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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寻求富强——中国近代的思想范式

更新时间:2020-12-12 10:09:41
作者: 王人博 (进入专栏)  
而革命便是这种激情的最佳释放方式。中国近代历史也因此由革命把控,由革命谱写。

   梁启超《新民说》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一说。中国近代先进人物通过建构现代国家而实现富强的思想虽然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奉献了有价值的智识和真诚。梁启超一生善变,但始终未变的是他的“强国主义”情怀,一生都努力通过融会中西寻找中国的富强之路。严复目睹近代中国一系列挫折,晚年深陷绝望,并说过回到孔孟这样的话,但他从未否定自己为寻求富强之道所从事的译介西方著作的事业。他最终是以“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彪炳于世。让人遗憾的是,这些先进人物的思想和智识一旦转化为军人政客在实践层面的具体作为,又显得那样丑陋。譬如,他们虽然把宪法政治看作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构造和象征并加以追求,然而近代中国却没有一次像样的立宪活动。制宪者要么把宪法看作自己谋得大位的一道程序,要么通过立宪使权力的专横有个正当的外衣。他们打着立宪的旗号干着攥住最高权力的勾当,所以恐吓、暗杀、收买、贿赂就成了立宪活动中的家常便饭,有的连立宪的基本常识都无所顾忌。按照常理,现代国家都是先成立制宪会议制定宪法然后再行选举,而近代中国的制宪连这个基本程序都维持不了,而奉行的是先选总统再制定宪法的恶规。这样一来,制宪就变成了操纵,宪法的价值是为权力垫脚。思想是美好的,而行动却很下作,这是近代中国政治的一个写照。原因多种多样,思想者是新的,干事的人却是旧的,这是两种力量对峙思想输给行动的结果。

   由此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近代的思想者热心于现代国家的构建,而什么样的现代国家能实现富强?宪法政治与富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往往超出思想者之外。事实上,那些后发而又实现了富强的国家,在短时间内并不是因为宪法政治,而是因为组织起来的国家自身。德国和日本就是例证。就拿日本来说,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算不上西方意义上的宪法,这个宪法的名称就包含着反宪法的东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行的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宪法政治,而是天皇集权制。而近代中国的思想者把明治日本看作是宪法政治的国家算是一种误读。近代的中国人对日本始终有一种复杂心理:既艳羡它取得的成就,又把这种成就归结为与中国不同的“宪法政治”;日本既被看作中国的最大威胁,又被视作中国最好的老师。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称呼让中国人既愤恨又嫉妒——一个曾经的小国,通过效法西方现在变成了“大日本帝国”。而“大日本帝国”的变身则是由野蛮扩张而完成的。日本人知道,一场甲午战争就让日本从中国攫取了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约合四亿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也只有八千万日元左右。也就是说,光是甲午一役,日本就从中国拿走了相当于其年财政收入五倍的巨额款项。这种通过战争实现的富强也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扩张来维持,这叫“路径依赖”。近代日本的帝国主义本性最终也只能在美国那里结束。二战的结局,说明了靠军国主义实现的富强必须担负着失掉国家的代价。二战之后日本在美国宰制之下,通过立宪主义的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宪法政治国家,并得之于此,实现了国家的腾飞,成为二战后仅次于美国的真正富强发达国家。

   日本的富强之路既让日本人自己困惑不解,也让同属东方国家的中国人唏嘘不已:歪门邪道的富强不会长久,只有宪法政治之下的富强才是长久之道。

   言以至此,算是一个正文前的必要啰嗦,“是为序”。

  

  

选自《寻求富强——中国近代的思想范式》一书作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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