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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周制与秦制:传统中国的两种政制类型

更新时间:2020-12-08 10:02:01
作者: 冯天瑜 (进入专栏)  
这是诸侯割据、封臣林立的中世纪欧洲、日本,土王如云的印度所不可比拟的。

   秦制的皇权拥有高度的威势和执行力,可以“办大事”(如筑长城、修驰道、掘运河以及统一度量衡、编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令古今人叹为观止的大制作),同时,又竞相运用其强势权力驱使、敲剥臣民,造成一个接一个的“暴政”。秦汉之际人们以“暴”形容秦制,“西汉鸿文”贾谊的《过秦论》为其名篇。《过秦论》通过对秦国盛衰的回顾,指出秦因变法图强而得天下,又因“仁义不施”而失天下。文曰: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概括秦王的特点:刚愎专断、疏远臣民、严刑峻法、迷信诈力、暴虐天下,这也是一切皇权暴政的共有禀性。贾谊同时指出,对比周、秦二制,周制较为稳固,有利于长治久安:

   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显然,贾谊是在向当朝执政推荐周制,力拒以“暴虐”为特征的秦制。

   宋代理学家崇尚周制,批评秦制,程颢说:

   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这种赞扬周制顺天理、指斥秦制厉行集权(“把持天下”)之论,是一种伦理主义的评判,宋明间儒者多持此说。

   纵观两周以下,如果说宗法封建的周制,其理论形态是儒学;那么君主集权的秦制,其理论形态便是法家学说。

   法家由“法术之士”组成,从为君主设计掌控国家及臣民的理官演化而来,自春秋末以至战国,约略形成早期的管仲学派、中期的商鞅学派、晚期的申韩学派。后人称其学说为“申韩之学”。太史公评断曰:“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商鞅变法是秦制的一次系统实践,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基础。

   法家吸纳儒、墨、道诸家学说,在刑名学基础上,建立“法—术—势”一体的理论体系,为绝对君主集权作论证。秦制的集大成者韩非以及秦制重要的实行者李斯,皆为儒家一派荀子的学生。“荀学”通览内圣与外王,正是帝王术的集合,韩非在此基础上锻造更为坚利酷烈的帝王统治术。

   秦代实行韩非、李斯的法家学说,获“大一统”之成功,又不免“二世而亡”之惨败,汉以下诸朝吸取教训,以韩非、李斯师父荀子的“隆礼重法”学说为治国之旨。

  

三、综汇周制、秦制的皇权政治

   皇权政治自秦汉定格,除秦代宣称厉禁儒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之外,列朝帝王大都以“崇周”、“尊儒”布达天下。一个显例是,明清两代的帝宫——北京紫禁城诸殿阁悬挂的匾额与对联,多选自儒家经典。

   乾清宫正殿御座两侧楹柱上的楹联为:

   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

   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难

   此为集句联,“表正万邦”语出《尚书·仲虺之诰》;“慎厥身修思永”语出《尚书·皋陶谟》;“弘敷五典”语出《尚书·君牙》;“无轻民事惟难”语出《尚书·太甲下》。意谓帝王要仪表天下,法正万方,就要慎修其身,思长久之道;向人民弘扬五常之道,不要轻视人民劳作之艰难。

   乾清宫正殿北楹柱楹联为:

   克宽克仁,皇建其有极;

   惟精惟一,道积于厥躬。

   此集句联,也是择自儒家经书,意谓皇帝要能宽能仁,为万民树立最高准则,精粹纯一,完美道德会积君主自身。

   此外,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顺治帝题)、养心殿“中正仁和”匾(雍正帝题)、养心殿西暖阁旁的“三希堂”匾(乾隆帝题,取义宋儒周敦颐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皆以儒家精义宣示天下。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两汉以降两千年间的统治者几乎没有一个纯用儒学、单行周制的。汉以下的帝王虽然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策、申言奉行周制,但并未一味信从儒家,多半视周政为虚应故事、儒生为不合时宜的空谈家,而借重秦制的实效性。如汉宣帝(前92—前49)便很不放心太子(后为汉元帝,前75—前33)的“柔仁好儒”,当太子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时,宣帝颇为恼怒,告诫太子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宣帝关于“汉家自有制度”的这番私房话,道出了帝王统治术的真谛——既以儒家颂扬的“周制”(仁政、王道乃至井田封建之类)号召天下、收揽人心,又毫不含糊地坚执霸道钢鞭,用“秦制”威镇臣民。

   秦汉以降,形成大一统的君主集权政制,要义有三:一者君主独制,二者地方集权中央,三者任用不世袭的流官。这些制度多兼采周制与秦制,如倡导兼听独断的谏议制度,侦察官吏、守廉肃贪的监察制度,不计身份选贤与能的选举—科举制度,等等,皆或以周制为基础吸纳秦制,或以秦制为基础吸纳周制。

   唐人柳宗元名篇《封建论》肯定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历史作用,并对周秦二制作出历史性评判——

   周制“失在于制不在于政” ,即周的仁政、王道固然好,但制度(封建制)不利于国家统一,导致诸侯争战不休,故制度应予更革;

   秦制“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即秦政暴虐,激化社会矛盾,二世而亡,其政决不可取,然其制度(郡县制)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故延绵千载。

   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与柳宗元的《封建论》近似,而且有更明晰的历史进化观念。周制实行封建,属于早期国家发展阶段。上古时代,人自为君,君自为国,万其国者万其心。周人大封同姓,才逐渐有合一之势。而秦制实行郡县,进一步强化国家的统一,这有利于文明进步,故王夫之称: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柳宗元、王夫之对周、秦二制的辨析没有止步于道德评判,而是置于大历史视角,并且对“政”与“制”加以区分,在谴责秦政之“暴”时,并不忽略秦制中合乎历史发展需求的制度性合理内容;在赞赏周制之“仁”时,也不放松对不利国家统一的封建制的严肃批评。

   明清之际的另一哲人黄宗羲有强烈的重民思想,他不止于批判秦政(暴政),对于秦制(郡县制)也有非议,认为郡县制一味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上军事上弊端甚多,主张以“方镇”、“封建”削减极端的中央集权。

   同期的顾炎武认为封建制、郡县制各有利弊: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主张加强地方守令职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论、联省自治论,既吸纳欧美自治主义,又承袭黄宗羲、顾炎武遗义,含有以周制调节秦制的意向在。

   时至近代,民主主义者批判秦制,而在追究秦制的生成机制时,将根源追至荀子。谭嗣同说: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就政治制度言之,二千年来以秦制为主,兼采周制,二者彼此渗透、相互消长,呈现一种有限专制君主政治;就政治学说而言,则以儒家为本,法家道家辅助。谭嗣同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大抵如此;“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确为至论。“荀学”是一种王霸杂之、儒主而法辅的学说,汉至清两千年间政学的主流大体如是。谭氏之前两千年成文的《易传》已明白昭示: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这是在儒学语汇系统内,用“仁”、“义”诠释威权政治。而这种既盛称仁义又力行威权的刚柔相济体制,正是两汉至明清的皇权政治的常态。

  

四、现代政治视野下的周秦二制

   周制、秦制是中国传统政制的两种形态。置诸世界政治制度古今演变的大格局审视,此二制当作怎样的评判呢?

   (一)周、秦二制与近代宪政的距离

   东亚大陆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大略经历了“宗法封建社会”和“宗法皇权社会”(或曰“皇权郡县社会”)两大阶段。前者已是两千多年前的旧梦,后者方是中国前近代的现实。“宗法皇权社会”呈现两重格局——

   一方面,皇权撇开贵族阶层,通过官僚系统直接辖制庶众,“君—民”关系成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尺土之民”皆“自上制之” 。当朝廷的剥削压迫深重,庶众便揭竿而起,故中国反朝廷的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世无其匹,统治者需要紧握“秦制”利剑;皇权又要警惕武人夺权、地方分权,也需要紧握“秦制”利剑,并且不能任其旁贷。

   另一方面,由于宗法关系长存,可以消解阶级对立,而且,皇权制度颇具调节能力,通过实施“仁政”,推行“让步政策”,使社会危机得以缓和,破败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皇权制度还善于制造全民性的文化偶像,如圣人、佛、仙、关帝、明君和清官,令大众顶礼膜拜,给各阶层以精神慰藉,这也从文化上增进了皇权社会的弹性与和谐性。这些又是“周制”的余韵。在通常情形下,皇权起着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作用,保证地主自耕农经济运行,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发展。

   有学者提出,从分权制约角度看,周制离现代宪政民主较近,因为周制下的庶民与贵族拥有传统的权利,帝王不能过多干预。但从现代国家需要统一的法律,需要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法律而言,秦制更接近现代国家。秦制强调统一的“王法”,“王法”直接面对“民”,取消中间环节的贵族。由于社会的各种中间结构被打碎,直面“王法”的“民”已经相当原子化,其过程与资本主义社会在西欧的发展历史有类似处,人们从小共同体的束缚中进入大共同体(秦制没有攻破的只剩家族制度,国家权力没有全然控辖家族内部,所以这个“民”还没有完全原子化)。但秦制固守君主专制,力阻跨向现代宪政国家。

   综合比较周、秦二制,周制走向现代宪制国家似较易,从世界史观之,能顺利进入现代宪制国家的,几乎都是封建传统(相当于周制)深厚的国家。反之,大一统帝国(相当于秦制)要转进现代宪制社会,其过程更为曲折艰难。

   上述判断庶几切近历史实际。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周制深植宗法土壤,与君权及等级制存在盘根错节关系,迈向民主亦大不易。另外,秦汉以下儒者一再吁请抑制秦制、复兴周制(如恢复众卿朝议制、太学监国制以及国人参政制、学校议政制),然效果不彰,而君主独裁则愈演愈烈,其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帝王强化权力的私欲,背后还有秦制对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实效性在发挥作用。故昔之善政不能简单归结为周制与秦制中的一种。

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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