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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立河: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人文反思评析

更新时间:2020-12-06 15:17:49
作者: 董立河  
历史理论并非单纯地回望过去,它还立足于现在,更瞩望未来。确切来说,历史理论是从当下或未来的视角出发,对于历史过往的一种“观察”。正如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史学理论教授西蒙所言,“作为时间变化结构的包含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是历史的意义创造(historical sense-making)的前提。这同样适合于所有‘历史的’大众活动,也适用于职业化和制度化的历史学”。这里的“历史的意义创造”,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的伦理学”。也就是说,历史理论家或史学家出于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基于对过去和现在事态的思想观念,通过书面文本的形式,从“无意义”(non-sense)中创造某种意义(make a sense)。正是这种对未来负责的“历史的伦理学”,激发了古今中外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在中国史学史上,所谓“经史不分”,其实体现的是伦理观念对于历史修撰的规范和引领作用。在西方史学史上,对后世负责的伦理取向激发了希罗多德以来历史学家的工作,特别是他们的各种创新性努力。希罗多德自称其著史的目的是保存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永垂后世。

   前述所谓“无意义”,指的是一种历史本身的“混乱”或“道德无序”状态,也就是席勒所谓崇高的景观。“崇高”是一个美学术语,历史的崇高性是历史审美性的主要体现。受到席勒的启发,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本体的崇高性是人类产生自由感的基础,从而是创造伦理价值的理由。正是这种“崇高”的历史无意义,才激发了历史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伦理需要,促使他们为了更好的未来而进行理论构建或历史书写。无论是犹太基督教的末世论历史神学,还是启蒙时代的进步主义历史哲学,以及它们影响下的历史编纂,都反映了这样一种面对混乱和无序而去创造意义的伦理冲动。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道德无序状态,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崇高”景观,它引发了孔子写作《春秋》的伦理动机,即“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西方史学史(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的发展历程是将超越性(transcendence)范畴从历史分析中驱除出去的一场漫长斗争,一场历史学抵制历史理论的斗争。但是,历史学家始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历史理论的影响。即便是标榜如实直书而反对探究历史规律性和统一性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其历史著作中也暗含着一种“历史理论”。英国史学史学者古奇(G. P. Gooch)指出,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导论中,兰克“力图找出‘从民族大迁徙运动’时期起拉丁和日耳曼民族之间的统一性……这样,就可以看出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过程”。

   而且,如上所论,“历史理论”虽然也会顾及认知的有效性,但并非全然是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精确描绘,它包含无法剔除的伦理的、审美的或政治的普遍原则,从而具有某种实用性和先验性。历史不仅需要用经验性范畴来予以描述,也需要用超越性范畴来加以引导。正如黑格尔所言,“即便是普通的、‘不偏不倚的’历史著作家,他相信且声称自己秉持一种纯粹接受的态度,仅仅致力于给定的史料——其思维能力的运用也绝不是被动的。他离不开自己的范畴,而且只有通过这些范畴才能看到呈现在其心目中的现象。尤其是在居科学之名的各种领域中,理性不可沉睡不醒——反省应该充分发挥作用。谁用合理的眼光看世界,世界就会向他呈现出合理的样貌。二者的关系是相互的”。

   不过,我们切不可因此而放松对“历史理论”之实证性的要求。尽管黑格尔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其历史哲学的确有让史料适合先验范畴的倾向,但他也重视范畴和现实之间的互动,不轻视经验史料和实证根据。因此,马克思才说,“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虽然他的确是把“整个历史变成了思想的历史”。恩格斯也认为,虽然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是唯心的和抽象的,但其背后则是“巨大的历史感”,其“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黑格尔这种可谓实证的唯心史观,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提。唯物史观既具有经验和实证的认知真理性,也具备面向未来的崇高价值理想,是一种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历史理论”。

  

二、“狭义的史学理论”的内涵及其历史形态

  

   如果说“历史理论”是对历史本体的一种整体性观察,是一种历史本体论,那么,“狭义的史学理论”则关注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一种历史认识论。柯林武德有时也称其为“历史思想的哲学科学”,其研究的是“主观性历史”,亦即“运行于历史学家头脑中并体现在其历史书写中的思维”。这是一种对于思维或思想的再思想,因而是反思性的。在他看来,“狭义的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学的根本性质、意义、目的和价值问题,亦即,历史学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何以可能?历史知识在整个知识版图中的地位是什么?历史思维与诸如自然科学思维或艺术思维等其他思维形式的关系如何?“狭义的史学理论”是对于历史学本质的一种“把握”或“透视”。

   沃尔什对“狭义的史学理论”之作为历史认识论的理解与柯林武德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认为,“狭义的史学理论”主要探讨的是“历史思维的性质”,亦即它区别于其他思维形式的主要特点,讨论的是历史思维的“前提预设”,以及历史思维产品的认识论特性。这样的认识程序,由于是从历史学家思考历史问题的事实出发,旨在弄清历史学家工作的真正内涵,因而是“纯粹反思性的”。沃尔什将“狭义的史学理论”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划分为四组:(1)历史思维的性质问题;(2)历史中的真理与事实问题;(3)历史客观性问题;(4)历史中的解释问题。显然,这四组问题与柯林武德所说的核心问题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对历史学性质问题的不同问法,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对其他问题的回答。至于沃尔什的第四组问题,它不仅涉及历史解释相对于科学解释的性质问题,而且也因此关涉历史学家解释历史事件的方式方法问题,因而实际上也是一个历史学方法论问题。

   其实,历史认识论本身会指向一套以之为根据的历史学方法。“狭义的史学理论”既是历史认识论,也是历史学方法论,是一种“有关历史学方法的逻辑”。在历史认识论与历史学方法论的关系上,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借由前者而得到阐明,并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一旦在哲学层面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历史学方法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如果像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柯林武德等所论证的那样,历史学是一门独立于自然科学的自律性学科,从而不同程度地被定性为一种艺术,那么,历史学就应该通过“移情”的方式,致力于对研究对象的“理解”(understanding)或“阐释”(interpretation)。如果像孔德和亨普尔(C. G. Hempel)等所论证的那样,历史学实际上是一门不具有自身独立性的自然科学,那么,它就应该借助普遍规律或假设,致力于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解释”(explanation)。

   另外,对于上述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学方法论问题,历史学无法从自身找到解答,而需要诉诸哲学。比如,关于历史思维的性质问题,需要在与(自然)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比较中,在有关人类思维的一般哲学概念下才能获得真正的解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柯林武德才说,“历史的方法论问题不是简单地把我们引向一种专门的历史哲学,而是引向一种完全一般的或普遍的哲学,引向作为整体的哲学”。

   因此,“狭义的史学理论”又被柯林武德析分出三个层面:普遍的纯粹的哲学、对历史学本质的哲学反思和历史学方法论。前两个层面是形式,第三个层面是内容。形式和内容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对历史学本质的哲学理解,是解决具体的历史学方法论问题必要的前提条件,而历史工作的具体经验或方法,则可以例证有关历史学本质的普遍定义。“形式使内容成为可理解的(intelligible),内容使形式成为现实的(actual)。”也就是说,“狭义的史学理论”其实是一种哲学,但不是纯粹的哲学,而是聚焦于反思史学本质的哲学,“是对历史学先验概念的阐述,是对作为一种普遍的和必然的思想活动形式的历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先验的概念”,还是“普遍的和必然的思想活动形式”,都是一些哲学层面的“前提假设”。总之,“狭义的史学理论”是围绕“历史学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对历史学的一种哲学反思或“观看”,是我们在思考历史学时头脑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普遍的和必然的哲学前提或思想。

   作为哲学反思和历史思维的一种自觉结合,“狭义的史学理论”是现代思维的产物。在19世纪之前,虽然西方人一直都是在历史中思想和生活着,而且也在历史学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从来没有系统地和自觉地反思过历史思维或历史学本身的性质问题。这一时期进入哲学视野的,古代是数学的基础问题;中世纪是上帝与人的关系问题;16世纪至18世纪是自然科学的基础问题。当时,历史学在学科体系中始终处于被忽视和被冷落的边缘地带。而且,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哲学家对历史学持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18世纪开始出现了哲学和历史学相互靠近的倾向。伏尔泰在这一时期首次提出了“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 l’histoire)的概念,在意大利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那里,哲学和历史学完成了初次结合。

   而且,在康德的批判哲学出现之后,的确具备了对历史学认知条件进行真正哲学反思的可能性。《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对“纯粹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何以可能”问题的解答,必然会导致“作为科学的历史学何以可能”问题的提出。但康德关于历史的论文,特别是《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阐述的是一种有关人类普遍历史进程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而不是有关历史认识条件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正如格鲁内尔所言,“康德本人并没有创立批判的历史哲学。康德的批判仅限于知识领域与道德行为领域的独断形而上学,而他的历史哲学仍旧是思辨的、目的论的、形而上学的”。在康德的时代,甚至在整个启蒙时代,与如日中天的牛顿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仍然是暗淡无光和无足轻重的,哲学对历史知识居高临下的观点和态度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这一时期“历史学何以可能”这个历史认识论问题仍不可能存在。

尽管康德并没有创立批判的历史哲学,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为后来的历史理性批判提供了范例,并决定了后来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发展方向。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最先用康德先验哲学的认识论原则来考察历史学的逻辑特点,其历史哲学是从批判哲学土壤中培育出来的第一株历史理性批判的“禾苗”。然而,这是一株没有开花结果的“禾苗”,它没有对历史科学和“狭义的史学理论”产生实质性影响。随着历史学在19世纪的空前繁荣和兴盛,直到1874年布拉德雷(F. H. Bradley)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出版,特别是1883年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问世,以及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 )相关著述的发表,康德的批判哲学才开出了历史理性批判的“花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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