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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在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之间——重提王元化的意义

更新时间:2020-12-06 20:20:54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王瑶先生讨论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略去了王起、朱东润、萧涤非、钟敬文, 在钱锺书、吴世昌之外, 选了著作最少的王元化, 确实是独具只眼。因为, 以世俗眼光看, 被略去的那几位, 当年都比王元化更资深, 也更著名; 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都承认, 王元化的贡献更大, 影响也更深远。

  

  

  

   那是一个提倡探索、锐意创新、重质而不重量的时代。这才可能有王元化以薄薄一册《文心雕龙创作论》而力压群雄, 昂首进入学术史。

   王瑶先生只说王元化走的是一条新路, 但没来得及具体阐释。所谓"新路", 很容易让人想起王元化"在《文心雕龙》的研究方面作些新的尝试"的自述:"我首先想到的是三个结合, 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尤其是最后一个结合, 我觉得不仅对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 就是对于更广阔的文艺理论研究也是很重要的。"这三个结合的自我陈述, 虽说也不错, 但还是显得比较浮泛, 不及文中另一段话——日后成为《思辨发微》第九十六则的"回到乾嘉学派", 更能显示王元化的学术旨趣:

   近几年学术界已开始认识到清人的考据训诂之学的重要性……但是, 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也不能止于乾嘉学派, 那就是绝不逾越前人的考据训诂之学, 甚至在治学方法上也亦步亦趋, 墨守成规。

   至于"一面吸取了前人考据训诂之学, 一面也超越了前人的界线, 在研究方法上开拓了新境界", 在王元化看来, 王国维、梁启超等已开先河。尊重清人治学的严谨, 但又力图超越乾嘉学派, 王元化先生的这一立场, 与王瑶先生的追求很接近。20世纪50年代, 王瑶先生写了一批关于考据学的论文, 如《论考据学》《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论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鲁迅关于考据的意见》《谈清代考据学的一些特点》等, 除了受时代风气影响故对胡适有很不公允的批评外, 其实还蕴含着学派之争。虽欣赏清儒的学有本原、实事求是, 但认定单纯的考据学无法解释重大历史问题; 而"从乾嘉学者到胡适们, 三百年来在方法上并没有什么进步",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分推崇考据而贬低理论。承认考据可以解决具体问题, 但撰写文学史却"不单是考据的工作所能胜任的", 不该"把眼光停留在个别琐碎的事实上", 此举背后蕴含着闻一多、朱自清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与胡适为代表的"北大学派"对考据学的不同看法。

   如何借重某种理论体系, 在具体研究中超越乾嘉学派, 两位王先生各有自己的体会与得失。但有趣的是, 在学术趣味上, 二位竟相聚于魏晋六朝, 偏好那乱世中的突破一尊、诸子争鸣, 欣赏文人的特立独行、放荡不羁, 对玄学的言意之辨以及"风骨""辞令"等有特殊领悟, 这些都支撑着《中古文学史论》与《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两部相隔三十年的名著。1983年, 王元化撰写《〈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约略与此同时, 又在日本九州大学发表专题演讲, 谈及"魏晋南北朝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代, 学术空气活跃, 有一种可以比较自由进行探讨的环境, 所以当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学说和思想流派"; "魏晋南北朝时有儒、释、道、玄诸家齐驱并驾"; "玄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使思辨思维发达起来了"。虽然只是引言, 但将此等"常识"作为自家立说的前提, 可见其趣味与立场。

   我相信, 如此推崇魏晋六朝的文学、思想及人物, 必定能得到《中古文学史论》作者王瑶先生的高度赞许。1989年下半年, 王元化给王瑶写信, "诉说了自己心情不好"; 王瑶复信, 称即将到上海开会:届时定当趋访, 藉叙衷曲, 来示所说的心情, 彼此与共, 晋人王弼曾云:'圣人应物而无累于物', 姑共勉之。"两位王先生平日来往并不多, 只是关键时刻心心相印, 且应答之辞, 颇具魏晋风采。很不幸, 王瑶先生到上海后突然病倒, 未能来得及互诉衷曲。王元化先生赶来医院探望, 注意到病床上王瑶强忍痛苦不让人看见, 于是大为感叹:

   是不是他服膺魏晋风度从而感染了魏晋时代的通脱?他论述魏晋学术的著作, 迄今仍是被重视被引用的名篇。

   生死关头, 依旧是魏晋风度。可见六朝文章对于二位王先生来说, 不仅仅是研究对象, 更是通往心灵的密码。

   学界谈及王元化, 多会提及"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其实, 这种学术趣味, 更进一步追究, 乃是兼及通人与专家、思辨与考据, 以及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只不过, 所谓"魏晋风度", 学问及言辞之外, 还包含极为难得的独立人格。1992年初王元化撰《〈思辨发微〉序》, 从王船山的知、情、意合一, 说到陈寅恪为王国维作纪念碑铭提倡独立自由意志, 结论是: "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 "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 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后人之所以将王瑶与王元化作为现代中国思想及学术转型的象征, 看到的不仅仅是学术贡献及治学方法, 更包括背后的心情与趣味。

   王瑶与王元化, 都是有故事且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的人物——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来说, 王元化更是成为某种精神符号。在一个专业化时代, 有学问不容易, 学问好且有气象, 则尤为难得。我相信, 两位王先生之心仪魏晋, 学问之外, 也包含某种精神寄托。这才会在晚年书信及回忆文章中, 如此耿耿于怀。此等风范及言谈, 在我看来, 可入新时代的《世说新语》。

  

  

  

   为撰此文, 翻阅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莎剧解读》, 发现书中夹着此书责编王为松1998年5月的来信, 其中有这么一段:"今寄这本, 是元化先生早年译著, 他自己很看重。日前, 莎翁434周年诞辰时, 我们在上海图书馆搞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另外一种散文》出版后, 我送了一本给王先生, 他看了目录, 就问, 怎么没有汪丁丁?我说, 这本都是人文学科的学者, 社会科学不在其中。马上又问, 怎么没有陈平原?我说, 当然有。一翻目录, 正好陈先生名字与文章在换页处。元化先生又指着《学者的人间情怀》说, 这个题目很好。另外一种是哪另外一种, 相对于'另外'的'这么一种'是什么?我说, 我也想过用陈平原的题目做书名, 很合适。可惜他自己用了, 不能两本书用一个书名。

   当初我未曾奉赠随笔集《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 1995), 也不清楚王元化先生怎样看待我那篇初刊《读书》1993年第5期、在学界多有争议的文章, 读王为松信, 大大松了一口气。多年后, 我写《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 再次强调, 不该将人文学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 因为, "在我心目中, 所谓'人文学', 必须是学问中有'人', 学问中有'文', 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环视当代中国学界, 马上可以举出的例子, 便是这两位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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