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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河边扶贫实验:发展主义的实践困惑

更新时间:2020-12-06 00:28:24
作者: 李小云  
全村没有一栋砖混结构的房屋,村民都住在没有窗户、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的“三无”破旧木房里,做饭就是在外面搭一个柴火架子。进村的路是一条8公里长的盘山土路,是政府补贴、村民自己修的砂石路,雨季期间只有摩托车可以勉强通行,汽车无法进村。村里没有学校,上小学要到山下的行政村勐伴村村委会所在地,初中在镇里,高中在县城里。河边村的孩子从上小学就开始住校,每周五家长用摩托车接或学生自己走路回家,周日家长再送回学校,因此摩托车是村民必备的交通工具。2015年初笔者到访河边村时,村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搬到山下生活,因为他们要到山下买生活必需品,孩子要到山下的学校上学,打工也都在山下,而砍甘蔗、割胶不是每天要做的事,可以骑摩托车上山做。有着大片水田的傣族村纳卡村的生活就是河边村村民的梦想。政府实际上也在纳卡村附近开了地,每户都给了宅基地,有的村民也盖了简易的房子。按照发展主义的视角来衡量,与中国内地乡村普遍存在贫富差异不同的是,河边村整体性的感官贫困状态较为明显。

   实验团队入户调查的数据显示,2015年河边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303元,远远低于同年云南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42元和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的水平,很显然河边村处于明显的收入贫困状态。2015年,河边村人均消费支出为5098元,大大低于全国农民人均消费支出9223元的水平,可见河边村也处于消费性贫困状态。村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21.71%,农业收入占51.99%,政府转移性收入占20.39%,呈现出明显的生计依赖农业的特点。根据村民对2015年之前三年生活状况的回忆,他们普遍认为自从通了电和自来水,特别是2013年开始种植甘蔗以后,生活水平有了提升,但之后全村的经济状况一直都维持在2015年的水平。假定2015年河边村属于贫困状态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河边村在2015年之前事实上处于所谓的长期性贫困状态。为了比较系统地了解河边村的贫困状态,实验团队根据自己调查得到的2015年全村可支配收入数据选择F统计量,使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SPSS)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了不同农户家庭人口的数量对收入的影响。在给出显著性水平α = 0. 05的条件下,计算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和概率p值,得出p值为0.43,远远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得出不同类型农户家庭成员数量对人均可支配收入无显著影响的结论;进一步的检验显示,p值为0.14,远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农户家庭人口数量的差异并未对收入产生影响,说明家庭人口数量不影响家庭的收入(见表1)。与此同时,笔者又对河边村全村农户的人均收入分布做了统计,发现全村农户收入呈现正态分布,村民收入高度集中,村民贫富差异不明显,这是一个典型的没有富人的村庄。

   河边村村民2015年人均消费支出为5098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3元,支出高于收入,人均累计债务3049元,农村信用合作社将河边村划入了不能继续提供贷款的村。村民的消费主要是在支付小孩上学费用、看病,以及购置摩托车和汽油等方面。河边村村民债务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缓慢,村民反映2013年种植甘蔗以后,村民的收入大致维持在2015年的水平,显示了收入提升的刚性约束;但同时,村民的支出逐年上升,而且很多支出的刚性特点日益突出。大多数家庭的摩托车汽油费每年在2000—3000元之间。每个上小学或中学的小孩每周都需要20—30元的各种费用。 在现代商品性消费的推动下,河边村处于债务不断累积的状态,呈现出典型的“发展性贫困”。一方面,河边村村民生活在与现代化物质生产有很大距离的相对落后状态,这一状态下的社会生产关系自身的机制在于维系低水平物质生产的均衡,无法实现物质生产的提升。从现代意义来讲,这是传统落后的农村社区贫困生产的机制,也就是贫困的某种客观性因素。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村民没有能力搭上现代化的列车,但同时又被卷入现代的消费体系中,形成了所谓的贫困的再生产。

   一般来说,以奥康纳(Alice O’Connor)为代表的基于福利缺失视角的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认为贫困是个体或者国家福利体系的失败。17河边村贫困诊断的结论也是一样。上述针对河边村贫困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的认识的政策含义是,河边村的贫困是由发展不足导致的,以此形成了河边实验“现代对接传统”的扶贫框架。由于发展不足,河边村呈现出所谓的“脱贫难”,官方将这类贫困村定义为“深度贫困村”,并认为这些村庄的贫困是“难中之难”,针对这些村庄的扶贫是“重中之重”。从对河边村收入和支出的预测可以进一步理解针对这样的村庄的扶贫之所以“难”的原因。如表2所示,假设按照农民年均收入增长9%估算,同时假定村民的支出维持在2015年的水平,而且新增的收入均用于还债,同时不新增债务,那么,河边村的村民要到2021年才有可能还清债务。但是这一生计景观意味着村民的消费没有改变,既没有增加积累,也无力建造新的房子,也就是说,村民到2021年仍将维持2015年的贫困状态,这就是所谓的“贫困陷阱”和“长期性贫困”。河边村呈现出的贫困的长期性和顽固性印证了21世纪以来关于“贫困为什么长期存在”的一些理论观点。鲍勒斯(Samuel Bowles)等一批长期研究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认为,索罗(Robert Solow)1956年提出的个体努力的缺乏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18的理论,无法解释贫困持续存在的普遍现象,实际上,在个人努力发挥作用之前,存在所谓的“贫困陷阱”。19这一观点将奥康纳认为贫困是因为缺乏机会的观点具体化为缺乏发展个体经济的能力。

   基于上述针对河边村贫困的诊断,实验团队认为,首先,政府确定到2020年要实现脱贫,按照收入预测,虽然2015年河边村村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当年的贫困线,但是河边村的债务水平过高,因此,除非免除所有债务并且不发生新的债务,否则到2020年,按照纯收入计算是无法实现脱贫的;其次,即便免除所有债务并且不发生新的债务,按照2015年的生计结构和收入路径预测,到2020年可以实现2010年不变价格2300元的收入贫困目标,但前提是消费维持在2015年的水平,很显然,这种脱贫仅仅是收入表观性的;第三,即便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同步增加,但是农户无法产生积累,按照每户建房需要15万元资金估算,即便政府保障了教育和医疗,河边村村民仍然无法自力更生实现住房保障的目标。在此条件下,到2020年实现脱贫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村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二是村民福利缺失的短板由政府提供支持来补齐。

   基于收入和消费分析而形成的对河边村贫困状况的认识直接推动形成了向河边村投入资源的扶贫计划,即建设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道路和住房等),建立教育和医疗保障,发展高收入产业,其主要思路是推动河边村的现代化改造,通过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实现脱贫。很显然,这一诊断在方法上聚焦了村民生计的结果,但正如格林(Maia Green)等人所指出的,这样的贫困诊断实际上很难把握农户所嵌入的外部因素对贫困的影响,20因此造成了其后形成的扶贫方案对很多结构性因素的忽视。基于这一过程形成的河边实验的各种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与贫困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相缠绕,使扶贫场域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呈现出复杂的景观。这一复杂性的主要特点是现代与传统具有巨大的张力,使得河边实验成为发展主义知识遭遇的战场。

   二、“瑶族妈妈的客房”:“去农化”扶贫路径的尴尬

   塔考克(Isabelle Tsakok)根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不同类型国家乡村发展的比较认为,成功的农业和农村的转型一般有四个特点: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下降,农业就业比例下降,农业生产力持续几十年有提升,以及一半以上的农民持续几十年收入有增长。21这也是农村贫困减少的过程。塔考克的观点代表典型的通过社会经济转型来摆脱农村贫困的主张。河边实验基于收入和支出关系所展开的河边村贫困诊断在框架方向上与塔考克的观点也是一致的。这个框架的主要假设是,首先,政府的教育和医疗扶贫措施已经覆盖了全村,政府不大可能再对农户在这些方面的支出予以补助,因此,弥补支出缺口只能依靠农户“自力更生”。其次,按照上述对村民收入和支出的预测,如果基于到2020年脱贫的要求,河边村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其一,由于河边村没有一户拥有安全住房,要到2020年实现住房保障的扶贫目标,农户建房的最低资金需求为10万元,如果政府能无偿为每户提供资金10万元,农户的收入以年均9%的增速增长,并且不产生新增支出,河边村到2020年就可以实现收入达标和“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这一方案的前提是政府无偿为农户提供10万元资金支持,但是这一方案属于低水平脱贫方案。其二,如果政府为每个农户提供10万元支持,同时农户能有一个使收入倍增的产业,假定一个产业需要三年见效,从2015年算起,那么到2018年就可以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000元,这意味着河边村村民到2020年将会接近或超过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这一方案属于高水平脱贫方案。但是实现这一方案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提供10万元支持;二是有一个能创造倍增收入的产业,以及农户有从事这个产业的能力。

   鲍勒斯等人认为,对于陷入贫困陷阱的贫困群体或个体而言,在发挥个体的能动性之前,这个群体或个体需要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达到一个所谓的“关键性门槛”(critical threshold),否则,贫困人口很难越过贫困陷阱。22在河边村贫困诊断的过程中,笔者在与村民的共同日常生活中反复体验并且备受困扰的一个问题,即贫困的“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关系问题。村民之所以通宵收获甘蔗的主要原因是糖厂需要将大量的甘蔗集中拉出村外,这样可以节约运输成本,而村民为了确保甘蔗糖分的含量达标,必须在甘蔗成熟时全村动员彻夜收获甘蔗。随着甘蔗面积的扩大,亚洲野象的破坏成了甘蔗生产最大的麻烦。辛苦种植的甘蔗被大象破坏,农户只能获得每亩700元的补偿,而投入的资金和劳力成本在每亩1000元以上,补偿不足以弥补损失。因此,我们很难将河边村的贫困看作“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瑶族村民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限制,很少远距离外出打工,下山打工每天也只有80—100元的收入,而且都有季节性,收入受到很大的限制。很显然,在社会经济快速转型的条件下,河边村贫困的“外生性”特点非常明显,贫困实际上被深深地嵌入发展的制度中。23即便对于相信个人努力可以致富的美国人而言,兰克(Mark Rank)也认为贫困是个人的失败的观点只是一种迷思,贫困主要是就业歧视和社会保障缺位造成的结构性失败所致。24一方面,河边实验在宏观上将河边村的贫困主要视为结构性的,很多实验需要的条件正是在脱贫攻坚的政策下解决这一结构性问题的举措,如农村低保、教育和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河边实验在微观上则将河边村的贫困看成是农户陷入了一个只能获得低收入的传统生产方式和体系中,需要开发新的收入空间,但是农户能力不足,无法挖掘出新的机会。

由于在现有的生计策略中难以挖掘能大幅度提高农户收入的产业,河边实验团队和村民首先开发出了“雨林鸡蛋”项目。河边村村民养的鸡主要在田间和雨林里寻食,鸡蛋很小,蛋黄很黄,属于典型的“有机蛋”,非常适应城市高收入群体的需求。2015年实验团队开始利用微电商开发“河边雨林鸡蛋”,通过固定客户订单的形式展开销售。然而这一项目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问题。虽然鸡蛋卖到了10元一个,被人戏称为“河边金蛋”,但是为了保证鸡蛋的“原生性”,无法采用现代化饲养方式扩大生产规模,而且当地鸡的品种也不适合集中大规模养殖,一旦大规模养殖就容易暴发鸡瘟。由于一年一户最多也只能出产50—100个蛋,即便按当初设想的10元一个“金蛋”来算,收入也不高。2015年到2016年,全村总的鸡蛋销售额不过区区几万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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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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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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