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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建平: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析论

更新时间:2020-12-10 22:25:53
作者: 易建平  
特别是在它的后期,社会发展上出现了飞跃。证据是,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地带的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特别是那座直径60、高17—18米,顶部有冶铜坩锅残片的‘金字塔’,以及三县交界处在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只有宗教、祭祀遗址而缺乏居住遗址的情况,以及赤峰小河西发现的一平方华里的‘城址’等,都表明,不论当时有无‘城圈’,社会确已进入了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的阶段。”

   在1993年发表的《论西辽河古文化——与赤峰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约一千年”;“红山文化时期是古国的开始,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方国的开始。”

   更晚几年,他在1996年11月接受香港《明报》专访,又一次对红山文化后期坛、庙、冢所反映的社会进行了定位:“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与大面积宗教活动场所相应的生活聚落,想必也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分化,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从红山文化中看到的这种基于社会分工、分化而形成的‘古国’,我归类为‘原生型文明’。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既然如此,既然“古城古国”是打破“古文化”也即“原始文化”(讨论详见下文)“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新时代的标志,那么,这两个以“古”字作为定语的发展阶段,意思就正好是与前一个“古文化”的“古”字所表示的发展阶段相对立的。第一个“古”字是“原始”的意思,后两个“古”字却是“最早”“最初”“第一次”打破“原始”旧时代进入或即将进入“文明”新时代的意思,第一个与第二个尤其第三个“古”字之间,意思完全对立。第一个“古”字,是“原始”是“旧”,第二个第三个“古”字,是“文明”是“新”或至少即将是“文明”是“新”。不做仔细分析,读者容易将三个“古”字混为一义。

   我们的分析更进一步表明,从现有的文本当中,要准确指出苏先生的“古城古国”尤其是“古国”所属时代是十分困难的。从开始的夏家店下层到红山文化后期,“古国”到底是出现在“文明曙光”的时期,还是“文明时代”,本身“成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还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序曲”时期,还是“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的“中华文明史”的时期,恐怕都是难以确定的。

   其实,更为困难的还不在此。更为困难的是,苏先生所说的“文明”本身到底出现于何时,难以确定。现有的材料表明,苏先生比较引人关注的说法有,“文明”出现于“上万年”前,八千年前,五千年前,四千年前。当然,在这几处不同的说法中,“文明”出现的标志就不一定都是“古国”了,而可能是“古国”,可能是“玉器”,可能是“农业”,可能是“掌握了对付自然的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苏先生所说的“文明”到底出现于何时,标志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要回答,较之“古文化古城古国”之“古”字字义分析,难度更大,我们只能放到以后再讨论。

  

   二、“古文化”之“古”字语义分析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甚至,“古文化”之“古”,是否就是“原始”的意思,尤其,在苏先生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现在看到的文本中,仍旧不是可以明确解答的。比如他的以下文字:

   ……现在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目的是对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加以重点研究……

   古文化古城古国在这里的特定涵义是什么呢?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

   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可以概括为三种文化,属于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新石器时代,以红山诸文化(包括前红山、红山前、红山后和后红山文化)为代表。约从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间……

   统名红山的理由是:一,红山文化分布面最广,影响最远;二,喀左东山嘴,相当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遗址、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以及附近多处积石冢等,说明了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苏先生还说,1975年在承德召开北方七省文物工作会议时他就提出要保护“古城古国”,“当时指的主要是历史时期的遗存,而没有同时指出史前文化遗存这一重点;也就是说,没有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

   关于“古文化”与“原始文化”的关系,在后来1991年12月发表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苏先生还有一种解释:“到距今5000年前后,在古文化(原始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

   从以上两篇文献的引文中,我们可以获取以下几个结论。

   1.“原始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

   2.“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

   3.“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

   4.“古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

   5.“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

   6.“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又等同于“史前文化”。

   7.在辽西地区,“古文化”等同于“新石器时代,以红山诸文化(包括前红山、红山前、红山后和后红山文化)为代表。约从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间。”

   8.在中国的古文化当中,“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从以上8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关于“古文化”之“古”其意谓何,关于这一“古”字与“原始”和“史前”的关系,是很难准确指出来的。通过这一“古”字,要想知道“古文化”到底出现于何时段,等同于何时段,至少可以得到以下6种解释。

   1.等同于“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那个时段。

   2.等同于“古文化”也即“史前文化”与“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个时段。

   3.“主要指原始文化”那个时段。

   4.等同于“原始文化”时段。

   5.等同于“史前文化”时段。

   6.等同于“原始文化”又等同于“史前文化”那个时段。

   这6种解释每种都不一致。通过这6种解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6个问题:“古文化”到底是等同于“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还是等同于“史前文化”与“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个部分,还是“主要指原始文化”,还是等同于“原始文化”,还是等同于“史前文化”,还是等同于“原始文化”又等同于“史前文化”?面对这6个问题,实际上,恐怕没有人可以从苏先生现存的文本中找到准确解答。

   其中,第4、5、6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的学术背景是,大家熟悉的“原始文化”与“史前文化”是并不相等的两个概念,并且,苏先生是清楚知悉这一点的:“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相对,史前史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具体来说,中国史前史是指商代以前的历史;同时,不限于中原、不限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凡960万平方公里以内的古人类遗址和原始文化遗存,都属于中国史前史的范畴”;“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史前史不等于原始社会史。”在这里,苏先生清清楚楚地强调:“史前史不等于原始社会史”;“凡960万平方公里以内的古人类遗址和原始文化遗存,都属于中国史前史的范畴。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之所以说“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史前史不等于原始社会史”,原因在于,“史前史”有一部分处于文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史前史是指商代以前的历史”,而商代之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知道,在商代以前,按照苏先生多次说明的,中国早在红山文化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古国”,这是“文明曙光”或“文明的曙光”,进入了“文明时代”,是“原生型文明”,属于“文明史”;甚至,中国“文明启步”的时间距今已有“上万年”。即便按照苏先生最早的说法,中国也在商代之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进入了“文明昌盛的时期”。根据苏先生自己的这些解释,我们得出的“史前史”大约等于旧石器以来直到商代以前的历史,时间“以百万年计”; “原始社会史”则可能至多只减去“上万年”。

   上述那段话是1991年年底才发表在《考古》杂志上的。不过,我们恐怕不能假设,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苏先生这样主攻史前考古的泰斗才分辨清楚“原始文化”与“史前文化”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这种常识性的知识。因此,我们唯一可以假定的是,在进行“三历程”理论创新的时候,当他抛弃学术界所常用概念而进行新概念创制时,并没有进行细致推敲,从而导致了以下严重纰漏(先抛开苏先生新概念本身解释之间的不一致不说,抛开他的“古文化”到底是等于以上哪个时段不回答):(1)错误地将“原始文化”等同于“史前文化”;(2)因而错误地将“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从而等同于“史前文化”;(3)从而错误地将“古城古国”当作“历史时期”的文化。关于(1)(2),从上面各个引文当中,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出来。关于(3)还需要进行简单的推论,过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既然“古文化”等同于“原始文化”从而等同于“史前文化”,那么,“古城古国”也就是与“古文化”也即“史前文化”相对立的“历史时期”(或者,“主要是历史时期”)的“文化”。确实,苏先生也曾经这么明确说明过。前面所引他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讲话中对自己1975年保护“古城古国”的建议作解释时明确说过,“古文化”是指“史前文化遗存”,“古城古国”“当时指的主要是历史时期的遗存”,“现在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目的是对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同古城古国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加以重点研究”。

   第二,按照苏先生1985年最初提出“三历程”理论时的说法,最早的“古城古国”可能产生于夏家店文化下层时期:“距今四千年前后,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我们有理由相信,还有……或可称作古城的遗址没有被发现……还有些早于西周的、曾见于古文献的燕山以北‘古国’没有被发现。”到了上引论及“史前文化”与“原始文化”区别的同一篇文章中,苏先生更是将“古城古国”出现的时间大大提前:“到距今5000年前后,在古文化(原始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此后,将“古国”出现时间提前到红山文化后期的说法,苏先生一直坚持了下来。

   第三,当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先生实际上就已经将“古城古国”出现的时间提前到红山文化后期,也就是说,提前了1000年;虽然,这个时期他不一定直接提到“古城古国”。我们知道,在讨论红山文化后期的许多时候,苏先生都使用“文明的曙光”之类用语来概括“坛、庙、冢”等文化遗存,而后者正是苏先生所说“古城古国”至少“古国”标志性的遗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苏先生“文明的曙光”之类用语理解为“古城古国”至少“古国”的出现。

   第四,如前所述,苏先生后来明确并且正确地说明,“史前史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因而,“历史时期”“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时期。

第五,既然出现“古城古国”的夏家店文化下层或红山文化后期都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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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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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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