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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RCEP区域价值链重构与中国的政策选择——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基础

更新时间:2020-12-07 23:18:49
作者: 张彦  
但是无法衡量两国间的产业分工和市场关联情况。因此,需将总贸易流向分解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两个部分,前者考察经济体间的生产分工情况,后者考察的是经济体间市场关联情况。根据此思路,本研究发现:一方面,以中国为中心的RCEP生产依赖体系逐渐成形。通过对2017年和2000年的RCEP经济体生产网络进行比较后发现以下规律(图4第一行):RCEP经济体的生产网络均出现了显著变化,各经济体在2000年的中间产品集中流向美国和日本,而2017年的中间产品集中流向中国。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中心的RCEP市场依赖体系逐渐成形。通过对2017年和2000年RCEP经济体的市场网络进行比较后发现(图4第二行),市场网络的发展变迁规律基本上与生产网络一致。以韩国制造业最终产品的流向变化为例,2000年美国和日本是其中间产品最大的消费市场,份额分别达到23.88%和23.17%,但到了2017年美国和日本的份额下降至8.80%和9.44%,2017年中国成为吸收韩国制造业最终产品最大的市场,份额从2000年的8.43%上升至2017年的27.96%。因此,RCEP经济体的制造业分工体系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原本的“日-美”中心体系被打破,以中国为中心的RCEP制造业生产网络和市场网络已经逐步成形。综上所述,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推动区域经济从“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发展,为区域价值链的重构奠定了基础。

  

   三、RCEP区域价值链的重构困境

  

   (一)竞争:区内制造业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困境

   首先,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产业竞争主要体现在低端制造业领域。通过对RCEP经济体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显性比较优势(RCA)进行计算后发现,由于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趋同,所以它们在低端制造业领域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如在纺织品业和鞋类制品业,中国、印尼、越南、老挝间存在较大的竞争性;在食品饮料烟草业,东盟国家间的竞争性较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家在该行业都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另外,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中国和东盟部分国家在橡胶与塑料业、金属和其他非金属制造业等领域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其次,中日韩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中日韩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机械制造业和光电设备制造业领域。在机械设备制造业领域,2017年中国、日本、韩国的RCA指数分别为0.05、0.13、0.12,在光电设备制造业领域,2017年中国、日本、韩国的RCA指数分别为0.23、0.24、0.54,这说明两个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也有一定的产业竞争性。东盟部分国家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也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这主要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在东南亚打造的产业集群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泰国在交通运输业上具备的竞争优势主要得益于日本与泰国建立的汽车制造生产网络和产业集群效应;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在光电设备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日本、韩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在该国长期投资并形成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效应。这说明它们与日韩等国家建立较为紧密的生产联系,这种生产网络的竞争性可能会对中国在东南亚的产业布局造成一定的影响。综上所述,RCEP经济体间的产业结构竞争和生产网络竞争问题不容小视,这种结构性矛盾可能会对区域价值链的重构带来影响。

   (二)风险:区内依赖关系的方向调整带来的潜在风险

   首先,RCEP经济体相互依赖的不对称发展趋势系潜在的威胁。近二十年来,RCEP经济体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发展呈现以下规律:第一,中国与RCEP经济体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呈现不对称发展趋势。从双边贸易份额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图5),中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盟间的相互依赖都呈现不对称发展的趋势。如2017年中日贸易占中国的份额从原来的17.53%下降至7.38%,而占日本的份额却从原来的9.68%上升至22.13%,这说明中国和日本的相互依赖关系出现了逆转,从“中国依赖日本”转向“日本依赖中国”。第二,RCEP经济体对中国的依赖在增强,对日本的依赖在减弱(图6)。中国、韩国、澳大利亚、东盟等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在下降,如日本对东盟的依赖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东盟对日本的依赖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双边贸易占东盟的份额从2000年的32.32%下降至2017年的8.03%;韩国与日本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发展也呈现同样趋势。经济相互依赖理论认为“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是权力的主要来源”,而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依赖方向发生逆转将可能导致体系内出现权力的转移,打破体系内经济体间的平衡关系从而引发体系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在RCEP经济体内部,这种体系内权力转移的现象正在出现,原本由日本主导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权力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原本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相互依赖体系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转变。其次,价值链“攀升国”与“守成国”间的博弈加剧是潜在的威胁。以日韩贸易冲突为例,可以带来两点启示:一是韩国在光电设备制造业领域的迅速崛起和发展,使日本在该领域的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心理落差”是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二是日本也在步美国后尘,“武器化”使用贸易工具(Henry Farrell,Abraham L.Newman,2019),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来压迫竞争对手。日本抓住了韩国经济命脉(光电设备制造业),利用韩国该行业对日本原材料的高度依赖关系作为打压手段,企图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韩国屈服。这说明“攀升国”与“守成国”间的博弈可能会成为“新常态”,“守成国”利用优势对“攀升国”进行施压甚至威胁可能成为潜在的风险。当前,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已经深度嵌入到由日本、韩国等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虽然中国制造业得到了发展,但分工地位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增加值的获利能力远不及日本和韩国。随着未来中国制造业的高端攀升,在有可能触及日本、韩国等“守成国”既得利益的时候,不排除“守成国”利用“经济工具的武器化”对“攀升国”进行施压的可能。综上所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逆转、“攀升国”和“守成国”间的博弈加剧等问题可能成为RCEP区域价值链重构中的潜在风险。

   (三)外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依赖性增强问题

   首先,制造业国外增加值(FV)来源区外化问题。中国制造业的国外增加值(FV)主要来源于欧洲(表2),且份额不断增多,而来自RCEP区内的国外增加值(FV)份额较小,并且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以化工产品(C9)、机械制造业(C13)、光电设备业(C14)、交通运输业(C15)等中高端制造业为例,这些中国制造业的国外增加值(FV)来自RCEP经济体的份额在三成左右,来自非RCEP经济体的份额在七成左右(表3)。德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台湾等非RCEP经济体是中国(大陆)中高端制造业国外增加值(FV)的主要来源地,比如:中国台湾(10.06%)、美国(6.29%)、德国(4.25%)是中国(大陆)光电设备制造业(C14)国外增加值(FV)重要的区域来源;德国(8.76%)、美国(6.99%)、中国台湾(4.90%)是中国(大陆)交通运输制造业(C15)国外增加值(FV)重要的区域来源。其次,中国制造业市场的区外化问题。从中国制造业最终产品的流向来看,RCEP内部的份额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外部的份额却在不断提升。从表2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最终产品流向RCEP内部的份额出现了“前升后降”的趋势,2000-2010年份额在不断提升,但2010-2017年份额却不断下降,这些减少的份额主要流向欧洲、美洲和其他地区,换句话说,欧洲、美洲、其他国家的市场对中国制造业的重要性在提升,RCEP甚至亚洲的重要性在下降。综上所述,区外化问题意味着RCEP的市场体量还无法满足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这可能会影响RCEP区域价值链的重构。

   (四)威胁:区外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潜在威胁

   首先,美国可能是最大的区外干扰因素,这是由美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衰而不落”的现实所决定的。一方面,“衰”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处于下降通道。所有RCEP经济体的制造业对美国生产网络和消费市场的依赖性都在下降,如韩国制造业中间产品流入美国的份额从2000年的17.35%下降至2017年的7.36%,其最终产品流入美国市场的份额从2000年的23.88%下降至2017年的8.80%。另一方面,“不落”意味着美国不甘于影响力下降而采取的积极行动。一是在美国一些人看来,RCEP是为抗衡曾经的TPP而提出的合作框架,其本质是排斥美国的,RCEP区域价值链影响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对此保持负面态度。二是美国并不甘心TPP流产给RCEP带来的发展机遇,通过各种手段拉拢区内经济体,强化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如美国正在拉拢日本加入“美日欧‘三零自由贸易区’”,其通过强化美日合作增强地区影响力的企图昭然若揭;美国通过扩大对越南制造业的进口,有意培植“越南制造”取代“中国制造”,这与越南国内近年来兴起的“中国制造威胁论”不谋而合,这显然会削弱东盟凝聚力和区域价值链合作的共识。其次,中国台湾的影响力不容小视。虽然加入RCEP对中国台湾制造业的发展是重大利好,但因种种原因其并未加入谈判。近年来,中国台湾在东亚地区高端制造业生产网络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与RCEP经济体有较为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光电设备制造业为例,2017年中国台湾光电设备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跃居世界第一,且它与中国大陆、日本、韩国间的生产和市场依赖程度在不断增强,比如:中国大陆超过两成的光电设备制造业中间和最终产品流向中国台湾。这意味着中国台湾角色的缺失可能会影响RCEP区域价值链的合作成效,而RCEP区域价值链重构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亦将冲击中国台湾制造业的发展。综上所述,虽然与RCEP经济体保持紧密的生产和贸易联系,但在合作态度上不积极甚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可能成为RCEP区域价值链重构的阻碍力量。

  

   四、RCEP区域价值链重构下的中国政策选择

  

   (一)战略路径:中国价值链战略的区域转型

首先,促进区域价值链要转型。当前,在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制造业陷入了“内外发展困境”。从内生困境来看,如果继续保持过去的发展模式,那么必将面临被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局面;从外生困境来看,出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警惕和威胁,全球价值链的“链主”已全面加强价值链治理,全方位遏制中国制造业的攀升。因此,在战略认知上从全球价值链向区域价值链的转变是一个务实的选项,加快中国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是必要且紧迫的。未来,区域价值链将会是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布局的重点方向,不仅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突破“链主”的围追堵截,也有利于为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攀升提供外部条件,更有助于培育形成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其次,需要怎样的区域价值链。这主要涉及区域价值链的性质和模式问题,即:怎样的区域价值链更适合RCEP经济体,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考虑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战略对接以及区内市场体量需要扩容的现实,封闭的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并不适合RCEP区域价值链,但考虑到“开放性”可能会削弱区域价值链的合作成效,因此,“有边界的开放性区域价值链”模式更加适合RCEP合作。其一,开放性。应当考虑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RCEP区域价值链合作,进而培育以RCEP为主体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其二,有边界。考虑到建构区域价值链的经济体间需要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如生产分工和市场联系等,因此,除了“一带一路”沿线具有合作潜力的经济体以外,应当适量考虑吸引欧洲部分国家参与,比如德国、英国、意大利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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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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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亚太经济》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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