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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建平: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析论

更新时间:2020-12-10 22:25:53
作者: 易建平  

   摘要:苏秉琦先生的社会演进理论是当前中华文明探源工作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受到学术界广泛推崇。不过,论者关于其中“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关于它们与“原始文化”“史前文化”和“文明”等传统概念之间的关系缺乏准确一致说明。有的时候,那些界定与说明之间,逻辑上还互相抵牾。而且,“三历程”“三部曲”与“三模式”三大板块描述用语不一致。“三部曲”是一个文学用语,并不十分适宜用来描述人类社会演进过程的规律。尤其是,苏先生在进行理论创新时,忽略了一些基本的科学程序。这类问题严重影响了苏秉琦社会演进理论的准确表达和有效传播,有必要加以辨析和澄清。苏先生理论的创立处于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开展的早期阶段,受到当时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等方面的限制。后人应该使用更为严格的科学程序与科学方法解决理论包括概念创新问题,不断推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并且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

   关键词:苏秉琦 古文化 古城 古国 文明 科学程序

   作者简介:易建平,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州510631)。

   中华文明探源是当今中国学术界最为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其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之多,在广义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罕有其俦。它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中国学术界甚至在国际学术界都十分引人关注。这些成就促使我们修正和完善一百多年来主要由欧美学者创立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进而提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践的社会演进学说,推进我们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然而,我们恰恰是在这一理论方面的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甚至,从基本的科学研究程序来看,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第一个阶段,也即确定“文明”与“国家”两大基础概念的阶段,我们的工作还大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直到现在,我们尚未看到该工程有可以经得起严格科学程序检验的“文明”与“国家”的定义,尤其是,尚未找到如何将理论上的定义用之于实际上的史前考古材料甄别的有效方法。

   在以往的研究中,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借鉴的主要是摩尔根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问题是,这一学说毕竟是将近一百五十年前形成的。在这期间,人类学、考古学与历史学积累了大量的新材料,相应的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发现这一理论本身存在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它与中国文献、考古以及民族志材料所反映的中国历史实际多有不合之处。比如说,摩尔根将地缘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视为国家形成重要标志之一的观点,就与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事实明显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进化论者塞维斯等人的学说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大有逐渐替代古典理论之势。在这新旧理论交替过程中间,中国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重要的有苏秉琦的三历程、三部曲与三模式说,谢维扬的部落联盟模式与酋邦模式说,王震中的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和邦国—王国—帝国说,严文明的古国(=酋邦=原始国家)—王国说,张忠培早期的方国(古国)—王国—帝国与后期的神王之国—王国—帝国—党国说,李伯谦的古国—王国(方国)—帝国或酋邦—王国—帝国说,王巍的邦国—王国—帝国说。苏秉琦先生的学说创立最早(其中最早也影响最大的“三历程”说距今已经30多年),至今仍然是影响最大者,仍然指导着中国许多学者尤其是考古学家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工作。以上列举的其他诸家之说,除谢维扬之外,或是直接从苏秉琦的理论演化出来,或是明确可以看到苏秉琦理论的印记。王震中就曾直接说明其本人主张与苏秉琦理论的关系:“苏秉琦先生曾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三种形态说……吸收苏先生三阶段划分法的合理内核,避开他所使用概念的模糊性与随意性,即更换‘古国’、‘方国’这样的词汇概念及其对于红山文化已进入古国、良渚等文化已进入方国的认识,近年我提出了‘邦国—王国—帝国’说。”一方面,这些事实说明,苏先生理论影响之巨;另一方面,短短的二十多年来,有那么多学者,包括推崇苏先生的知名学者,其中还多是苏先生的学生,并不完全遵循他的学说,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说明可能他们发现,这一理论也存在着需要修补完善的地方。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认为,苏先生忽略了新进化论的理论,尤其忽略了塞维斯的酋邦学说,其“古国”概念不如“酋邦”可以更为有效地解释中国材料。二是发现,作为苏先生学说的个别核心概念难以准确把握。有对其十分尊崇的学者甚至直接说其有的概念定义不清楚。最严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苏先生“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论出来不久时期。当时,安志敏等人认为,苏先生过分拔高了红山等文化的地位,将“文明的因素”看作了“文明”本身。

   有了以上研究作基础,本文就有望对苏秉琦先生的理论提出更多思考。我们发现,概念定义不清楚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在这一理论当中不是个别现象。比如,在本文将要讨论的“三历程”当中,每一个历程也即苏先生从原始社会演进到文明社会的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都存在着定义上需要澄清的地方。本文从“古文化古城古国”之“古”字字义分析入手,进而讨论“三历程”“三部曲”与“三模式”之间的逻辑关系及描述用语,来探究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最终发现,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以解释整个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演化过程的时候,苏先生并未遵循理论创建所必须遵循的科学程序,这是这些问题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现在学术界一般将苏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与原生型—续生型—次生型三模式概括为苏秉琦的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理论。严格来说,使用“文明”来作其理论的定语,并不足够。苏秉琦的学说,还包括“古文化”,它占据的时长,从旧石器算起在中国以百万年计(到底是一百多万年还是二百万年,学术界尚有争论),远远超过苏秉琦所说“文明史”的最长“上万年”。故此,本文使用“社会演进”来代替学术界常用的“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也即将通常所说的苏秉琦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理论概括为苏秉琦的社会演进理论。实际上,他讨论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的历史,我们应该再将其加以限定,概括为苏秉琦的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理论。为简略计,我们还是称之为苏秉琦的社会演进理论。这一理论较为完整地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国家以及进入国家发展阶段之后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其中,重心在“三历程”,而这也是苏先生学说影响最大的部分。这也是我们选择它来做本文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三历程”的三个发展阶段,均以“古”字限定,我们就以此字入手,来探究其所指。

  

   一、“古城古国”与“文明”的关系

  

   苏秉琦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描述的是从最早的原始社会开始到进入国家社会的人类社会的三个发展“历程”。描述这一整个演进过程,在国际学术界包括中国学术界,都有好几整套大家包括苏秉琦先生熟悉的概念,尤其是包括苏先生应该十分熟悉的摩尔根和恩格斯的概念。然而,苏先生弃这些于不顾,不做说明不做论证(本文指科学意义上的说明与论证)地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新“概念”,也即“古文化—古城—古国”来进行描述,这导致其他学者,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对其准确含义的把握都十分困难。

   第一,苏先生所说的这三个历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使用了“古”字来作定语。对此,读者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古”字是与“新”字相对应的。然而,我们在苏秉琦接下来的理论当中,也就是“古国—方国—帝国”这“三部曲”当中,并未看到“新”字。

   第二,“三历程”中的三个“古”字,准确的意思很难把握。关于这一点,分析起来颇为困难,需要花费较大篇幅。

   先看一段引文:“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古城主要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并非指通常所理解的城市或都市;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在同一次讲话中,苏先生又说,“有理由相信”,最早的“古城古国”产生于夏家店文化下层时期,这“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

   第一部分引文是苏先生最初系统提出“三历程”理论时候的经典解释,也是他关于“古文化古城古国”最为系统最为连贯的解释,或全部,或部分,学术界引用最多。当然,在提出“三历程”理论以后,这并非他关于这三个“历程”尤其“古国”的唯一解释。不过,以后的解释再无这么系统这么连贯过,而且,多个解释往往不相一致。

   在上述引用的第二部分,苏秉琦明确说明,最早的“古城古国”出现于“文明昌盛的时期”。“古城古国”与“文明”或“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后来他总体上是坚持了下来,并且,态度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肯定,虽然,“古城古国”到底是出现于历史发展实际尤其是“文明”的哪个时期,不同的场合他往往说法不一。

   比如,他在发表于1991年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说:“古城、古国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变革的产物,作为数种文明因素交错存在、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成为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在这里,至少,“古国”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虽然,“古城”按照文本理解应该是“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也就是,“古城”尚未“进入文明时代”。此处应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段话与上引“古城古国”产生于夏家店文化下层“文明昌盛的时期”之说法,就“古城古国”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苏先生的认识是退了一大步。当然,他将“古国”与“文明”联系的态度则更为肯定。

   另外,与《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讲话大不一样的是,距离这次讲话不到10个月,他就将“文明”至少“文明的曙光”出现的时间放到了红山文化后期,将许多时候与“文明的曙光”紧密联系的“古城古国”的出现提前了1000年左右。我们来看看下述材料:

   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辽宁朝阳发现的这一组红山文化后期的遗物、遗迹群(指坛、庙、冢等——引者注),是否反映了氏族社会的解体或开始解体,以及是否传达了文明的曙光或讯息。

   比历史悠久、连绵不断更为重要的,当然还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问题。辽西红山文化三种文化遗迹的发现,已拍下考古纪录片。片名未定,拟用“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曙光”。取名意图是:这三种文化遗迹的年代要早于五千年……

   按照苏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在“1986年正式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这种看法苏先生之后并未有过根本的改变,有所改变的只是态度越来越肯定,时间越来越提前。

   1986年8月4日苏先生再次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时说:“……东山嘴村……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牛河梁村……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型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一个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头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及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猪龙’……说明了我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

   在1987年发表的《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中,苏秉琦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中华文明曙光的象征——红山文化坛、庙、冢”。

   在1989年5月发表的《写在〈中国文明曙光〉放映之前》一文中他说:“……古史记载的五千年文明古国究竟是真实的历史或仅是一种民族的传说?80年代以来,经过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对此已经出作(原文如此——引者注)肯定的答复……”

在1992年的专访《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中他说:“……五、六千年间的红山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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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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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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