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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浦劬: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初创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20-12-12 09:50:04
作者: 王浦劬 (进入专栏)  
为了操作和应用的方便,不得不省去繁复,简化约略,使得条理更加清晰。这样一来,原有的渊源脉络所滋生出来的纠葛被掩盖,学科的分界变得清晰起来。”[7]此后,这样的知识体系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加工,并且随着美国地位上升而辐射到世界。而近现代政治学即为在美国诞生和形成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

   随着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学科”又逐步演化为类型化知识体系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培养专业人才的知识体系,这就使得其中包含复杂繁多的元素。如果以“学”为其根基,其中至少包含着学识、学术、学者、学生、学习、教学等元素,包含着学术认识、学术研究、学术教育、学术组织等体系。

   为此,人们对于近代社会科学的学科诞生和形成的标志,往往见仁见智、各取不同。比如,如前所述,西方近代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创立和形成,是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的创立为标志的,其中蕴含着学科、学术、学者和学术组织体系的综合标尺和考量;比如,清末民初,东渐的西方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纠缠,使得众多学者“借鉴来源不同的西学,以建立自己的体系,都希望在统一的整体框架下将各种新旧中西学术安置妥当,尤其是力图将中西新旧学术打通对接。各人的体系分别相当大,反映了各自所依据的蓝本以及对这些蓝本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8]因此,时人对于学科的认知常常因人、因学甚至因校而异,究其共通之处可见,其标尺主要是学术知识体系;再如,我国新时期政治学科的恢复重建,通常是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其标尺显然是全国性学术共同体和专业学会组织的形成。

   北京大学政治学者金安平、李硕有机结合学术知识和高等教育,选择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三个基本要素即学术、学科和学系的综合发展,作为学科从发端到创立的衡量标尺。“近代学术和近代教育是以近代意义的大学为重要依托和基地的,而大学又是以学科和学系的建立与形成为基础和核心的,它们互为影响因素。因此,在近代学科史的研究中,必须要有学术、学科、学系三位一体的综合视角,将学术史、学科史、学系史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接近准确的描述和把握。”[9]这一综合视角既体现着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本质的认知,又涵盖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育成型的主要外延。这就是说,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本质上是关于社会政治现象及其相互联系的专业思想和知识体系,这种体系包含着诸多分支体系,包括政治学专业化知识构成的知识体系、政治学专业化研究的学术体系、政治学人集聚交流的学术共同体体系、政治学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和学习训练体系以及政治学专业化的组织管理体系,这些体系交融结合、相互构建,共同形成了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以此为标尺量度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初始发育和发展成型,可以本质而完整地呈现学科整体和发育状况。

   据此可知,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孕育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院”的政治学科课程,问世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的政治专门讲堂,发展于1909年的独立专业本科教育,完成于1913年的第一届政治学专业本科毕业,确立于1919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正式成立,前后历时长达20载。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京师大学堂创立伊始即是专业化的学术、学识、学习、课程和学生等多方面体系的有机融合,表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问世之初就逐步形成了多重专业性体系复合和相互融合的完备学科体系。在这诸多要素和体系中,又以高等学校政治学系的设置为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创立完成的重要标志。这就进一步表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形成之初也许呈现为专业化知识体系和研究体系,但是,只有这些知识体系和研究体系发育发展出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以及学科管理体系时,才能确认其完整学科的形成和创立。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多要素多体系发育和创立时间的冗长,以学科创立和发育周期迟滞的形式,折射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艰难。同时,在知识和学术转型意义上,体现了近现代政治学术、学科和知识体系嵌入旧有传统知识体系的困顿,显示了旧制度环境下构建近代政治学科多重体系的曲折。在废弃旧学创立新学的过程中,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立,既面临着旧势力旧传统的重重阻挠,又承载着新学识新学科处处幼弱的培育艰辛,更经受着新学科于现实政治和学生就业的效用的严峻考验。

   第四,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初始到创立的演进呈现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再到本土化尝试的学术发展和运行轨迹。作为戊戌维新的产物,初创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知识结构和体系,无疑带有浓重的西方政治学的特质,考察其学识、学术、学者、学习、教学等不难发现,其学科要素,基本是西方舶来品。

   但是,与维新派的初心大不相同的是,留存和兴办新学的统治者和旧官僚的始衷,却是使新学服务于旧统治和旧秩序,并且为之培养政治人才。新学科与旧宗旨的冲突,酿出了中体西用的革新主张,办学者正是以此原则开始了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主政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的办学思想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总体框架下,注重传统经学,兼学西学。“反映在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上就是将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分为六堂‘课士’(‘课士’指上课和考试),这六堂分别为‘诗’‘书’‘易’‘礼’‘春’‘秋’。”[10]1899年,学堂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开始变化,加大了近代西学的内容。尽管如此,京师大学堂政治学课程首先培养的却是学生的传统政治和纲常伦理思维。

   及至1902年,恢复重建的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深感大学堂的学制设置远远不能满足维护政治统治和培养新政人才的需要,在考察日本和美国等多所大学的学制之后,设计了学堂学科的新章程,实际上,无论学习日本,还是模仿美国,都意在使得包括政治学科在内的大学堂课程体系、学科设置和专业科目演化成西学模样。在这其中,由于管学诸臣积极主张仿效日本,日本的学科和课程体制的影响更大些。尽管如此,日本近代以来的学制和课程,大都也是从西方、尤其是从德国选择性模仿而来,因此,“总体上,仕学馆的课程体现出一种明显的传统向现代、中学向西学的过渡特征。在以西方法政知识为主的体系框架中,交织熔融着中国固有的知识要素与内容。”[11]及至1912年,民国教育部通电各省,“前清用书,如《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它有碍民国精神的科目,须一律废止;前清御批等书刊则一律禁止采用”。[12]政治学门的课程1912年调整和修订后从原来的19门增至宪法等27门课程:[13]基本上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科的课程。

   随着西方政治学的引进和消化,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联系的政治学科并不满足于纯粹引进和移植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和内容。在具有五千年连续文明的古老国度,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政治和治理要求,近代中国政治学科逐步转向尝试政治学科本土化及中国政治学独立设立议题的努力。就其内容和话语系统来看,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本土化的初次努力,呈现明显不同的取向和特点,大而要之,这种努力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中文话语对于西方政治学基本概念和知识的解说,代表作如1902年杨廷栋编撰的《政治学教科书》、1906年严复的《政治讲义》,1910年梁启超的《宪政浅说》,等等。这些本土化努力实际上只是西方政治学的汉语介绍或者解读,缺乏基于本土政治的原创性思想、知识和方法。二是以现代政治学名义解说皇权政治和君主政治,代表作即1902年出版的《皇朝政治学问答》,就其内容来看,实际上不过是“用了‘政治学’这样一个当时流行的现代学科的概念并且模仿政治学的叙事框架讲解清朝政治,实际上表述的却是传统君主政治的一套模式。”[14]这种所谓本土化努力,不过是旧学和皇权政治伦理的翻版,本质上悖逆现代化潮流和取向。三是北京大学陈启修教授为代表的,积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和方法与中国本土政治现实相结合的本土化努力,“在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二十几年的时间后,陈启修就敢于尝试开创一种与之不同的新政治学,是极其难得的挑战和创新。”[15]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本土化,就前两种努力来看,或者思想失之肤浅,或者取向悖逆迷误。而北京大学陈启修教授的本土化努力,不仅积极阐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和方法,而且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政治,堪称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积极努力,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政治学本土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第五,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具有巩固和完善政治统治的国家学说的学术倾向和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研习和教授政治统治和为政之要的传统学术逻辑。虽然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初建到创立过程大多移植了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和课程,但是,从政治学的课程内容和学术内容来看,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却以统治集团的需求取舍西方政治学术和课程内容,加之京师大学堂的学科、学术、知识和课程设置,除了来自欧美,很大程度上从日本转口而来,而“日本明治时代的法治思想与学术受德国国家学的影响很大……因此,中国政治学发生初期深受德国政治学的影响”,[16]由此使得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具有保守的国家政治学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典型特征,实际上缺乏对于西方近代民主革命和民主制度基本原理和政治哲学的深刻阐释和准确把握。

   首先,从政治学科课程体系来看,晚清京师大学堂设置的仕学院,到仕学馆,到北京大学设置的政治学专业,基本层面实乃国家学,或者是对于国家、法律、财政及其制度的政治学解释。“在北京大学初步形成了基于现代分科教育的,与世界主要国家可以对话的‘法科—政治学系’;以政治学基本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与思想、行政学(尤其是市政学)、外交学、宪法学、公共财政学、国际关系为主要课程框架的学科体系。”[17]虽然在1912年北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的要求对于政治学科课程进行了调整,在课程设置中同时出现了“政治学”与“国家学”这两门政治学专业核心课程。但是,就1912年调整后设置的27门政治学课程来看,基本是国家法律、国家制度和国家政策的综合,实际上仍然是以官吏培养和治国技能养成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的课程体系。[18]

   其次,从政治学学术体系来看,在北京大学形成的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以国家或者政治权力研究为核心而展开的学术体系。这种范式的学术研究,从当时北京大学政治学科代表性学者的学术研究可见端倪。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的张慰慈教授在其代表作《政治学大纲》中明言,“政治学是研究国家如何发生,如何进化,找出因果变迁的公例(历史的政治学);并观察现在国家的性质及组织和所处的环境,所发生的变端(叙述的政治学);更从这种性质、组织、环境、变端之中,找出根本观念和具体的原理原则(纯理的政治学);拿来做怎样应付现在政治环境,解决现在政治问题,创造新政治局势的工具(实用的政治学);这就是政治学的涵义”。[19]张慰慈教授甚至干脆把他为政治学科开设的市政学课程也归为国家学。同时,作为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本土化作为新政治学的代表学者陈启修教授,学术的视野也集中于国家政治权力方面,他认为,政治也就是人类关于政治权力的活动进程,政治的核心概念就是“权力”。“以权力关系为核心的政治现象中,‘政治权力的形成’、‘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均衡’、‘政治权力的将来’是环环相扣、彼此承接的关系。具体说来,政治权力的形成包含四个层面的具体内容,分别是权力的发生、权力的固定化、权力的神圣化、权力的人格化。”[20]相形之下,作为近代政治本位根基的社会成员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内容,在政治学术中却普遍薄弱甚至缺位。

政治学科发端时期的这种以国家理论为核心的政治学术,相对以传统的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治国学说,无疑是学术和学理的进步。不过,人权、自由、民主的学术薄弱甚至缺位,显示当时的中国政治学科和学术不过移植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国家制度之表,缺失了其政治制度之魂,也许因为如此,这样的政治学学术研究并没有成为民主主义革命的精神灵魂和行动指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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