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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立河: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人文反思评析

更新时间:2020-12-06 15:17:49
作者: 董立河  

  

   摘要: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文学科反思西方史学理论的成果表明,现代“理论”概念与其古典含义之间存在连续性。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统摄于“观看”范畴。作为一种对历史本体的整体性“观察”,“历史理论”不仅注重认知维度,而且强调伦理和审美维度。在史学研究中,“狭义的史学理论”是对历史知识内在本质的“观看”,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作为一种对知识前提或假设的分析和批判,“狭义的史学理论”有利于“历史理论”的合理化和明晰化,但也可能导致后者人文魅力的削减。对于史学实践来说,“狭义的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根本性和构成性的。历史研究应是经验性范畴和超越性范畴相统一的活动。构建一种令人信服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还需要加强“史学理论”的开拓与创新。

  

  

   理论与实践问题几乎存在于人类认识活动的一切学科领域中。无论在哪一门学科中,人们通常都不会轻视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性。具体到历史学领域,有关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之间关系的认知也是如此。针对经验主义对辩证法的蔑视,恩格斯曾说:“对一切理论思维尽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虽然恩格斯说的是自然科学中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但它对于历史学同样适用。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对于史学和史学家来说,史料固然重要,但理论亦不可或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科学性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理论而非史料。在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看来:“通史总是要求一种或好或坏的总体模式,史家据此对事件进行阐释。‘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沃劳德·高泽西通过对“理论”(theory)一词的词源考察,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指代的是一个概念体系,“它旨在对某个知识领域进行全局性的解释,由于它是一种思辨性的知识形式,通常被当作‘实践’(praxis)的对立面”。他还指出,“理论”的这一现代含义主要出现在康德以后。在很多人看来,如此定义下的“理论”不值得信赖,是一种空洞的说教或抽象的概念。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实践”并非总是与“理论”针锋相对,从一定意义上说,其本身就是“理论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实践的’行为并非在茫然无视(sightlessness)的意义上是‘非理论的’(atheoretical)。它与理论行为的区别不可简单归结为,后者需要观察,前者需要行动,或者,为了不至于盲目,行动必须运用理论认知;其实,观察也是一种操劳,行动也有自己的视,二者同样源始”。在这里,海德格尔把“理论”看作一种“视”或“观察”。

   其实,“理论”的现代和古典含义之间并未产生根本性的转变。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认为,theory一词源于希腊语动词theorein(名词形式为θεωρíα,theoria),意思是“看”(look at)、“观看”(view)、“看待”(regard)、“注视”(contemplate)、“审视”(survey)、“观赏”或“旁观”(spectate)、“推测”(speculate)等。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theorein(to theorize,理论化)除了具有“观看”的基本含义外,还有“斟酌”(consider)、“去征询神谕(或圣贤)”(going to consult an oracle)和“据他物判定某物”(judging of one thing by another)等意思。这通常与危机感或问题意识相关。也就是说,当出现某种特异现象,人们无法从惯常的角度“观看”时,问题就出现了,疑惑和危机感也会随之产生。为了解决问题、解答疑惑和摆脱危机,人们就会费神地反复“斟酌”,也要不辞劳苦地去征求神谕或圣贤的意见,还需通过比较其他现象以做出艰难的判断。根据海登·怀特的看法,作为一种“积极的思想”,“理论的思想方式”实际上是力图在人们所“看到”的东西和有关人们所感知到的东西的思想之间发现问题,也就是将其问题化(problematize)。这就是说,“理论”是一种自觉能动的而非自然而然的“观看”,它要求“理论家”(观看者)必须开动脑筋,在普通人熟视无睹之处发现问题、转换观点、创新理论。此外,“观看”也不是自然天成的,应该“将观看自身‘视’为一个问题”,而且要对“观看”本身进行反思,弄清楚其何以可能。这些都需要艰苦的思考和缜密的论证。

   因此,现代“理论”概念与其古典起源概念之间存在连续性。一方面,后者除了最初的“观看”之义,也具有普遍性和概念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前者除却其公认的思辨性内涵,还具有特殊性和视觉性的维度。“理论”既是一种视觉性的“观看”,也是一种思辨性的“思想”。“理论”是对事物内在本质的“占有”和“观照”。人离不开观看和思想,因而天生是一种理论生物。套用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句式,我们也可以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理论家”。

  

一、“历史理论”及其认知、伦理和审美维度

  

   在希腊语中,ιστορíα(“历史”)有“观察”(observation)之意,也与 “观看”相关。希罗多德的《历史》其实是一份对于希腊和波斯战争的“观察”报告。如果说“观看”或探究个别事件的产物是“历史(作品)”,那么“观察”作为个别历史事件之总体亦即整体历史的结果便是“历史理论”。

   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思考,被其称为“哲学的世界历史”,它不是对世界历史的诸多一般性观察(observations),而是对世界历史本身的总体观察,又被其称为“历史哲学”。所谓“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不过是一种“有关历史的思想”。在这里,“历史哲学”亦即“历史理论”。不过,由于涉及“历史”一词,我们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笔者曾对“历史哲学”的相关概念进行过辨析。在笔者看来,所谓“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即“关于历史的哲学”(philosophy about history)。依据“历史”一词的两种基本含义,加之“哲学”一词的不同含义,“历史哲学”通常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对于历史事件进程的概观,亦即英国史学理论家沃尔什(W. H. Walsh)所说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二是对于历史思维过程的反思,亦即沃尔什所说的“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史学哲学”。

   若依循上述思路,“关于历史的理论”(theory about history),应该是“历史理论”(theory of history)。其同样应该具有两个不同的取向:一是关于历史事件进程的“理论”,二是有关历史思维的“理论”。但是,根据当前国内学界约定俗成的界定,“历史理论”这个词仅仅指前者,人们用“狭义的史学理论”(historical theory)概念指代后者,而用 “广义的史学理论”(本文统称为“史学理论”)概念涵盖这两个取向。本文采纳学界通行的这个概念界定。我们将“历史理论”等同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将“狭义的史学理论”等同于“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史学哲学”,而将“广义的史学理论”等同于一般的“历史哲学”。

   作为有关历史事件进程的“理论”,“历史理论”是对历史本体的“观看”或“思想”,因而有时也被称为“历史观”“历史思想”或“历史本体论”,属于柯林武德所说的“第一级理论”或“第一级思想”。作为有关历史思维的“理论”,“狭义的史学理论”是对历史知识的“观看”或“思想”,因而有时也被称为“史学观”“史学思想”或“历史认识论”,属于“第二级理论”或“第二级思想”,也就是“元理论”或“反思”。

   海登·怀特详细讨论了人文学科特别是历史领域的“理论”,认为它不仅具有审美维度,还有伦理维度,却较少关注认知维度。怀特强调理论的道德面相,他认为理论有好坏之分或是非之别,没有真假之别。所谓理论的好坏,主要指的是在道德上是否负责任。海登·怀特注重的是理论的实用性。在他看来,评判理论的唯一标准在于,它是否有利于提升人类整体的目标或目的,特别是道德的或政治的目的。“理论本质上是思辨性的和商议性的,不能用基于事实的证伪标准来衡量,因而,理论也就不存在真假问题……理论所要求我们考虑的是,从某个角度出发,什么被我们允许算作事实、真相、合理性和道德性,等等”;海登·怀特几乎同样重视理论的审美意蕴,而且他并不否认其认知面相;有关理论不必考虑真假的说法,不过是他对人们过分纠缠于理论的认知方面的过度反应。他其实是要说明,理论首先是一个伦理和审美问题,而不仅仅是或并非主要是认知问题。在怀特看来,理论本质上是思辨性的和商议性的,其道德性和论辩性因素多于事实性或经验性成分。也就是说,按照怀特的认识,如果说理论也有对真理的诉求(当然是有的),它首先应当是一种“价值之真”,其次才是“事实之真”。笔者曾指出,作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历史理论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于历史学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历史理论”的认知、伦理和审美维度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理论”并非不考虑认知的真理问题。在人文科学领域,“理论”既重视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所说的“推理真理”,也不排斥“事实真理”。而作为人文领域中针对历史经验的一种理论形态,“历史理论”更不可能忽视认识的真理问题。按照常识性看法,就某种“历史理论”而言,它越是符合其所“观察”对象的实际情况,就越能够揭示历史的规律性,也就越容易被人们视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并因其客观性或真实性而获得人们的信赖。正如沃尔什所言,“一种历史阐释理论,如果它声称自己有某种正当性,就必须是一种确实的经验假设,所依据的是对历史变化的实际事实的缜密研究”。但实际情况却是,那些具有长久吸引力的“历史理论”似乎并非总是具备充分的经验根据。奥古斯丁神学历史观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显然远远大于孔德(Auguste Comte)的三阶段理论。这说明,对于“历史理论”来说,获得人们信赖的最重要因素,并不仅仅在于甚至并不主要在于其认识的真理性,更在于价值的真理性。

   人们对于“历史理论”的认同,主要来自它的价值因素而非事实因素。“某个特别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是因为它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在情感上,都同样具有吸引力或令人反感。因此,我们对它的态度,与其说是一个中立观察者的态度,倒不如说是一个虔诚信徒的态度。我们接受或拒斥这个理论的最终理由乃是,我们想要(want)它是真的或是假的。”也就是说,就“历史理论”而言,与它所阐释的真实状况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所期望的状况。任何“历史理论”都无法避免价值判断,都包含某些道德的、政治的甚至宗教的先验预设。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说:“若不顾及到价值,要探索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在对因果关系探索的背后总是直接或间接涉及对价值的探索。” 而且,历史理论家或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具有积极价值,也就是说,历史进程是在朝着人类满意和希望的方向前进。他们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思考历史朝向美好状态前进的可能性。“对于历史,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表明,无论最初的表面现象如何,历史在双重的意义上是一个合理的过程:一方面是按照一种可理解的计划在行进,另一方面是朝着一个为道德理性(moral reason)所称许的目标在前进。”在沃尔什的这句话中,第一个方面涉及的是认识之真,第二个方面强调的是价值之真。

任何真正的历史理论都是对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进程的总体把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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