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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武军:“中国高尔基”与“政治家”鲁迅

更新时间:2020-12-06 00:08:35
作者: 张武军  
》,这两篇文章介绍了苏联举国庆祝高尔基60岁寿辰的情形,以及对于高尔基宣传的拔高,即把高尔基从过去的同路作家提升为无产阶级劳动者的作家。“在发达历程中,则一面和劳动运动相结合,一面又永是努力要从个人主义转到劳动阶级集团主义去。他不但是文艺上的伟大的巨匠,还是劳动运动史上的伟大的战士。”19“我们期待Gorky成为我们的苏维埃联邦,我们的劳动阶级和我们的党——他和这是结合了多年的——的艺术家,所以我们是企望Gorky的回来的。”20尽管鲁迅对于高尔基被拔高似乎略有疑虑,但是他翻译这些文章本就大有深意,这和郑伯奇等人看到“拉普”对高尔基60岁寿辰时“落伍”的批评,态度完全不同。鲁迅较为准确地把握着苏联境内高尔基评价的动向,也借此传达自己对国内政治和革命的某种姿态。鲁迅在《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中阐述了知识界对高尔基态度转变的缘由:“当屠格纳夫,柴霍夫这些作家大为中国读书界所称颂的时候,高尔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译,也不过因为他所描的人物来得特别,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这原因,现在很明白了:因为他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21这既是鲁迅对于旧知识分子和高尔基无法相容的批评,也是对他自己接受高尔基的总结和反思。他援引苏联革命者对于高尔基的评价,以此作为自己的态度:“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这有沈端先君的译本为证,用不着多说。”22从这些言行来看,鲁迅对于高尔基的态度明显转变,由开始的“敬而远之”到热心传播,很显然不是出自“文学”意义上的认可,而是缘于革命和政治因素的考虑。其实,鲁迅对高尔基的了解比中国一般的作家还要深入,还要全面,包括苏俄如何“塑造”高尔基,苏俄围绕高尔基政治评判的不同论争,高尔基的“合时宜”与“不合时宜”等,都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正是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基于文学和政治关系的认知,以及对于国内革命文学论争态度的表达,鲁迅才与高尔基愈走愈近。

   鲁迅翻译了大量高尔基的作品和文学理论,照理说他的文学和创作会深受高尔基的影响,这是典型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命题,不过鲁迅自己不承认高尔基对他文学上的影响。1936年7月一位捷克斯洛伐克文学者致信鲁迅,请求鲁迅为他所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捷克语译本写序,并推荐一篇阐述鲁迅在中国文学史地位的论文作参考,鲁迅把此事托给冯雪峰。几天之后,冯雪峰“全凭了自己的印象”写成《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拿给鲁迅过目。冯雪峰这篇文章的附记记载:“先生自己看过一遍,并且改了几个错字,涂了一两句,就叫景宋先生誊抄了一遍寄出了。所以这并非一篇成文的文字。先生所涂去的是讲到他受俄国文学者影响的地方,将我原稿上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两个名字涂去了,他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得烈夫有些影响。’”23这一再表明,鲁迅和高尔基的接近并非缘于文学层面,而是政治革命使然。

   鲁迅对高尔基作品的积极译介,以及文化政治的表达,都在事实上满足了人们把他和高尔基放在一起比附的期待。不过,要理解“中国高尔基”从受批判到成为被认可的正面称号,我们还必须考察20世纪30年代高尔基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学领域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就不能不提当时共产党人对高尔基的积极宣传以及这样宣传逐步获得认可的过程。每逢苏联的重要节日,中央苏区都会有一些庆祝的动作,高尔基自然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宣传资源。在1934年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高尔基等被选为名誉主席。文教领域,几乎都是以高尔基和苏俄政治人物冠名,例如红军大学后易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就是为了纪念在广州暴动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此外,除了众多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列宁小学,再就是以高尔基命名的戏剧学校。正如斯诺所说:“在过去十多年中,在中国人关于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想法上,俄国肯定地而且明显地起着支配性的影响,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间,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来影响。……俄罗斯文学读者最多——例如,高尔基的作品比任何本国作家的作品销路还要好,只有鲁迅除外,他本人就是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家。”24的确,正如有人后来统计的那样,“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几乎所有高尔基的伟大作品,都被一一译出”。25茅盾在纪念高尔基逝世十周年时说:“‘向高尔基学习’,成为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座右铭”,“‘五四’以来,曾经有好多位外国作家成为我们注意的对象,但是经过三十年之久,唯有高尔基到今天依然是新文艺工作者最高的典范,而且以后也会仍然是。”26

   鲁迅对高尔基作品的深入关注和不断译介,合乎中共的宣传方针和政治策略,但鲁迅生前不能接受“中国高尔基”的说法,哪怕是没有恶意且充满期待的青年这样说时,他也会公开劝止。1933年青年作家魏猛克写信给鲁迅,期待鲁迅成为高尔基一样的人物,指导青年。“你是中国文坛的老前辈,能够一直跟着时代前进,使我们想起了俄国的高尔基。我们其所以敢冒昧的写信请你写文章指导我们,也就是曾想起高尔基极高兴给青年们通信,写文章,改文稿。”鲁迅对此的答复则是:“其次,是关于高尔基。许多青年,也像你一样,从世界上各种名人的身上寻出各种美点来,想我来照样学。但这是难的,一个人那里能做得到这么好。况且你很明白,我和他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所举的他那些美点,虽然根据于记载,我也有些怀疑。照一个人的精力,时间和事务比例起来,是做不了这许多的,所以我疑心他有书记,以及几个助手。我只有自己一个人,写此信时,是夜一点半了。”27鲁迅把魏猛克的来信和他的复信总题为《两封通信》,公开发表在1933年6月16日的《论语》半月刊上,他是要给青年们做出这样一种表态,不愿被人当成高尔基。斯诺编选《活的中国》,写完关于鲁迅的评传,托与他合作的姚克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1933年回姚克的信中专门提出:“第五段‘中国高尔基……’,当时实无此语,这好像近来不知何人弄出来的。”28斯诺应该是从姚克处得知鲁迅的意见,他后来发表的文章中,就未有明确的“中国高尔基”的表述。1935年鲁迅致信萧军:“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291936年10月15日,从青岛回来的萧军约黄源一同去看望鲁迅,黄源带了别人托他转送鲁迅的高尔基雕像。鲁迅赞赏雕像的时候,还不怎么懂事的海婴走出来说道:“这是爸爸……”“我哪里配……”说着鲁迅“把小像放在靠近身边的桌子上”。30萧军的悼念文章《十月十五日》也专门谈到了鲁迅和海婴有关高尔基雕像的对话,同样提到鲁迅声明说“我那配!”31

   鲁迅在很多场合,尤其是和亲朋好友在一起时,多次谈说高尔基的伟大,自己无法和高尔基比。高尔基有他自己的独特性,他早期流浪下层社会,体悟俄苏社会的一切,成为俄苏无产阶级的作家。鲁迅说自己是破落户子弟,也许无法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作家,只是可以揭破其他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的“自鸣风雅”。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鲁迅看来,他和高尔基所处的国家社会形态不同。鲁迅的日本挚友内山完造回忆录中记载了鲁迅的一段解释:“说我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并不高兴。高尔基只有苏联的才是真的。”“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鲁迅。”32内山完造的回忆录为多年后写成,不免有些文学修饰成分在内,但所传达的鲁迅态度基本可信,那就是鲁迅在谈到别人把他和高尔基相比附时,总是强调自己和高尔基不同的“国家”情境,从而坚持自己之于“中国”社会现实的针对性。正是因为鲁迅的不断劝阻,在他生前,“中国高尔基”始终不能成为一个明确而又流行的称谓。

  

   四、“中国高尔基”的盖棺论定与鲁迅丧葬的政治蕴含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因和高尔基去世时间相隔不远,很多媒体进行报道时自然而然把两人关联起来。10月19日上海《大美晚报》刊登题为《文坛巨星陨落,鲁迅今晨逝世》的报道,文中写道:“名惊世界之中国唯一学术家,今竟因病魔之缠继高尔基氏之后而逝世,实为中国学术界之一大损失也”。上海日文媒体《每日新闻》标题为《中国的高尔基,鲁迅氏终于逝世;忘掉我,世界文坛底损失》。10月20日上海《社会晚报》标题是《文星陨落:各界凭吊,殡仪馆内瞻仰鲁迅,“中国高尔基”盖棺前夜》。香港《港报》标题为《文化界痛失领导,世界前进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高尔基逝世后又一震惊世界的噩耗》。香港“《大众日报》10月20日以《中国的高尔基鲁迅昨晨在沪逝世》为题,刊登鲁迅传略及逝世消息”。33日本的《报知新闻》《读卖新闻》分别刊登了《高尔基的存在》和《鲁迅的印象》,文章表达了对于“中国高尔基”去世的哀思。10月22日《北平新报》以鲁迅好友曹靖华的访谈内容为题报道,“曹靖华一夕谈:悲鲁迅遽尔云亡;他说:苏联失掉了高尔基,损失不若中国死去鲁迅大”。34

   鲁迅先生逝世后,灵柩停放在上海万国殡仪馆,10月23日下午出殡,大量群众前来送葬。各界人士敬送挽联挽诗,深情哀悼,不少挽联都把鲁迅和高尔基放在一起。郭沫若的挽联为:“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张西曼的挽联是:“继国父孙中山以后一人,为民族解放斗争而死;作文豪高尔基同时战友,奠黑暗时代光明之基。”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敬挽:“方悼国际大文豪陨落光明大地正哀痛思慕;又哭中国高尔基窒逝血腥奴场更悲愤欲绝。”景光文艺社同人敬献的挽联是:“倡民族复兴像土国凯末尔;在文坛驰誉如苏联高尔基。”大同大学时事研究会挽联为 “悼我们的高尔基——鲁迅”。35

   很多媒体报道鲁迅逝世的消息时,把鲁迅和高尔基放在一起,这自然有时间上的关系(两人逝世时间相隔很近),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就是称颂鲁迅为“中国高尔基”,是来自当时中共对于鲁迅的盖棺论定,这就使得“中国高尔基”说法大爆炸似地传播开来。根据笔者统计,称赞鲁迅为“中国高尔基”的说法80%以上是在鲁迅逝世后。

   1936年10月25日《救国时报》刊登了两篇悼念鲁迅的文章,一篇是王明的《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一篇是萧三的《鲁迅先生与中国文坛》。谈及这两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前,首先要谈谈《救国时报》在中共宣传上的重要性。《救国时报》起初名为《救国报》,1935年5月创刊,是在莫斯科编辑,在巴黎注册并公开印刷发行的;虽然宣称为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但实际上代表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声音,至少一些重大政策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救国(时)报》发表。例如,著名的《八一宣言》就是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根据亲身参与《救国时报》编辑发行工作的吴玉章的说法,《救国时报》“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读者,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喜读的报刊之一”,“它的发行数量增长很快,在创刊时仅销行五千份;不到一年,就增至两万份”,“在销行的两万份中,国内约一万余份,不仅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内也有它的读者。”36由此看出,《救国时报》看似小报,实乃中共的大报,至少在当时部分兼具党报的功能。因此,《救国时报》上王明和萧三悼念鲁迅的文章,我们也不能简单认为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他们是代表了中共和共产国际对于鲁迅的评价。

王明在《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开篇就写道:“十月二十日上午十点钟,从《真理报》上,我们见到了‘中国高尔基’——鲁迅同志病死上海的消息。”37王明刻意在鲁迅前面加上“中国高尔基”,后面冠以“同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态。苏联主流观点当时声称“高尔基是一个作家兼政治家”,“世界上有过的最大的作家兼政治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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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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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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