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浩:脱贫攻坚实践与中国乡村社会重建——以滇西边境彝族贫困社区功能性社会重建为例

更新时间:2020-12-06 00:10:44
作者: 陈浩  
有的顾着自己的生产事业,有的冷眼旁观,有位村民直接提出:“要扫路上的垃圾,村里面得出钱啊,隔壁村都是每人20块一次。”这一说法得到周围群众的附和,但几位村干部表示无法理解。

   通过与村民的深入交流,笔者发现这种村干部难以理解的状况,来自两方面的观念:环境卫生观念和劳动报酬观念。一方面,生产队解体以后,组织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逐渐消失,在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导向下,当地人并未真正树立环境保护观念。卫生观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但人们通常只注重家庭和个人卫生,部分人在饮食和个人穿着方面的改变较大,对公共卫生的维护则没有兴趣。另一方面,当地人的个体权利意识兴起,劳动力的市场价值越来越明确,只要是家庭之外的劳动,在他们看来就是应该获得报酬的。这些观念的结合,形成了自洽的文化逻辑,影响了他们的事实判断和行为选择。

   通过宣传号召来改变这种观念,一时很难实现,村干部只好去想新的策略,发动各方力量来迫使村民行动。首先是责任落实到人,村干部和工作队队员每个人挂钩一个村民小组,完不成任务就要自己负责。其次是发起一个“小手拉大手”的活动,即通过村小学的老师向学生布置任务,让他们放假时督促家长参加清洁劳动。“家长不听干部的,但听孩子的;孩子不听家长的,但听老师的;老师不听孩子的,但听村干部的,相生相克啊。”一名干部打趣道。这招的确很有效,有孩子上学的人家后来都非常配合。通过一系列半强制的手段,总算将村民动员起来了。

   笔者负责的村民小组在打扫卫生日,除极少数确实有事的村民外,几乎户户参与,并且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抵触或偷懒,反而热情高涨,干劲十足,有说有笑,气氛温馨。这种情况出乎笔者的意料,这也显示村民一旦行动起来,原有的观念对他们的情绪不会有太大影响。

   此后村委会又组织过几次扫除,群众响应积极了许多,只要定好时间,大部分人都会参与,无须再加强制。更重要的是,笔者在公路上还遇到几次村民自发捡拾垃圾的情况,可见其维护公共卫生的意识日益增强。到当年年底,有的村民小组自发划定了公共卫生责任范围或排出各户的值日表,不再有人因公共卫生扫除索要报酬;有的村民小组还开始谋划筹集公共卫生资金。这体现了当地人卫生观念的重要转变:对“卫生”的理解从个人卫生扩展到环境卫生,而公共环境卫生则从“他人的事”或“与我无关的事”,变为“我们的事”。

   打扫卫生本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不过举手之劳,与脱贫攻坚似乎也没有多大联系,直到笔者亲身经历后,才认识到它竟然牵涉如此多的问题,以致需要用文化逻辑、社会结构等宏大话语进行分析。当然,古人早就留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哲言。但当村民不仅“一屋不扫”,而且向村干部要钱的事情发生时,仍然足以让许多人无法理解。对了解社会学的研究者来说,这种要求并不荒唐,乡村居民不关注公共事业并非新鲜事,费孝通就详细论述过中国社会中的“私”,这与以“差序格局”为规则的传统社会结构密切相关。24而且在一些集体经费较多的村里,确实是这么做的,凡是参加公共卫生扫除的农户都发给一定的补贴。这些事实证明,乡村社会公共事业的荒废已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私而忘公”的文化观念足以造成荒唐的行为发生。

   从另一个视角看,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值得我们重视。文化逻辑固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和生活方式,但我们的经验显示,通过宣传动员的方式改变村民卫生观念的反复尝试几乎没有效果。反而,以一种看似不合理、带有强制性的策略,让村民被动地接受,不仅促成了他们的行为实践,而且重塑了他们的文化观念。

   由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乡村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只从文化象征、逻辑体系或社会关系入手是不够的,而且很可能失败。乡村的原子化或“无公德个人”的产生,并非因为村民不受任何观念原则限制,而是因为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观念,已经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逻辑。在公共领域被金钱、权力长期占领的背景中,物质利益成为评判一切的原则,这已深入许多乡村居民的观念中。要改变乡村的原子化状态,重建社会整合,就必须改革这种观念。但以一种观念取代另一种观念,以一种逻辑取代另一种逻辑,信息传播或宣传教育能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此时,实践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通过行为实践来重塑文化观念,实现乡村社会整合,是脱贫攻坚政策对乡村社会重建的重要意义之一。

   (三)村民公共意识的重建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解体,T村经历了与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相似的发展过程。在公共生活方面,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会开得少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每年还会开几次会,以完成公粮收缴等不同任务;农业税取消后,村里的会议变少了,经常一年下来一次村民会议都没召开过,能让村民聚集起来的只有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在这个过程中,每家每户各自为政,自己发展,“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对别人家的事情也关心得更少了,私下的议论当然不可避免,但绝不会公开评论。

   脱贫攻坚开始后,村里的会议又多起来了,而且多了很多。贫困户的产生需要经过多道程序,这些程序被称为“三评四定”:“三评”指内部评议、党员评议和村民评议,“四定”指村委会初定、村民代表议定、乡镇审定、县确定。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涉及许多会议,包括贫情分析会议、户主会议、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等,每年都会举行几次。

   故事四:贫情分析会议。

   贫情分析会议是贫困户评选的第一次会议,由各个村民小组召开,村干部或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主持。此时小组内的所有村民都可以发表意见,提出自己认为符合建档立卡贫困户标准的农户,形成最初的候选名单,如果没有被列入这个名单的,在之后的评定中也就很难再加入。同时,贫情分析会议也是一系列会议中参与度最高、讨论最开放的会议,因此对那些想获取扶贫政策帮助的人来说,这个会议显得格外重要。

   贫情分析会议需要讨论几个名单,一是符合条件新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名单;二是符合脱贫条件退出建档立卡贫困户名单;三是错评名单,即该户不符合贫困户条件,但被纳入贫困户的名单;四是错退名单,即该户不符合脱贫条件,但在上一次评定中被评为脱贫户的名单;五是脱贫返贫名单,即该户在上一年已经脱贫,但因各种原因返贫,需要重新纳入贫困户的名单。

   贫情分析会议基本议程如下:主持人介绍完会议基本情况,然后进入户主评议环节,让村民依照程序逐项讨论以上各个名单。发言和讨论的结果及提出的问题都被记录下来,留待核实信息后再作处理。最后,依据村民提出的相应名单进行举手表决,并拍照留证。

   多数村民对参与贫情分析会议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以笔者2017年在Y村主持的一次贫情分析会议为例,当时共有3个村民小组的成员参加,这几个小组原本位于河谷,因水电站建设被淹没,大部分人移民到外村,余下部分人靠后安置在本村移民点,因此3个小组总共才37户,合并在一起评议。开会当日,37户户主或代表无一缺席,会议讨论十分激烈,绝大多数代表发言,就彼此提出的候选人的各方面条件进行评议,不时出现挑战和质疑的声音,耗时近3小时才结束,最终表决通过名单。

   会议结束后笔者与村民进行交流,以下是当时的谈话内容:

   问:今天大家很积极啊!

   答:讨论一下也好,家家户户有意见就提出来,否则有意见也不知道去哪里说,不开会的话谁能管别人家的事呢?

   问:村民开其他会有这么积极吗?

   答:(脱贫攻坚)以前开会听的多,说的少,大家都不爱来,像今天这种晚上开嘛,来一半人就不错了……扶贫了嘛,贫情分析,大家讨论,各家各户的情况都讨论,有意见可以提,大家都有意见,都可以提,都来开会。

   问:扶贫后开会多吗?

   答:多,经常开,但是贫情分析会争得最厉害,意见最多,讨论下也好。

   贫情分析会议是脱贫攻坚实践中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缩影,村民重新获得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并通过这些平台加强了公共意识。脱贫攻坚以前,许多村民只关心自己家庭发展,现在则能够关注社区生活。过往社区中的个体对其他家庭的事务漠不关心或是仅作为无聊时的谈资,随意说别人家的是是非非是不被认可的,若传到对方耳朵里甚至会引起纠纷。但与脱贫攻坚相关的各种会议,让村民不仅能够对涉及公共生活的他人事务进行了解,还能进行评判,甚至在看法冲突时通过争论和协商达成最后的共识。各种会议的召开,不仅为村民提供了接触交流的机会,还提供了了解其他家庭情况以及社区整体发展状况的平台,使其意识到他们有权关心、评判和参与公共事务,也就重新建立了社区中的社会联结。

   故事五:扶贫动员与防疫动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这与全国上下的统一行动和社会动员分不开。在Y村和T村,当地防疫动员几乎没有受到阻力,干部和群众密切配合,顺利度过了2月—3月最严峻的高峰期。当前,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两场战争仍在同时进行,二者有着密切联系。

   一方面,脱贫攻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大量社会动员,为村民接受防疫动员奠定了心理基础。1月底,Y村和T村开始封村,禁止人员进出,毫无疑问村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但是绝大多数村民都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在传达防疫指令和防疫知识时,村民早已习惯这种宣传动员,没有遭遇抗拒。

   另一方面,实施抗疫措施的和执行脱贫攻坚政策的几乎是同一群体。2月初,当其他岗位尚未复工时,Y村和T村的扶贫工作队队员刚过完春节就回到了岗位上。2月6日,市扶贫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出《致全市驻村工作队员的一封信》,指出“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你们深入村组,参加基础数据排查,防控知识宣传和舆论引导,全力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战争中……为保障全市人民身体健康和一方平安付出了辛勤努力”。除了上述工作外,工作队队员还参加守卡、封路等具体工作。2月7日,镇扶贫工作微信群发出通知:“请各驻村工作队在疫情期间无特殊情况不得擅自离岗,若有特殊情况必须严格遵守请销假制度,若出现擅自离岗、离村情况,镇驻村领导协调小组将照实上报。”可见,脱贫攻坚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力量,在危机出现时也能起到很好的社会整合作用。

   此外,当地村民和商户为防疫和扶贫工作人员捐赠了大量物资,包括酒精、方便面、矿泉水、火腿肠、大米、食用油、饮料、雨伞等,Y村村民禹某捐赠了1头猪给村委会和工作队,位于Y村的水上饭店经营者捐赠了1吨江鱼给全镇抗疫人员。

   可见,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都产生了功能性的需求,当地村民为应对这些需求,重新建立起对社区的公共意识,个人主体在功能性的需求中得以回归。面对共同的脱贫目标或疫情危机,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被唤醒,社会联结重新得以实现。

  

   四、乡村社会的功能性整合

  

在以前的研究中,中国社会整合的模式被分为先赋性整合、行政性整合和契约性整合,来自历史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联结的整合模式被称为先赋性整合,集体化时期以组织化和行政权力为手段的整合模式被称为行政性整合,而改革时期市场和中间组织兴起,契约性整合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5对于如何重新实现乡村社会整合的问题,有的学者注重内生文化的力量,认为根植于乡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关键。26还有学者认为这种文化力量表现在三个方面:村庄内部的习惯法,村庄精英的活动及其权威,民主自治的实践。27显然,这类观点希望实现的是先赋性整合。另外一些学者从农村合作组织28、村民自治制度29等视角探讨乡村发展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804.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