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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奇:“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 ——悼念王元化先生

更新时间:2020-12-09 10:08:08
作者: 林同奇  
例如,民族危亡已迫在眉睫;而年轻的王元化不仅满腔爱国热诚,而且正燃烧着“为真理献身的英雄意愿”(夏中义语),他终于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救亡运动。从此以后,作为学者/思想家的王元化就慢慢隐退。他有时自愿,有时半自愿,有时非自愿地去从事许多具体的社会活动或政治任务,陷入所谓 “身份认同”的困境,导致了某种“人生错位”。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这种人生错位,随着政治波澜的起伏不定,直接影响了他的学思活动的特点,使他的学思活动明显地呈现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8-1954):这个阶段是他学思逐渐定型的时期,不可忽视。他在1938年入党之后,立即成了一个文艺战线的尖兵,需要在弥漫着政治硝烟,布满日伪特务、暗哨的环境下进行统战工作,扩大党在文艺界的影响。幸好当时江苏省地下文委的领导人,像孙冶方、顾准都是一些品德才华兼备的人物,他们不仅鼓舞了青年王元化的斗志,而且对他的为人治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在这阶段,他的学思集中在文学领域。除了文学创作外,他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文章[大部分收集在《文艺漫谈》(1947)和《向着真实》(1952)两本文集中]。他读了几乎所有可以找到的汉译世界名著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特别钟情19世纪俄、法、英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经典作品。他后来说自己是“19世纪之子”,根子就在这里。他从基督教的家庭中接受了大爱的教义。正是这种大爱经过人道主义文学的滋润,得到充实、扩展、深化,终于把他引向了马克思主义。他说:“(我)至今(1992年)仍然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并说自己:“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走向人道主义的十九世纪文学。相反,倒过来,正是从我对十九世纪文学的强烈爱好而对马克思学说的人道精神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点很重要,因为他的许多朋友都是通过向往民主、自由,经由政治激进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也是人道主义文学促使他拥抱了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1938年他写了《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一文,试着把启蒙与救亡结合起来。我不知道他是否受到当时张奚若和陈伯达联手发起的 “新启蒙运动”的影响才写出这篇文章。他后来不赞成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提法可能和这段经历有关。

  

   19世纪的文学作品还哺育了他质朴深沉的审美趣味。1992年我曾问及他对司汤达和雨果的看法,他说:“(司汤达)身上所体现的19世纪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精神看来似乎不及雨果那样鲜明显赫,那样热情奔放、淋漓尽致,但实际上是更深邃、更丰富、更复杂。”他还说:“也许我受到我国传统艺术审美趣味的浸染,我不大喜欢那种筋骨外露、一览无余的作品。”他说他最喜欢的还是契诃夫的戏剧,因为契诃夫做到了“功夫深处却平夷”,把“平凡的生活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最深刻最完满”地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在文艺观方面,他和当时许多左翼青年一样,喜欢阅读俄苏的文艺理论,尤其是所谓“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理论。其中又以别林斯基最符合他的审美情趣。他说:“我始终不能忘记,我在四十年代从教条主义摆脱出来时,别林斯基的艺术观对我所发生的影响。他帮助我把自己的零碎感受提升为一种观念。”根据这句话的上下文,我认为王先生所指也包括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正确的世界观对文艺创作有决定性的作用;作家必须首先改造好世界观等一系列断语。而别林斯基和王先生则认为作家“必须把自己的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 “在艺术形象的真实性之外没有甚么(政治)倾向性”,作品不应该有“筋骨外露”的倾向性,“真正的倾向性不能游离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之外”。对于此,王先生说“使人不得不想起拉普派的观点”。

  

   拉普派是苏联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一股极“左”的文艺思潮,主张文艺要政治化,把文艺争论和党内派别斗争挂钩,迫害了大批文艺工作者。王先生还指出《讲话》发表时曾遇到文艺界不少人的质疑,其中包括冯雪峰、胡风、阿垅。他自己在1951年写了《论倾向性·世界观·人格力量》一文,也提出了质疑。我不知道是否别人也曾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可能有拉普派成分,王先生的提示可能是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讲话》在1949年全国文代会上被推崇为文艺工作的大纲大法。王先生逆潮流而“思”,再一次显示他的独立思考的力度。

  

   毋庸讳言,王先生当时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比起大后方,思想资源相对贫乏,当时在重庆、昆明可以很容易接触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儒学、太虚法师的佛学、金岳霖的逻辑实证论、雷海宗和林同济的形态史观、储安平等人的费边主义。造成这种单一性的另一原因是外语能力的不足。王先生汉语功底深厚,可以顺利进入中国的经史子集;他的英语在教会的中小学中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可惜18岁以后没有机会深造。他可以精读细研英语著作,但快畅阅读的能力不够,错过了熟悉掌握多姿多彩的西方思想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阶段逐渐养成一种终身未改的、不同于正规学院派的学思运作方式。作为一个文化或政治战线的尖兵,他得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党的需要对文艺界随时出现的新动向或具体问题做出快速反应,即就某一具体的特定的人物、事件、观点,乃至一本新书、一条新闻展开学习与思考,并随即写出散篇论文。他几乎没有机会围绕一个学术性课题展开现代学术规范所要求的系统的、穷尽的搜索和研究。因此,尽管他有很强的考据和思考的能力,但是在这阶段他始终没有写出一本称得上学术性的专著。他的学者/思想家禀赋在完成尖兵的任务中无法得到施展。如果没有“反胡风”运动的迫害,他很可能终生做一个知名的左翼文学批评家,和思想家擦肩而过。

  

   第二阶段(1955-1979):1955年“胡风事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曾说“我的一生主要得益于自学”,而他自学的最重要的时期就在这一阶段。如果说前一阶段的自学只能是浮光掠影地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在隔离审查的严酷环境下,他反而赢得了充分时间,让“思想回到自身的宁静”(黑格尔语)。不论读书或思考,他都有可能而且也确实地做到了熊十力的勉语:“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他的学者/思想家的性情第一次得到展露,上阶段的“人生错位”也随之消失。

  

   王先生的自学的另一特点是学思并进。这个特点可能和他往往得按照具体任务开展学与思相关。一旦一个任务下达,他得按任务的要求去学与思。因此他没有“读死书”“死读书”的习惯,总是边学边思。这个特点在他后来不断地写读书笔记得到进一步表现。他的读书笔记既记下了知识事实,也记下了他的思考成果。

  

   不过,不同于1990年代,在这阶段,他更侧重于学。可以说在这阶段他“选修”(即“学”)了三门“核心课程”:黑格尔思想、《文心雕龙》和莎士比亚作品。每门课都断断续续修了好几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且在每门课“结业”时都写出了“论文”,那就是近年出版的三本书:《读黑格尔》(2006)、《读文心雕龙》(2007)、《读莎士比亚》(2008)(简称“三读”)。这三本书虽然最近才出版,但其主体都是在这阶段完成的。王先生曾说:“我觉得这个‘读’字比较妥切地表达了这三本拙著的性质。”突出 “读”字就是突出“学”。足够的学养是有成效思考的先决条件。王先生在这阶段的“学”为他1990年代的“思”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分析一下“三读”的内容有助于理解这个学思特点。

  

   《读黑格尔》是王先生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和《美学》两本书的读书笔记,分上下编。下编是原始读书笔记,当然,以学为主,但又杂以思;上编是读书心得,以思为主,杂以学。可谓学思并举,步步为营。他曾说,自己“读书的习惯是精读,不善于从涉猎中获得知识”。学思并举使他的文字往往散发出智慧的闪光。他曾劝我也写些读书笔记,我已照办,发现效果很好。我愿意向青年学者推荐这种方法,因为它是积累知识、磨炼思想的好办法。

  

   《读文心雕龙》是王先生这一阶段的代表作。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本读书笔记,只不过由于学思缜密、前后连贯,故以专著的形式出现。这本书切实做到了熔考据与义理于一炉,体现了他所服膺的学术与思想统一的原则。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考据为主,仔细考订了刘勰出身贫寒庶族(不是像许多人所说的出身士族),可以说做到了“有思想的学术”;书的第二部分以原典释义为主,提出了“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既富创见,又实之以考据,可以说具有“有学术的思想”的特色。另外,王先生在这本书中秉承熊十力强调的“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这条原则,把自己的释义分为“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力求厘清作者的原意,附录则着重阐发自己的见解。这种做法比较圆满地体现了王先生自己的诠释学思想[王的诠释学比较接近赫希的史学诠释学,但又不受他的束缚]。

  

   至于《读莎士比亚》,它汇集了西方八大名家对莎氏作品的评论,译为中文本是为进一步研究莎氏作资料上的准备,其价值不在于“思”。因此,我认为“三读”的内容足以说明王先生在这阶段的学思特点是学思并进,以学为主。

  

   综观这一阶段,王先生不仅在写作上斩获甚多,而且他的知识结构也得到很大扩充,即从文学领域拓展到哲学领域乃至史学领域。但是我认为这阶段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思辨能力有明显提高。十年磨一剑,正如上文所说,经过和黑格尔思想的苦缠苦斗,他发展出一种多层次、多侧面、曲折进展的运思能力,这种能力是一切思想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不过,在这阶段他仍然保持早年的针对具体事物展开学思的习惯,例如,《读文心雕龙》就和某些“规范化”的博士论文或专著不同。它不是从某种抽象的学说或固定的模式出发,而是从《文心雕龙》这本书中所提出八个具体问题或观点出发,并以文本诠释的方式展开学思,找出其中内在联系而缀连成书。这种特点是研究与理解王先生著作必须掌握的线索。

  

   “文革”结束,经过两年徘徊,中国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王先生理应更好地发挥他的学者/思想家的禀赋,但是历史不同于逻辑,作为思想家的王元化的出场还得推迟十年。

  

   第三阶段(1979-1989):1979年王先生正式平反后,复出中国文坛。这一次他不是以一个文艺尖兵的身份,而以一位文化思想界的大员身份出场,而且他立即投身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思想大潮之中,迅速成为一位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1981年他和王力、吕叔湘、钱锺书、王瑶等同时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他的许多著作得到出版或重印;许多地方请他演讲;1982年他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赴北京参加十二大;1983年他襄助周扬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讲话稿;同年6月他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不久他被选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访问团团长率团访问日本,并在日本七所大学演讲;是年10月,他任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夏征农为组长)。1985年王先生辞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职务后,这类分心的社会活动也一直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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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论王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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