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徐立刚:珍贵档案折射赵元任的精彩人生

更新时间:2020-12-09 10:11:41
作者: 徐立刚  

  

   江苏常州在近现代名人辈出、群星璀璨,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则是其中在国际上耀眼的学术巨星。

   赵元任(1892—1982)博学多才,跨界于文、理、艺术,尤其具有语言、声乐天赋。他是康奈尔大学理学学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频频往返于中国、美国及欧洲之间,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同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多年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顶级名校,先后当选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通晓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10多门语言和33种中国方言,将自己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西方先进理论和科学方法相结合,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驰名国际的结构派语言学家。他将西方音乐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是中国现代音乐学先驱、优秀的作曲家、“中国的舒伯特”,有130多首音乐作品,其谱曲的代表作《教我如何不想她》是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中国音乐经典作品。赵元任于1973年、1981年回中国大陆探亲、作学术交流时,分别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的热情接见。

   赵元任1938年在美国定居,1950年代加入美国国籍,196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他退休后把自己一生保存的档案都捐给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使得该校成为收藏赵元任档案最集中的地方。

  

赵元任档案的来龙去脉

  

   赵元任一生执教于中美多所名校,为何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自己职业生涯归宿地,并将自己的档案捐给该校?这要从赵元任的人生经历与个性谈起。

   194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打电报催促在美国的赵元任回国,要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本已辞掉哈佛大学教职、准备回国的赵元任急忙推辞。赵元任是一位谦谦君子、性情中人,他风趣随和,不与人争,只做学问,不问政治。他对自己的长项、弱项都有清醒认识,当初跟夫人杨步伟恋爱时就说自己打算一辈子不做官,不做行政管理之事。赵元任因为学术威望和好人缘,有好几次当大学名校校长的机会,但他都坚辞不就。

   第一次是1925年5月,赵元任接受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聘请,从欧洲游学归国到上海。恰逢国立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争执双方相持不让,杨杏佛等人要赵元任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因为赵元任与争执双方都是朋友,为双方所佩服,他出来当校长可以平息争端。赵元任吓得连夜坐船北上。丁文江在天津前来接船,得知原委后,又好气又好笑,直骂他没出息。

   第二次是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要委任赵元任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赵元任却荐贤自代。后来中央研究院的蔡元培和杨杏佛要赵元任当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赵元任又推荐傅斯年,自己只当个语言组主任。

   第三次是1931年清华大学闹起校长风潮,清华大学教授评议会的人找已离开清华的赵元任想办法。赵元任请翁文灏暂代校长,并推荐时任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的监督梅贻琦回国当校长。翁文灏代理了两个月还未见梅贻琦回来,着急了。赵元任于1932年赴美替回梅贻琦,自己在华盛顿当了一年半留美学生监督。不知情的人都笑话赵元任不当清华大学堂堂校长,而去当该校因留美学生减少而即将撤销的监督。[1]

   这次是赵元任第四次拒绝当大学校长。朱家骅第二次来电报说赵元任当中央大学校长的呼声最高,第三次则打电报给杨步伟,让她劝丈夫就职。杨步伟回电说:我知他非行政人才,请另选高能。杨步伟提议赵元任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暂避一年,于是赵元任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东方语言系教授。

   后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赵元任就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而没有回国,直到1963年71岁退休。他在此当了16年教授,这里是他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待得最久的地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此成为赵元任的职业生涯稳定的归宿地,赵元任退休后便将自己的档案捐给了该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副馆长兼该校东亚图书馆馆长、赵元任的再传弟子周欣平博士介绍说:赵元任生前十分注重收集和保存档案,他的档案共有近23万件,分为38箱保存。这些档案覆盖了19世纪末到1982年这一漫长的时间段,内容大致分为六类:日记、文书、手稿存集、讲演授课资料集、私人札记、来往书信。赵元任的日记从1906年14岁写到1982年89岁。他的第一则日记写在1906年:“十二时至溪山,拟在彼午餐而晚矣。遂稍待,众皆至养济踢球,余至青年集益社取书。”文书包括赵元任就职的中美两国一系列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团体的大量相关档案。如1941年4月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聘请赵元任为中文研究教授的聘书,年薪6000美元。书信包括赵元任与中外学界众多名人的来往信函,如胡适、傅斯年、李方桂、杨联陞、李济、陈世骧、梅贻琦、钱思亮、裘开明等,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2]

   此后几十年里,赵元任档案陆续有一些提供利用,但大部分封存未动,一直没有整理编目,更没有进行数字化。201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档案馆与该校东亚图书馆合作完成了编目工作。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在国内缺乏系统档案的大概唯有赵元任。2017年12月,常州市档案局(馆)档案征集小组一行四人,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查阅和征集赵元任档案。他们征集了赵元任档案的全部目录,档案复制件17件(包括手稿9件、信函7件、报纸1件);查阅了赵元任的部分日记。[3]

  

赵元任的方言调查档案


   赵元任档案里有一份赵元任1930年代在中国国内做方言调查时亲笔写的外出调查需用物品清单,即“文具:中国信纸、中国信封、洋信纸、洋信封、毛笔、砚台、墨、钢笔杆、钢笔头、旅行用蓝墨水、红蓝铅笔、铅笔刨、小刀、铅笔、橡皮、剪子、线绳、厚打字纸、543打字纸、薄打字纸、复写纸(黑蓝)、吃墨纸、发音费本、记账本、调查表格(各种)、图钉、别纸夹、糨糊、胶水、练习簿、猴筋、明信片。”[4]这清单写得十分细致周全,体现出赵元任认真严谨的调查态度。

   赵元任提倡田野调查,搞实验语音学,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做方言调查的学者。他的语言敏感性极强,能辨别各种细微的语音差别。他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并掌握一种方言乃至外语的规律。为了了解中国的语言状况,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赵元任和他的助手们扛着沉重的录音设备,深入民间调查,辗转许多地方,克服重重困难,考察和研究近60种方言,其科学严谨、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令人叹服。

   1927年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赵元任带着助教杨时逢,到江苏、浙江的吴语区域各县的乡镇,调查吴语方言。杨时逢也是赵元任的内侄,1927年起跟随赵元任十多年。他回忆当时调查情形:“从南京沿着京沪杭铁路,每站下车,如镇江、丹阳、无锡,再乘小火轮船到宜兴、溧阳,又转同无锡……各处寻找学校学生做发音人,记录该处方言。有时一天跑二三处,常常夜间找不到旅馆,连小的客店也找不到,只好借宿在乡间农村人家。”“想起那时京沪铁路的交通,还算方便的,尚且如此,后来在那些乡下找发音人记音,实在也太辛苦了。”“我在旅店里常常深夜醒来,还看见他的房间里灯光亮着,我想他总是写日记或看调查记录。”调查了一个多月后,赵元任回北京继续整理调查的材料,写成《现代吴语研究》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成为后来研究方言的范本。杨时逢说:“我们在清华二年多的时间,每天的工作总在十小时以上,姑父跟我虽在一个大办公室内,可是我们的工作进行,除了有些不懂的地方需要请教他以外,我们差不多整个的时间都各行其事,从不闲谈浪费一点时间,尤其姑父对于工作特别认真。他的这种态度,实在令人钦佩。”[5]

   1936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带着丁声树、杨时逢和吴宗济三名助理及一名工友,到武昌调查湖北方言。吴宗济回忆此事说:他们一共调查了60多个县,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选取每县两名学生作为发音人,让其相互交谈,三个助理每人一个房间,分头调查记音。助理们在招待所布置录音室,擅长听记声调的吴宗济出主意想办法,租来棉被挂满四壁以隔音,买汽车灯泡接在蓄电池上以保证照明。“我干的这类‘钉钉敲敲’的玩意……没有想到竟被先生都写进《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总说明’中。这说明先生对青年人的一点点成绩,竟然如此巨细不遗地予以介绍。还有一点,也足说明先生的胸襟。他在调查报告封面上的著者署名,是把四个助理一起列入的(调查时是丁、杨、吴三助理,整理时加了董)。这就和当年的一般学术权威的做法不同。”[6]助理董同龢并没有参加湖北方言调查,不过后来参与了湖北方言调查材料的整理工作。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著作人也是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

   吴宗济跟随赵元任仅两年多,但赵元任的言传身教留给他极深印象:“先生对助理们,是以因材施教,自己领悟为主的,这样的引导,似松实紧,似浅实深。”“先生从不给你填鸭式的灌输,而是提个头儿,让你自己去想去说,然后给你指点。”赵元任对几个助理一点架子也没有,“周末假期还经常邀助理们来家‘打牙祭’(改善伙食),或亲自驾车带我们郊游……”[7]

   赵元任于1920年冬在清华学校任教时,为来华讲学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担任翻译,表现优异,其语言天赋得到公认,由此他将研究语言学作为自己终身的主要事业。作为杰出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在中国各地方言的调查与研究上贡献非常大,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方言调查档案,科学地记录了民国时期国内各地的方言状况。

  

赵元任与胡适之间的书信档案


   赵元任保存了大量与中外学界众多名人的来往信函。赵元任档案里有一封胡适于1942年9月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胡适在信中倾诉他卸任民国驻美大使后的近况、打算,内心的酸甜苦辣、犹豫烦恼。“前晚才搬定房子。我这一个月真是忙的头脑昏乱,竟没有写信给你们。……我现在没有什么计画,想先住下,多睡觉,少说话,少见客,把这一年里减掉的十三四磅肉先‘养’回来,然后打将来的计画。”“我自己觉得这回‘退休’,真是我个人万分侥幸!此时若不走,三五年中怕走不掉。我是五十一岁的人,有几个‘三五年’可以浪费?”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未立即回国,而是从华盛顿搬到了纽约东81街104号。在信的右上角告知住址、电话时嘱咐:“但请勿告他人,以省应酬。”[8]

赵元任与胡适保持了数十年的通信联络,面临人生重大抉择时有些内心想法,彼此也在信中交流。1940年7月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给赵元任写信吐露:“我若不做大使,一定回北大去教书,因为那是我爱做的事,而中研院长是我不爱做的事。做大使也不是我爱做的”。[9]在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1949年8月,胡适在信中诉说他在美国“精神上十分苦闷”,“不愿意久居外国”,“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844.html
文章来源:《档案与建设》2020年第9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