现实。中国的崛起无疑会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既有格局构成冲击,对相关国家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中国在本世纪初的崛起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和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美国社会、政界和学界都有不同的看法。前些年,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都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的、稳定的、负责任的中国的崛起,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有“欢迎中国崛起”的表态,取而代之的是猜忌,甚至是公开的对抗和敌视。目前美国社会越来越流行的看法是认为中国的崛起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将挑战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大国的崛起肯定会改变国际关系格局,不同时代新兴国家崛起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今天我想以“门户开放”政策为中心,来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对于亚太地区,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崛起究竟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还是有利于中国的安全与利益?当时中国人是如何看待美国崛起的?是否欢迎作为新兴强国的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展的其影响力?

   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制造业实力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已经超过或者是接近英国、法国和德国三国的总和。所以那个时期,无论是美国人自己还是国际社会,都认识到美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因此美国也试图扩大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向海外投射它的力量。

   1898年,古巴革命的爆发以及西班牙对古巴的镇压为美国提供了机会,美国向西班牙宣战。美西战争的结果是美国打败了老牌欧洲帝国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加入到当时在世界盛行的帝国主义运动中去,成为“帝国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占领菲律宾使美国成为远东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如果没有占领菲律宾,美国的影响不会有这么大。菲律宾位于西太平洋,离中国非常近,离日本也很近,是美国踏上亚洲大陆,特别是进入中国市场的踏脚石。美国当时一些政治领导人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例如美国重量级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在1900年曾说:在三年前,如果美国就亚太地区提出任何政策倡议,其他列强不会在乎,只会耸耸肩一笑了之,但是现在,列强再也不能无视美国的存在。在洛奇看来,列强之所以对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照会给予积极回应,至少没有公开反对这一政策,就是因为美国已经占领菲律宾,列强“面对的是马尼拉的主人”。

   另一方面,美国占领菲律宾后需要保护菲律宾的安全,而菲律宾与美国本土之间又相距甚远,并且在一开始菲律宾人还反抗美国的统治,同时美国国内也有强大的力量反对美国占领和长期统治菲律宾。所以实际上,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对菲律宾是鞭长莫及,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菲律宾一直是美国安全体系中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美西战争期间担任助理海军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曾极力主张美国占领菲律宾,正是他向海军司令杜威下令攻占马尼拉。后来他也意识到美国占领菲律宾是得不偿失的,菲律宾直接面对东亚地区崛起的强国日本的威胁,是美国安全体系中的一个致命弱点,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之踵”。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后的日美交涉中美国做出了两次妥协,即在塔夫脱-桂太郎协定和兰辛-石井协定中承认日本由于领土相近而在中国有特殊利益,都是处于维护菲律宾安全的考虑。所以,美国占领菲律宾带来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这使美国成为远东国际体系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菲律宾成为美国安全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点。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美国的崛起与其他帝国的崛起没有什么两样,也试图进行扩张,与欧洲列强一样追求在海外占领殖民地。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作为一支新崛起的力量,也有新的地方,是一个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欧洲老牌帝国的“新帝国”,其立国观念、国内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与欧洲帝国和日本是有不少差别的。比如在进行海外扩张时,无论是欧洲列强还是日本,国内反对的声音都比较微弱,但是在美国,围绕着美国是否应该占领和统治菲律宾,美国国内兴起了强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帝国主义者在全美范围内组织了“反帝国主义同盟”,通过集会、发表宣言、请愿和抗议等形式,反对美国兼并菲律宾,反对美国在海外占领殖民地。反帝国主义者提出的理由千差万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认为美国占领菲律宾与美国的立国基础相矛盾。美国的立国基础是自治原则(self-government),即合法的统治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就提出,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者的授权而产生的。而反帝国主义者认为,美国没有获得菲律宾人的同意和授权而对它进行统治,违背了美国的立国原则。这种行为不加制止将威胁到美国的共和与民主体制,一旦发展下去美国将从“共和国”变成“帝国”,走向衰亡,就像历史上罗马共和国变成帝国并最终解体一样。

   虽然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最终未能成功阻止美国占领菲律宾,但是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抑制美国继续在海外进行领土扩张的强大力量。此外,由于在镇压菲律宾人反抗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精英逐渐意识到,占领海外殖民地、建立“有形帝国”以扩大美国影响力的方式是得不偿失的。美国兼并菲律宾既是美国领土扩张的高潮,同时也是终点。

   由此看出,美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力量,反对美国外交效仿欧洲,反对美国外交“欧洲化”,提出美国应该运用美国的力量,根据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来重构国际秩序,取代欧洲的旧秩序。大体上在一战结束前后,威尔逊提出了新的国际秩序理念,其思想被称为“自由国际主义”,他提出的国际秩序被称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威尔逊谴责欧洲盛行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外交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张通过自由贸易、国际合作和集体安全来维护和平,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该通过和平竞争共同分享市场而不应诉诸武力追求独占性利益。可以看出,威尔逊试图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扩大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旨在建立一个“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而不是有形帝国。这一点跟老欧洲和新崛起的日本都是不一样的。大体可以说,19世纪末崛起的美国是“新旧参半之强国”或是“亦新亦旧之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际社会的新型力量。

   这一新型力量也为远东国际关系注入了新的原则。我们知道,美国崛起后处理远东国际关系的核心政策就是“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既有“守旧”的一面,也有“创新”的一面,其提出和演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 1784年“中国皇后”来华到鸦片战争爆发,中美之间只有民间的贸易往来,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美之间有了官方的关系。费正清形象地将1844-1899年间的美国对华政策称之为“我也来一份”,即“分取杯羹”政策(“me too” policy)。这一时期美国总的说来还是个弱国(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力量较为薄弱),在中国只有通商和传教的利益,美国没有参加使用武力迫使中国打开门户的活动,也无意谋取中国领土。其政策是确保美国能分沾其他列强在中国获得的权益。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关系总体来说是比较被动的,缺乏独立的对华政策,拉铁摩尔将这一时期美国的表现概括为“搭便车的帝国主义(hitchhiking imperialism)”,以区别于英、法、俄、日等国“积极活跃的帝国主义(active imperialism)”。

   到19世纪末,形势发生了变化,其一是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它不再满足于搭英国的便车;其二是中国面临瓜分危机,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出现美国无法继续搭便车、中国大门可能部分向美国关闭(即列强在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对美国商品和投资采取歧视性政策)的危险。所以,在1899年9月6日,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向美国驻英、法、德、俄、日等国公使发送电报,让美国公使向所驻国分别发出照会。照会提出两个原则:第一,美国承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第二,要求列强保障美国在各国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有平等的贸易机会,包括:对各国商品实行统一的关税税率,而且关税由清政府征收,在港口税、铁路运费等方面对各国商品一视同仁,这就是所谓的“在华贸易机会均等”原则。这是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内容。

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提出是在1900年,其背景是义和团的兴起并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八国组织“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陆,入侵中国,以解救被围攻的使馆并彻底解决中国的所谓“排外”问题。联军占领北京后将如何“处置”中国?是瓜分中国还是要“保全”中国?这已经成为当时国际舆论热议的问题。在这一形势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7月3日指示美国驻欧洲和日本的使节向所驻国政府提交照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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