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浩:脱贫攻坚实践与中国乡村社会重建——以滇西边境彝族贫困社区功能性社会重建为例

更新时间:2020-12-06 00:10:44
作者: 陈浩  
无疑重在契约性整合。

   脱贫攻坚实践中,新的乡村社会整合正在产生,但这些新的整合模式很难吻合以上三种模式。新的中间力量和社会联结的产生,既非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文化逻辑驱动,亦非基于某种契约关系,因此可以肯定,新的整合模式不属于先赋性整合或契约性整合。值得讨论的是行政性整合,扶贫队伍和群众之间的联系确实肇始于行政力量,但是,群众之间的联结和公共意识的重建却不是行政干预的结果。而扶贫队伍本身不具备行政权力,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整合或动员群众。最重要的是,新的整合不是行政力量的直接政策意图,政府执行这些措施的目标在于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在于脱贫攻坚。而社会整合的实现,一定程度上是脱贫攻坚政策的附带效果。

   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有一种新的力量促成了当前的社会整合,这种整合模式可以被概括为功能性整合。不管是中间力量的形成,干部与群众关系的密切化,还是新的观念的出现,都是建立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的,是出于一种功能化的需要。功能性整合只是一种新的概括,而非新的事实,传统社会的整合力量也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宗族、地方自治团体等除了文化规范和认同的联结外,也发挥着很大的现实作用,维护着成员的利益,并拥有大量资源,如公田就在传统社会整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毛泽东1930年调查的寻乌县,公田占比高达全部耕地的40%,其中60%为族产,20%为与信仰相关的庙产,10%为学田,还有10%为桥会、路会、粮会一类的社会公益田地。30费孝通1939年调查的禄村,团体所有田面积240亩,占全村农田的27%,而最大的团体地主拥有土地50亩,超过任何私家田地面积。31相反,现代乡村原子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整合力量的功能性下降,乡村社会缺少公共服务的提供,社区联结性必然降低。改革时期,乡村公共服务主要由乡镇设置的“七站八所”提供,但在实施过程中它们主要承担管理职能而非服务功能,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对乡土社会的进一步整合。32

   可见,现实需要成为新的社会整合的契机,脱贫攻坚需要人力资源,于是建立了工作队和扶贫队伍,产生了行政权力与村民个体之间的中间力量;需要程序,才有了各种会议机制和参与机制,产生了新的公共意识;需要决策精准,才有了频繁的干部入户行为,加强了社区与外部的联系;最重要的是需要执行,村民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开展行动,在实践中形成了新的规范性力量。

  

   五、结语

  

   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乡村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迁,进行着许多影响深远的实践,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政策的实施,正加剧这种变化的发生。我们印象中的乡村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也在不断变化,有些已经逐步得到解决,有些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促使我们紧跟现实,考察各项乡村政策实践对社会发生的影响。脱贫攻坚实践的影响已经超出经济民生层面,导致新的社会整合过程,这是建立在现实需求基础上的。

   消除贫困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需要的不仅是经济收入的提升,还有社会保障、生活质量方面的要求,而对实施成效的考核,也有群众满意度方面的指标。这就导致以往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措施难以执行,需要各种力量参与社会整合。通过持续的行为实践,乡村社会整合不同程度地得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社会整合模式,即功能性的社会整合。功能性社会整合是建立在现实需求之上的整合模式,它可能由不同的力量驱动,有不同主体参与,但最终是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目标。

   乡村社会整合需求的来源并不固定,当前其动力主要是脱贫攻坚,脱贫攻坚结束后,这种需求可能会消失,其中一些业已实现的社会整合也可能会再次解体,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许多联系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如村民的公共意识、新的环保规范等就是如此,这类整合因脱贫攻坚的契机而兴起,却不会随脱贫攻坚结束而终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从实践中探索出的社会整合模式将会影响未来的实践,在新的社会整合需求出现时,仍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今后,我们在探寻乡村社会重建或整合的方式时,不仅应考虑当地的文化传统或组织力量,也应更多考虑当地的社会功能性需求,以这些基于当地现实的需求为引导,社会整合或许不用刻意去追寻,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一思路对乡村振兴战略或许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文为云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基于内生动力的稳定脱贫措施与保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QN201801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田毅鹏、吕方:《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载《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②周大鸣、廖越:《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原子化”概念为中心的讨论》,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③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④同注①。

   ⑤张良:《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兼论乡村社会整合》,载《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10期。

   ⑥刘锐、阳云云:《空心村问题再认识——农民主位的视角》,载《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

   ⑦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载《读书》2005年第7期。

   ⑧《费孝通文集》第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⑨《费孝通文集》第4卷,第317—318页。

   ⑩同上,第341页。

   11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2同注③,第139—141页。

   13同上,第254—255页。

   14[美]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57页。

   15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16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载《读书》2011年第1期。

   1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载《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18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9同注②。

   20当地人对村综治员、农管员、护林员、信息员等业务人员的戏称。

   21[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侯玉波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133页。

   22同注⑨,第336—340页。

   23同注①。

   24同注⑧,第332—339页。

   25同注12,第9—12页。

   26孙庆忠:《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

   27同注17。

   28胡振华、陈柳钦:《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9蔺雪春:《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述评》,载《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1期。

   30《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12页。

   31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32徐勇:《“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载《东南学术》2009年第1期。

   【作者简介】 陈浩: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Chen Hao, National Center for Borderlands Ethnic Studies Southwest China, Yunnan University)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804.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