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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美国的崛起与现代中国

更新时间:2020-12-12 10:15:23
作者: 王立新  
照会除重申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中的两项原则之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即: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实体。海约翰在指令中这样说道:

   值此中国情势危急之际,美国宜在目前情况许可范围内表明其态度。……合众国政府之政策是要寻找一种解决办法,这一办法可以为中国带来持久的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entity),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些权利,并为全世界捍卫与中华帝国所有地区进行平等与公平贸易的原则。

   这是以单方面照会的形式提出的对华政策,也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告别了“搭便车”时期,开始是以大国身份提出独立的对华政策,并且要求各国回复美国的照会。各国都做了回复,有的含糊其辞,有的提出条件,但都没有明确反对照会的内容。于是美国政府发表公开声明,称各国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原则。

   如果说,“门户开放”原则在两次照会还只是美国单方面的政策,那么在1921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门户开放”成为多边国际条约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国际法意义。会上签署的《九国公约》第一条就认可了美方代表团团长、美国国务卿休斯(许士)提出的原则,即所谓的“许士四原则”。该条规定各签约国:

   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

   施用各国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

   第一条是对“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实体”的发展;第二条要求列强不得干预中国内政,以使中国逐步建立能够维护秩序和稳定的统一政府;第三条是1899年“贸易机会均等”的发展;第四条则强调各国不得利用中国的内乱追求独占性的特殊利益。

   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与19世纪在远东(中国)盛行的国际关系原则是有很大差别的。19世纪盛行的是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原则,武力被视为打开中国门户和瓜分中国领土的合法手段,各国追求在中国的所谓特权和独占性利益,并任意干涉中国内政。《九国公约》实际上是提出大国在中国要和平竞争,放弃以武力宰割中国和追求独占性利益的做法。《九国公约》与华盛顿会上签署的《四国条约》还提出,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大国间应该协商而不应单干。协商固然有利于列强联合对付中国,但同时大国协商也有助于约束在中国企图追求独占性利益的列强,主要是日本。特别是日本希望在中国单干,甚至不惜以武力在华寻求独占性利益,包括领土,大国协商的原则对日本是一个约束。日本方面对是否签署《九国公约》是犹豫的,担心会束缚日本的手脚,但最终是主张与英美协调的力量占了上风,这些日本的所谓自由主义者相信通过发展与英美的贸易,通过和平竞争,日本可以获得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因此愿意承诺不再以武力追求在华独占性利益。

   通过《九国公约》,“门户开放”原则实际上成为一战后远东国际关系新的规范和准则,超越了19世纪欧洲列强建立的帝国主义秩序。美国倡导的这一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中国这样的弱国的。

   “门户开放”政策这当然有对中国不利的地方,因为它承认现状和条约特权。在华盛顿会议上,列强虽然答应放弃没有条约的依据的在华特权,比如在华的邮局和电台等,但反对立即取消治外法权和关税控制权,只是承诺会就该问题进行调查和协商,渐进放弃这些特权。

   大体说来,以“门户开放”政策为中心,20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华政策有三大目标:第一大目标是获取中国市场,这是美国商人最在意和孜孜追求的目标。美国占领菲律宾的动力之一就是菲律宾临近中国,可以成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垫脚石。19世纪末主张向西班牙宣战和兼并菲律宾的“帝国主义者”,无论是西奥多·罗斯福还是马汉、麦金莱、洛奇,都相信中国巨大的市场可以解决美国商品过剩问题,缓解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

   第二个目标是要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刚才谈到,无论是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还是《九国公约》,都包含这一点。美国之所以要将其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目标,除了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无法通过占领中国领土获益外(具体原因前文已有提及,实际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1899年瓜分危机时都有驻华外交官提出美国应该在中国东南沿海割占一块土地或获取某个港口作为海军基地,但都遭到美国国务院的否决),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中国的“完整”是获取中国市场的前提,如果中国被肢解或者被独占,中国的大门可能对美国关闭。第二是安全和战略的考虑,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涉及到远东国际力量的平衡,如果一个强国在独占中国后成为亚洲大陆的霸权国家,菲律宾的安全就无从保障。事实也证明,日本占领中国东部后,菲律宾的安全就岌岌可危。

   第三个目标促进中国的“文明化”和现代化并进而扶植中国。这一目标在“门户开放”政策的文本中并不存在,主要是体现在美国一些人士的行动和抱负中,特别是传教士群体对这一目标最为热衷。从1830年开始,传教士陆续来华,高峰期在华传教士大概有六七千人。他们来华除了要让中国人皈依基督外,还试图传播对中国“基督教化”有利的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促进中国所谓的“文明化”和现代化。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但是自近代以来处于衰败之中,遭受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欺侮,而美国是个新兴国家,如果这一古老的国家能够在美国的帮助和扶持之下,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极为荣耀的事情,那也就实现了美国所谓的国家使命。这是一种朴素的支持和帮助弱小国家的心态,反映了传教士身上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当然这种心态是居高临下的,对中国人的尊严是一种伤害。而传教士的心态和观念又对美国普通民众产生影响。此外,扶植中国在一些政治家看来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为只要中国处于贫弱和内乱的状态,东亚的稳定就无从谈起,中国 邻国如俄国和日本就会从中国的内乱中渔利,从而损害美国的利益。换言之,在美国一些政治家看来,正是中国的贫弱和动荡“引诱”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扩张,所以中国的稳定、繁荣和强大可以打消日本的念头,从而有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正是传教士的理想主义和政治家的战略考量共同促进美国决策者在一些历史时期将促进中国“文明化”和现代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威尔逊总统对中华民国的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后期努力扶植中国成为大国的努力都反映了这一目标。

   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是,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政策和行动与中国的国家安全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毋庸否认,美国是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享有条约特权的列强之一,我们过去称美国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简单化,但大体上也是符合史实的。有些条约权利,现在看来属于国家之间正常的关系,比如贸易和投资的权利、外国人在中国旅行、居住和购置土地的权利。但有些条约权利则是不平等的“特权”,比如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定权,五四运动之后反帝爱国运动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两项特权。除此之外,美国在中国驻有军队(北平和天津),美国军舰享有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自由航行权。这些所谓的“条约权利”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不过,美国在20世纪初就承诺不会永久地享有这些特权,将视中国国内的改革情况逐渐放弃这些特权。美国提出的理由是,中国的司法制度落后、野蛮,中国政府不能够有效保护在华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所以治外法权不能够立即废除。而中国长期以来中国没有统一的政府,如果放弃外国对中国关税的控制,会使地方势力获得关税,从而加剧中国的割据与内乱。这些当然都是借口。在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压力之下,美国根据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原则,于1925年启动了法权调查,到1931年已经接近达成取消治外法权的协议。后来由于“9·18事变”,谈判被迫搁置,一直到1943年中美新约签订,美国放弃了在华治外法权。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问题之条约》,美国放弃对中国关税的控制,中国获得了关税自主权。

   不过,美国的崛起总体上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是有利的。从清末开始,中国多个政府的决策者都试图利用美国力量来促进中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远东政策也有助于中国抵制日本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一些美国领导人也愿意帮助中国。第一个例子是20世纪初美国的“金元外交。塔夫脱政府试图运用资本的力量扩大在远东的影响力,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试图修建一条与中东路平行的锦瑷铁路。而当时的清政府则采取“以夷制夷”的战略,试图引入美国的资本来抵制俄国和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渗透,防止沙俄和日本独占东北,支持该计划。这一计划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也反映出两国利益的一致之处,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力量的介入实际上有利于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和安全的。

   第二个例子民国初年的“二十一条”谈判,相关的史实大家应该很熟悉。日本趁列强陷入欧战无暇东顾之际,提出了几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威胁中方代表不得向报界或者其他国家泄露消息。当然中国方面并没有屈从日本的威胁,每次谈判结束后,顾维钧秘密会见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商讨对策,芮恩施建议顾维钧将消息向外界透露。相关消息被英美报刊披露后引发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对日本构成很大的压力,美国政府也反对日本的要求。正是在国际舆论和美国等国的压力之下,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的部分要求,特别是对中国主权损害最为严重的第五条。中日签订协定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同时向日本和中国发出照会,明确表示不承认中日两国已经达成或即将达成的任何有损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妨碍中国政治和领土之完整、破坏“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和协议。美国政府后来解释说,美国知道这一照会无法阻止日本强迫中国接受其要求,但该照会为以后在条件成熟时讨论这一问题预留了法理依据。在华盛顿会议上,也是在美国的劝说、协调甚至一定程度的压力之下,日本同意会议期间单独与中国进行谈判,解决了巴黎和会遗留的山东问题。山东问题的解决,当然有助于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任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了“不承认主义”,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能认可任何情势的合法性,也无意承认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可能损害美国或其在华侨民条约权利的任何条约或协定,包括涉及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这一有关中国的国际政策在内的条约和协定,也无意承认因违背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1928年8月27日《巴黎公约》的条款和义务所导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这是美国政府又一次援引了“门户开放”原则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也再一次说明“门户开放”政策中“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原则实际上是美国反对日本武力侵华的条约或者国际法的依据,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从“9·18事变”到1938年,美国一直引用《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反对日本侵华。当时的历史史实也表明,日本非常担心各国会依照《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反对日本的侵华行动。所以一直到1938年11月,日本在公开场合一直表示不会破坏《九国公约》,并且宣称是中国破坏了《九国公约》,因为中国的反日运动损害了日本在中国享有的条约权利。日本还诡辩称,中日之间的冲突是东亚两个国家的地方性冲突,与《九国公约》的原则并不违背。

1938年11月18日,时任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向美国发送照会,明确表示东亚情势业已发生变化,过去处理东亚关系的原则不在适应新的形势,日本将不再受《九国公约》及其有关文件的约束。这是对“门户开放”原则的公开蔑视,日本从此走上了废弃《九国公约》、脱离华盛顿体系、构建所谓“东亚新秩序”的不归路。这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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