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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骏楠:清代四川州县的契税治理:以南部县契税诉讼为侧重点

更新时间:2020-12-06 11:01:38
作者: 赖骏楠  
土地交易日益频繁,地权构造日趋复杂,上述理想形态的“道德经济”越来越面临“去人格化”的新式经济的挑战。(2)25纠纷就此发生。在19世纪的南部,当原卖家请求原买家扫买余业时,后者时常不愿承买。部分原卖家就将原买家告上县衙,请求知县断令原买家履行承买义务。为了引起知县重视,(讼师帮助下的)原卖家通常会在告状中声称,在双方先前的交易中,买家就已有诸如白契未税、短价匿税(故意在契纸上填写低于实际交易价的价钱,以便赴官投税时漏缴部分契税)这类行为。此外,告状中对于后续余业扫买交涉过程的描绘,也常常引人入胜:“伊乃一味推约延缓,始认承买,害蚁逐日叠请原中等向问。无如逆恶李元秀等,不惟抗不书约,反肆凶欺辱”;(3)26“经中看界,集议价钱八百两,伊当应允,推至九月立契交价。讵伊残刻非常,哄到如时,辄行翻悔……蹂掯不决。中等向催,反遭凶凌,推却不管”(4)27。尤其是对原买家本已允买余业、且已邀请中人议价、但又事后翻悔这一情节的强调,更是有望激起知县对自己钱袋子的关心:如果介入并促成这次本已接近成功的交易,那就又能获得新的契税收入。

   其余契税诉讼中包含的民事纠纷则五花八门。有两起案件涉及对家族成员盗卖族产并独占卖价的指控。两起案件中的原告均指控自己家族某成员在未与原告协商的情形下,就擅自出卖族产,且相关交易未经投税。而被告均否认匿税指控,并声称交易前已经与原告协商,或交易房产系个人财产而非族产。(5)28有两起案件与土地典当引起的纠纷相关。在一起案件中,业主请求当主购买相应土地的全部产权(即所谓“就当找买”),并尝试搭售余业(所以该案也涉及“余业扫买”问题)。但双方就交易价格发生纠纷,业主遂向县衙指控当主试图短价漏税。(6)29在另一案件中,业主在未告知当主的情况下,将土地卖与他人,且未向当主偿还当价。当主即以先买权受侵害为由提起诉讼,并指控此次交易匿税不投。(7)30

   剩余案件所包含的纠纷内容,也涉及南部县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一起案件涉及债务纠纷,债务人主动向县衙控告债权人购买他人田土并不投税。(8)31一起案件的原告指控被告私设集市,并向贩卖米粮的乡民擅收费用。被告一方面否认原告指控,另一方面则声称原告购买他人田业时,擅自涂改契价,以低价投税。(9)32一起案件的当事人相互推卸经修塘房排头的职务(该职务涉及水利设施修缮,意味着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其中一方指控另一方在本甲内置买田地,白约未税。(10)33还有一起案件涉及县衙吏役的不法举动:一名书吏发现某业主长年白契未税,遂串通捕役向业主敲诈钱文。业主不堪磕索,就向知县控告这两名吏役。(11)34

   这些契税诉讼充分展现出诉讼文化、纠纷解决机制和州县财税需求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向代表公权力的县衙提起诉讼,给对方造成心理压力,是县衙外仍在进行的纠纷解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筹码。这一公权力筹码,可能有助于一方当事人获得更有利的解决方案。(12)35为了让这个筹码更有分量,有时一方当事人会在状词中添入真假难辨的匿税剧情,以吸引知县眼球,并促使后者尽快派出手持签票的差役,出现在对方当事人面前。(1)36在这整个过程中,告发匿税的当事人和知县可谓既各取所需,又不谋而合:当事人以告发匿税的方式,让自己的民事纠纷迅速进入衙堂受审,从而谋求了私人利益;而知县则以受理和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尝试确保和增进契税收入,从而维持州县财政安全。

   (二)知县对纠纷的处理及对匿税行为的重罚

   首先来看知县对契税诉讼中所含各类民事纠纷的处理。在余业扫买纠纷中,知县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原卖家的余业扫买请求。这既说明知县对这一习俗给予了适度尊重,也暗示出知县试图介入并促成相关交易,从而收取契税。在10个相关案件中,有7个最终得到堂讯,其中3起案件中的知县支持余业扫买安排。最为夸张的一次案件处理发生在同治十年(1871)。该案经历三次堂讯。第一次堂讯已经查实当事人无匿税情节,知县亦断令原买、卖两家出衙后妥善议定余业价格,立约投税。但两造对价格仍有分歧:卖家要求800两价银,而买家认为价格过高。于是知县再度集讯,饬令中人协同书差召集两造公议价值,立契投税。最终,在第三次堂讯中,知县断令买家出价银320两、杜患银20两,双方立契成交。(2)37知县愿意放下身段,不厌其烦地介入此次契价议定,最关键的动因无疑是一旦成交就能令衙门收获数十两白银的契税收入。

   知县之所以在另外4起案件中不支持余业扫买请求,主要是因为原买家已无力再买。(3)38这其中有3起案件的处理结果,还包括原买家“自愿”将先前自原卖家所购之田地充公,当然这也就成为其“无力再买”的一个新的事实证据。(4)39这些涉及充公的案件,留待下文详述。

   知县对不属于余业扫买纠纷的其他8个契税诉讼的审理积极性,似乎更低一些。只有3个相关案件最终得以堂讯。这是因为,一个余业扫买类契税诉讼,往往包含着两个吸引知县的财政关注点:第一个是原卖家指控的前次交易中的匿税情节,第二个则是本次余业扫买交易所蕴含的潜在契税收入。而其他类型纠纷的词状,则无法以如此完美的财税话语结构进行包装(往往只能提及一个匿税情节),所以也就未能更大限度地调动起知县的审理热情。不过,在这3个得到堂讯的案件中,知县也在查清事实和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做出了基本称职的判决,如没收私设集市和擅收费用之人的违法所得、断令债权人与债务人清算账项,以及对磕索匿税业主的书差施以经济处罚。(5)40

   在考察南部知县对匿税行为本身的处理方式之前,有必要介绍清代国家法对偷漏契税行为的处罚规定。《户部则例》规定:“凡置买田房不赴官投税、请黏契尾者,即行治罪,并追契价一半入官(仍令照例补纳正税)。”(6)41更为完整的规定出现在《大清律例•户律》“典卖田宅律”之中:“凡典买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仍追)契内田宅价钱一半入官。不过割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毎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不过割之)田入官。”(7)42该律文沿自明律,小注系顺治三年(1646)添入。具体而言,该律规定的处罚包含两个方面:(1)对不税契者施以笞刑,并处以相当于契价之一半的罚款;(2)对不过割、不承担田赋义务者,按照不过割的田地面积,施以不同等级的笞、杖刑,并将不过割的田土没收入官。可见清律是在尝试区分不税契与不过割两种行为,并给予轻重程度不同的处罚。律学家对此也有着正确解读。例如,雷梦麟《读律琐言》就认为:“不税契者,虚损其课程,亏官之罪小,故笞五十,追价一半入官;不过割者,遗存其粮税(即田赋),累民之罪大,故罪止杖一百,追田入官。”(1)43

   然而,在南部县,该律文的适用方式却颇显简单粗暴。档案表明,南部知县对该律的理解,似乎并不区分不税契与不过割两种行为,且倾向于对匿税行为(不论是白契未税还是短价漏税,不论是否已过割或是否已部分过割)施以律文中提到的最重刑罚:没收田土。也就是说,在南部县的契税诉讼中,“典卖田宅律”的细致规定被简化成了“凡匿税者一律追田入官”这一严厉规则。结果,一旦当事人的匿税行为被查实,或无法洗脱匿税嫌疑,就可能遭遇涉案田土充公这一严重后果。

   最典型的一起因匿税而遭没收土地的案例,发生于同治八年(1869)。该年四月(旧历,下同),原告苏奇礼趁新知县上任,拦舆控告书吏苏俸太伙同捕役王才捏造苏奇礼收买盗案贼赃的罪名,并向其磕索钱文。苏俸太则在诉状中否认上述指控,并向知县报告苏奇礼家的匿税情事:苏奇礼故父苏德元曾买他人田地不税,后被族人苏星兴于同治四年(1865)告发;苏奇礼遂将契载年月改写,尝试以蒙混方式过税拨粮,但显然未遂。知县在审讯时当堂验契,认定契载年份原系道光十二年(1832),却被涂改为咸丰四年(1854,契纸上记载的中人已于道光年间亡故),所以苏奇礼家显系匿税。于是,知县断令将苏奇礼匿税田地充公,“施入关帝庙帮补祭费”。该案卷宗最后几份文件也显示,涉案田地的确已由书吏勘察并充公,并已由负责经营庙产的绅士招佃议租。(2)44

   在两起包含余业扫买纠纷的案件中,原买家在无法完全洗脱匿税嫌疑、又不愿(或无力)满足原卖家扫买请求的情况下,不得不在最终堂讯时表示“自愿”将前次交易土地充公。道光十五年(1835),原告李元玉向衙门提交告状,指控其堂弟李元秀于去年十月买自己田地,价钱400余千,但李元秀短价漏税。李元玉后又请求李元秀接买养老田,但后者不愿承买。李元秀则诉称,去年交易的价格是100串,已投税拨粮,且双方完全未就余业扫买一事展开接洽。在该案的第一次堂讯中,双方均转而承认前次交易的价钱系275千,且李元秀声称“无改价投税情事”。尽管知县在堂讯中要求李元秀接买李元玉余业,但李元秀坚称无力接买。在第二次堂讯中,打破僵局的方式,竟然是李元秀声称“甘愿将田地施入文庙作公项”。作为回应,知县遂断令李元玉余业另行外卖。(3)45另一案件发生于咸丰六年(1856)。原告文宗举指控被告文清、文宗周父子在前次交易中将原议价银100两在契中改写为40两,并只以40两的契价投税拨粮。文宗举后又要求文清父子接买据说价值高达400千之余业,但遭后者拒绝。在堂讯中,尽管两造和中人都声称前次交易的价银为42两(而非原告之前声称的100两),但文清父子还是决定“自愿”该田地“充入文昌宫,以作焚献”。知县则以判决无须承买文宗举余业作为回应。(4)46

   这两起案件中被告的举动,当然并非真正的“自愿”。在第一个案件中,很可能李元秀确曾将275千的价钱,在契中短写成100千并以此投税,从而漏缴了175千契价的契税。而在第二个案件中,文清父子也的确可能将原议100两的价格,短写成42两并投税。而堂讯中原告和中人之所以均声称原价本就是42两,或许是因为他们已被文清父子在堂讯之前私下买通。无论如何,两个案件中的被告实际上都未能在知县面前完全洗脱漏税嫌疑。这也就成为知县在与被告之博弈中的一个把柄。知县手握的另一个把柄,则是原告的余业扫买请求给被告带来的巨大压力。结果,被告在知县的指点和威慑之下,为摆脱原告借扫买之名而施加的缠讼和骚扰,不得不参照本地化的清律实践,“自愿”将涉嫌匿税的田产充公。由于充公意味着县衙资产和收入的增加,作为交换,知县自然也乐于认可被告无力承买原告余业之主张,并要求原告不得再向被告提出此类请求。

   甚至有当事人为及时止损,在尚未堂讯时就主动请求将涉嫌匿税的田地充公。咸丰八年(1858),一起余业承买类契税诉讼中的被告王在富,就因不堪原告骚扰,主动向知县禀请将先前所买原告之田业(原告自然声称该业尚未投税),“施入书院,以助膏火,而杜后患”。知县当即批示书院首事前往接收该业。而当原告再度提交告状时,知县即批示:被告之田业已经批准充公,“毋庸复行控买”。该卷宗最后一个文件显示,知县已派出书吏和书院首事查勘相应田地,并展开招佃收租事宜。(1)47本案也意味着,“自愿”接受匿税惩处,以一部分产业充公为代价,换来不用承买原告价格高昂之余业的好处,对某些被告应是划算的。

   在道、咸、同时期的南部,只有一起契税诉讼中的当事人在被查实匿税后,得以免遭田产没收的结局。该案即前已述及的发生于道光九年(1829)的短价漏税者与私设集市者间的互控案。堂讯表明,原告马维奇的确将某次交易的700串价钱,涂改成17千投税。但知县既没有下令没收田产,又没有要求追价一半入官,而只是要求马维奇“加倍投税”(即将契价定为1400串,并以此投税)。(2)48但显然这一处断只是例外,而非常态。

实际上,南部县这种对匿税者之涉案田产予以充公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清末契税改革的前夜。直到宣统二年(1910),仍有当事人在状词中信誓旦旦表示,若果查出其有白契未税,“民愿将业充公无悔”。(3)49可见这一操作是何其深入人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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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2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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