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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辛:论道说礼——中国古代文物的基本精神与核心构成

更新时间:2020-12-10 21:29:38
作者: 张辛  

   一、导言

  

   前不久,考古文博学院召开了纪念苏秉琦先生110周年大会,在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题目是“苏公的意义和关于考古学本体的思考”。苏公意义我讲了五点:1、由斗鸡台到中州路。这是类型学在中国考古学研究运用的真正开端和典范;2、由类型学到区系类型学;3、由考古而历史。提出“万流归一”“满天星斗”“方国、王国、帝国”等;4、由“通”而“专”,或者说在“通”的基础上的“专”;5、由敬畏而欣赏。由苏公名言“摸陶片可以净化心灵”可知。关于考古本体论的思考我主要提出三点:1、中国考古学研究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样,必须“道”“器”结合,必须由“道”——形而上的考察,“器”——具体事物、现象的两方面进行,因为中国文化是道文化,人道文化,是精神性突出的文化。2、考古学属于人文,并非科学,因此不能技术化、科学化。3、中国考古学有其特殊性,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必须要有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基础,因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早、最丰富而相当完整的历史文献记载。

  

   中国考古学研究之所以有今天举世瞩目的高度发展,主要是因为老一辈考古学家在引进和实践西方考古学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实现考古学的中国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今人不可企及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学养基础。作为舶来品的考古学只是在考察遗迹遗物的形态及其发展演变的逻辑过程,而并非是实际的历史进程。一直以来流行的一种说法,考古学的目的旨在复原古代社会,这只是一种空想。原因是考古资料毕竟只是片段、局部,或侧面,我们不可能把古代遗迹遗物和盘托出,考古学材料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而且中国考古学的大发现时期已经过去,考古学研究最终还是要落实在考古材料的研究上,因此就必须像苏、宿二公为代表老一辈考古学家那样由“通”而专,就必须与历史文献,与金石学、考据学,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以至艺术等相结合。

  

   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必备两大前提:一是联系性思维的能力;一是形而上的观照能力。前者主要是指知识构成,是指对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及其之间联系的认知能力;后者则是指研究具体事物、现象和事实之上的道理、规律、理念及法则等的观照和思维能力。考古学属于历史学,充斥人文精神,必须心存敬畏,要与古人有同情心,多读经典、原典,要养成阅读好习惯,而最终实现由通而专。

  

  

   二、论道

  

   《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道出了古代先贤对宇宙、世界、社会和人生的高明而到位的见识。上天宇宙浩瀚无边,构成林林总总,但看穿了无非有两大构成:“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所谓“形而下者”即是“器”,即器物、生物、事物等,即看得见,摸得着,有面、有块、有色,可以定性定量的东西。它非常重要,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人类不可或缺。所谓“形而上者”就是看不见,摸不着,没有面、块、色;不可比、称、量的东西。比如“心”和“神”。首先:“神”,其确然看不见,摸不着。但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未必不存在,未必没有价值。孔子说:“祭神如神在”;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者之谓神”;老话说,三尺之上必有神灵;康德说:“神是人类社会的起点”,等等。这是中西哲人共同的见识。神是一种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高尚的,超然的存在,是社会制衡的力量,是社会约束的机制,是人类敬畏的对象。理由很简单:因为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认知能力强有限,行为能力有限,而只有人类才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因而只有人类才有所恐惧,有所戒慎,才有敬畏之心,才有宗教情怀。黑格尔说:“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好像是没有祭坛的神庙。”形而下的“器”之于人类,固然不可或缺,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但形而上的本体论的支撑,则更为重要。一个民族没有“神”,没有灵魂和信仰,没有精神支柱,就没有了发展绵延的动力,就失去了发展的文化根基和命脉。社会就必然走向无序,走向混乱。这个民族的成员就如同精神浪子,无所皈依,无从着落,没有精神寄托,没有精神家园,没有信仰,就必然走向平庸,走向物质,走向功利,而诚信必然流失,道德必然滑坡,悲哀一定发生。

  

   中华文明是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或印度河流域都不同,它没有形成大面积的灌溉农业,而长期处于一种“靠天吃饭”的自然农业状态。这就是我们的国情,就是中华文明赖以生长发育的天然根基和生态基础。于是,人类与天、与大自然的关系就有了它的特殊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托,不可分离。人在天底下活着就心安理得,不感到恐惧,寂寞和无助。于是中华民族没有发育出任何真正意义上宗教。于是礼乐就成为中国古典社会有序运行的两大支柱。于是中国文化就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文化——道文化、人道文化、礼乐文化,一种以道为内在依据,以礼为外在准则,以中庸观念为核心的礼乐文化。

  

  

   那何谓道,韩愈说:“读书必先识其字”,故要理解“道”,必须从“道”的古字和本义开始。“道”的古字由首、止和行三部分组成,由此《说文解字》指出了它的本义:“所行道也”。而既然是一条道,那无论大道、小道,无论水路、陆路,无论西方文明之道,还是中华文明之道,只要是道,那必备五大元素:1、主动者;2、起点;3、根据;4、途径;5、归宿。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是中华文明之道,那前三个元素相对重要。第一个元素“主动者”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重人,重人道。荀子云:“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第二个元素“起点”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重根,重源头,重传统、重祖宗,重大人,与西方文明大异其趣。第三个元素“根据”最重要,它决定了中国文明的独有结果:五千年绵绵不断。我们的人文祖先根据什么而开辟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三大文明的发展道路?孔子告诉我们:是天道,是我们人文祖先根据天道而走出来一条中华文明之道。《易文言》说:“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指出天道乃中正之道。我们人文祖先正是以中正的天道为根据,为原则而开辟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而这条道就被孔子称之为“中庸之道”。

  

   中庸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教养的集中体现。中庸有两个关键词,一曰中,二曰庸。中者,适中、合适之谓,力求适时、适地、适度;庸者,“用也、常也”(朱子语),用即用中,即按照合适的方式做事。常即常规、常态、常行,就是日常、经常、正常,就是不可更改者。因此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观念是处理天人关系、人人关系以及人自我身心关系的最高准则。所谓中庸有两大标本:上天,祖先;中庸的内涵、标准和基本表现形态只是两字:序、和。“礼也者,天地之序也;乐也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上天既是严整的秩序,更是圆满的和谐。秩序与和谐,是上天宇宙运行的大准则。我们的祖先发现了这一准则,并以此类规划、安排和组织中国社会,于是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中国文化被塑造成一种典型的礼乐文化。中国古代文物正是这种独特文化的典型产品。

  

   为此,我们由“道”的五大元素,可以对“道”做出如下总结,1、“道”的第一元素主动者,决定了中国文化基本性质:道文化,人道文化,是从人的生命关照出发而最终落实到人的生命关照的文化;2、“道”是中国文化的起点、根基、本源和由来:3、“道”是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是中华民族形而上的本体论;4、“道”是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途径;5、“道”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和归宿,印证钱穆先生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的论断。而这五个方面正是包括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在内的人文学术研究的基本着眼点、重心或前提。

  

   三、说礼

  

   如何理解“道”是内在根据?这非常简单:我们人文祖先开好了一条道,我们子孙后代就顺着这条道走下去,就必然会一步步展开新的境界,一步步接近目的地。如果没有道,我们漫天遍野地行走,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因此“道”至关重要。但人类经验告诉我们,如只有道而没有交通规则也是走不好,走不通的。因此“礼”就很自然地提了出来。所谓礼,说穿了就是保证把道走好的交通规则,理性的表述就是:外在准则。于是道和礼,一内一外,一里一表,相辅相成。因此中国文化既是道文化,也是礼文化。从内在品质上说是道文化,从外在特征上说就是礼文化。总之是以道为依据,以礼为维系的礼乐文化。

   礼本来是一种事神行为。《说文解字》讲:“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的古字由两部分构成,上边是“玉”,下边是“鼓”。玉是礼器,鼓是乐器。礼字本身就包含着礼和乐两个层次。于是古人造字时就把行礼以玉以鼓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永久地记录下来。我们知道,康德说:“神是人类社会的起点。”但中国的神与西方的神不同,西方的神是彼岸世界的主宰,是唯一的、至上的。中国的神则是此岸世界的,现实的,因此是多元的,是把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神化的结果。其首先神化的是上天,其次是祖先。于是中国的神主要有两大系统,即天道自然神和人道祖先神。中华民族原有的传统信仰体系就是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两大系统。

   荀子等先贤告诉我们,天地者,生之本,物之本;先祖者,类之本,人之本。上天创造生命、化育万物生灵;祖先创造人类,给与我们个体生命,因此要回馈,要报答,报答上天祖先之大德。如何回馈,报答,空口无凭,于是礼的行为就发生了。《礼记》说:“礼,报本反始也。”所谓礼就是回馈和答谢上天和祖先的行为。那如何送礼?人类的经验无非是四个字:投其所好。于是,我们先人历史性地选择了玉作为向上天贡献的礼品,作为沟通天人的主要媒介;选择了牺牲、黍稷、酒醴等作为向祖先贡献的礼品,并选择青铜器作为盛装这些特定礼品的特定盛具;选择了钟、鼓之类作为向上天祖先行礼时用以振奋情感,激扬情绪的特定乐器;选择了钺、戈、矛、戟之属作为祭祀上天、祖先时维护秩序,营造气氛,以隆其盛的仪仗器;选择了车马器,选择了丝帛礼服等等。于是成就了一个灿然的礼器制度体系。因此我一再强调,礼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的主要的,核心的和最具代表性,最有价值的构成。

   那本来是向上天、祖先送礼的行为,为何转化演变为“外在准则”?对神灵必须虔诚、恭敬,送礼不能一哄而上,混乱而为,必须围绕一个“序”字进行,必须要有秩序、次序,要合程序,要有规则。礼的指标,礼的基本精神就是序。如何实现秩序,就需要排队,排队的前提是分别。只有把男女、大小,或社会地位的高低、血缘关系的远近,把公、侯、伯、子、男分别清楚,才能排好队,排好了队,就实现了秩序。有秩序才能实现和谐,“礼之用,和为贵”,礼的功能就是实现和谐。所以《礼记》说:“礼别异,乐主和。”这就是孔子所说:“明乎郊社之礼,褅尝之义,治国其如示掌乎!”的真正意义所在。

   《礼记》曰:“礼也者,天地之序也;乐也者,天地之和也。”二程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礼的基本精神是序,乐的基本精神是和。秩序与和谐是天体宇宙运行的大准则。祖先发现了这个准则,于是“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把这个大准则用以规划、安排中国社会。于是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礼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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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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