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浩:脱贫攻坚实践与中国乡村社会重建——以滇西边境彝族贫困社区功能性社会重建为例

更新时间:2020-12-06 00:10:44
作者: 陈浩  
许多村民长期以来未接待过任何乡镇干部,有些甚至与政府公职人员没有任何交集,包括跟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都极少打交道。

   总体而言,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实践是全国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实践对当地社会整合的影响也是全国脱贫攻坚举措诸多影响的一个重要类型,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三、脱贫攻坚实践对社会整合的影响

  

   许多研究显示,中国乡村社会联结的解体,无须人为破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就自然达成了;然而,乡村社会的重新整合不是一个自然过程,需要更加积极的力量才能促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Y村和T村社会中都没有出现这种力量,直到脱贫攻坚政策的实施,诸多实践才对当地社会重新整合发生了很大影响。

   (一)自上而下的中间力量建构

   脱贫攻坚开始后,Y村和T村村民开始接待不同类型的扶贫干部造访,许多人家面临的问题可能不是缺少干部来访,而是来得太多了。需要入户的干部包括县级挂片领导、镇上的挂片领导、挂钩帮扶单位领导、镇上“一揽子”工作队干部、考核人员、评估人员、督查人员、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村三委”(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监督委员会)干部等,还有很多临时抽调的公职人员如教师等等,不一而足。

   故事一:拥挤的一餐。

   T村村委会很小,只有一栋两层小楼,下层两个房间,分别为会议室和办公室,上层四个房间,其中一间用作村史馆,另外三间原本空着,脱贫攻坚开始后成为驻村工作队队员的卧室。小楼下是一个约100㎡的院子,院子一侧有一间约15㎡的平房,即村委会的厨房。厨房里只有一个火塘和一个电磁炉,平日里驻村工作队队员的伙食在此解决。

   2018年年底,距脱贫验收第三方评估组检查还有6周,县里部署了“大干50天”的迎检工作安排,要求所有部门人员下沉一线开展扶贫工作,于是大量扶贫干部集中到达村里开展工作,工作时间有的人分散入户,有的人在会议室整理档案,未见异常,但到中午吃饭时,狭小的村委会厨房和院子里一下子涌入了56名干部群众用餐,让人大吃一惊。这些人包括:

   “村三委”干部4人,驻村工作队队员4人,挂钩帮扶单位人员7人,镇“一揽子”工作队队员4人,教育扶贫下沉教师7人,健康扶贫档案整理下沉医务人员5人,协助工作的村民小组组长10人、党员5人,参与工作的村业务“大员”205人,另有进行随机抽查的县委督查组工作人员3人,临时聘请来准备当日饭菜的村民2人。

   脱贫攻坚政策实施以后,类似的声势浩大的场面时有发生,贫困村里出现了众多外来人员,他们来自不同单位,带着不同任务,从事不同工作。这些人反复出现,在当地社会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仅在数量上具有一定规模,而且始终与当地人互动,并不可避免地产生相互影响。

   故事二:从“人熟狗龇”到“狗熟人龇”。

   “龇”是云南方言,表达一种愤怒、斥责的情绪和态度,与北方话的“生气”“急眼”等词类似,它既可作为动词使用,亦可作为形容词使用,责骂别人可说“龇”某人,而有人生气则可说他/她“发龇”了。由于无法考证其对应的规范汉字是什么,我暂时使用“龇”这个音义较为相近的字。

   笔者在担任扶贫工作队队员时,第一次进寨子入户就被狗“龇”了,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同镇民政办一位工作人员由村委会主任带领,去一个以傈僳族为主体的寨子验收危房改造项目。寨子在海拔较高的山上,离村委会有8公里左右。车停在村口,一行人步行进寨,正是午饭过后,路上没遇到村民,显得很宁静。寨中房屋依山而建,入寨道路位于中部,上下都有人家,每户皆需向上或向下爬几米陡坡才能进入,很少建有平整的阶梯,多数时候要沿着自然踩出来的脚印坑上下。到了一棵老核桃树旁,我们停了下来,应该是目的地到了,那户人家在路上方,但他们没有直接爬上去。

   “阿表!”

   主任仰头朝着房屋喊了一声,几乎同时就有了回应,不是人声,而是狂怒的犬吠,让我心头猛地一颤。一犬开口百犬齐吠,顿时狗声大作,全寨子都喧沸起来。两名干部没有再喊,也没有别的行动,只是悠闲地抽着烟,只有我警惕地环视四周,生怕有恶狗出现。过了好一阵子,随着“吱吖”一声,院门开了,一条黑影狂吠着冲出门外,旋即被拉住,狗是拴着的。

   “睡一会呢?”主任问道。

   “嗯,睡了一会。”这时我们才开始往上爬,我紧紧地跟在最后面,快到门口就停了下来。

   “没事,它不咬。”主人一边勒住狗链,一边往里招呼我。我心有余悸,几乎贴着离狗最远的大门右侧溜了进去。

   “这是云南大学的陈老师,我们村的工作队员。”主任这样介绍道。

   “陈老师啊……坐,坐……”男主人满脸笑容,但似乎不知对我这个陌生人说什么,便端过凳子,后又递上香烟;女主人进屋找来杯子,从壶里倒水涮洗,泡上热茶,拿出一盘堆着瓜子和糖果的零食,又捧出一大捧核桃。坐定后我们开始交流,我问了他的家庭成员、经济收入、生活等方面情况,他们也问了一些我的个人情况,比如来这里多长时间了,老家是哪里的等。由于该户没有中学生或大学生,似乎对我的身份不太了解,也不太感兴趣。验收工作也是在闲聊中完成的,对照着文件上的标准查看建设情况,然后拍照、填表、签字盖手印等,整个过程大约20来分钟。离开时我礼貌性地夸赞他们家的核桃好吃,他们竟装了一袋非要让我带回去,我坚持不收,最后村委会主任做主替我收了,当天工作完成得较晚,七八点钟还没回去吃晚饭,这些核桃还在路上解决了我们的肚子问题。

   此后,我便开始了与这些农户之间频繁的交往,主要是工作需要入户,也有一些人情上的往来,1年时间里,这个寨子我去了不下10次。每次去的目的都不同,但总是需要主人在家。逐渐熟悉后双方交往也更加随意,第一次见面时的客套也就不复存在,有时还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争执,并不是每次去都会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改变,就是我不再怕寨子里的狗了,一些去得多的人家,狗见着我就摇头晃尾,不再叫了。因此,当有扶贫干部将工作队入户的过程总结为“从人熟狗龇到狗熟人龇”时,我发现不单形容贴切,居然还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事实。

   入户是扶贫工作的常态,村干部和工作队队员几乎都会跑遍全村每一户人家。仅在每年两次的动态调整期间,每个贫困户至少有扶贫干部到访3次,进行数据收集、数据核实和明白卡张贴或填写,经常会出现扶贫干部入户但主人却不在家的情况,此时可能会打电话将他们叫回家。过于频繁的入户,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农户的正常生活,遇到“狗熟人龇”的情况也就显得十分正常了。

   入户工作的内容包括收入调查、材料分发、数据核实、房屋改造验收、明白卡张贴、卫生检查等等不一而足。每次调查除了完成特定任务外,都附带着了解情况和宣传政策两项内容。所谓政策宣传,除了向村民介绍脱贫攻坚的相关措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农户记住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多少实惠,以免脱贫验收时他们说不清楚。同时,对于那些因未被评为贫困户或者评上后脱贫而不满的家庭,则需要做思想工作,让他们了解未评上或者脱贫的依据,并在评估组来验收时配合。这个工作是最难做的,因为很多人出于利益考虑,不承认自己家的收入已经达标,此时入户干部不得不举出诸多证据,而这些证据是很灵活的,双方经常因此发生争执,这也是到了后期入户时出现“狗熟人龇”的另一原因。

   尽管入户过程中有各种情况发生,但不可否认的是,脱贫攻坚开展以来,各类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密切得多了。即使这种联系是因业务工作而发生的,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相互交流得到的关系不会那么纯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仅态度会影响行为,行为也会影响态度。21随着彼此了解的深入,很大程度上也增进了感情,同时提供了更多相互协作、相互依赖的可能性。

   国家与个体的联系方式是考察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视角,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依靠“双轨政治”运行的,自上而下的皇权到县一级就不再深入;基层事务由乡村绅士和自治团体维持,形成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用强制的支配力下达命令,如果没有中间力量的缓冲,就会把乡村逼到政治死角,造成行政僵化。乡绅和地方自治机构就是这种具有缓冲和桥梁功能的中间力量,能有效将自上而下的命令转化为自下而上,维护基层行政的有效性。22田毅鹏认为,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实质在于中间组织的缺失,个人直接面对组织化的权力,会导致精神上的无助和思想行为上的混乱,缺乏积极的、建设性的集体行动的资源和能力。中间社会的培育需要把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组织发育结合起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良性互动的局面。23

   那么,中间力量的产生是否只有自下而上这一条路径呢?上述脱贫攻坚的实践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也能形成旁逸斜出的中间力量。参与Y村和T村脱贫攻坚的扶贫队伍中,绝大多数人对这个社区没有任何直接的行政支配权,Y村的挂钩帮扶单位是该市的人民银行,驻村工作队来自市发改委和云南大学,T村的挂钩帮扶单位为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驻村工作队来自云南大学。相关人员的编制仍在原单位,参与脱贫攻坚只是阶段性任务,完成任务后就会换岗撤离,同时这些单位都有具体职能,对乡村社区没有直接的行政管辖权或业务指导权。我们可以说,虽然扶贫队伍是自上而下派出的,却是处于行政权力与村民个体之间的中间力量。一方面,扶贫干部能够将上级的政策意图传递给村民,督促村民落实相关措施;另一方面,村民在不满意时不用完全服从扶贫干部的要求,为了有效完成工作,多数扶贫干部会将村民的意见反馈给命令下达者和政策制定者,并进行居中协调,促进政策的局部调整。因此,这些扶贫干部改变了村民直接面对组织化权力的状况,成为刚性行政权力与社区具体实际之间的桥梁和缓冲力量。在脱贫攻坚实践中,显现出一条自上而下的中间力量建构路径,对社会学研究中过于注重自下而上社会力量建构的情形构成一种反思性视角。

   (二)行为实践对文化观念的建构

   通常认为,集体行为实践是由当地文化观念引导的,但脱贫攻坚作为政策实践,其行为指向来自国家意志和领导意图,而非来自社区内部的制度规范和文化体系。因而在许多论者看来,这种外部力量驱使的实践面临着能否与社区内部文化逻辑进行调适的问题,而通常状况下,统一、刚性的政策目标确实很难完全与多元复杂的具体社区文化完全吻合,冲突和矛盾时有发生,很多时候对当地文化起到破坏性的作用。脱贫攻坚过程中,这种冲突的确比较普遍,许多具体措施的执行难以到位,值得我们进行反思。然而,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另一面向的事实同样不可忽视,即政策实践对村落文化观念的建构作用。

   故事三:公共卫生扫除。

脱贫攻坚开展之前,T村10个村民小组的公共卫生几乎无人维护,垃圾、杂物依靠岁月的洗礼自然消散。而户内卫生也很堪忧,许多家庭人畜不分,在院坝中喂猪喂牛,满地的饲料和粪便,夏季苍蝇群集,气味污浊。有领导要求贫困户家里应做到“五个过得去”,即检查组到达时能坐得下去、吃得下去、睡得下去、看得过去、说得过去,前四个都与卫生状况相关。为了迎接脱贫验收,村委会和工作队组织了多次卫生会议,反复宣传清洁卫生对脱贫验收的重要性,并明确规定各小组扫除的任务和完成的截止时间。但等到临近截止日期去检查的时候,发现绝大多数小组并未开展任何工作,有两个小组组织了,但是草草了事,大堆的白色垃圾还是原样。多数人家户内卫生也一如其旧,整个状态就是脏、乱、差。当扶贫干部心急如焚时,村民却不为所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804.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