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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制度竞争与思想的谱系

更新时间:2020-12-05 12:32:20
作者: 朱苏力 (进入专栏)  
要等到孟子讲“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时,[31]儒家才算名正言顺地区分了贤与能。但从孔子几乎完全依据政绩评价管仲,我很难察觉孔子的与法家的人才观,除了文辞之外,真有什么重大区别。但问题是,究竟什么促使孔孟调整修正了从周公开始的儒家以尊尊亲亲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呢?

   孔子对管仲几乎无原则甚至有点自相矛盾的赞扬曾让我困惑。之后好久,我才理解,这恰恰表明儒家清楚“举贤尚功”也不完美,也有一堆问题。但选择制度或治国方略并非道德判断,不是寻求完全之策,全好全坏,黑白分明,取舍便利,而是利弊分析,计算成本收益。即便有“田氏代齐”,有“三家分晋”,但齐国和韩赵魏三国依然强大,仍然是战国七雄。即便商鞅最后惨死,留下的毕竟是一个强秦。

   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孔子的主张为何疏离了他崇敬的周公,也有助于理解孔子之后“儒分为八”。[32]那真不大可能只是或主要是对孔子理解不同,学生间相互较劲不服。最简单的解说之一会是他们在各地遇到的问题有别,众多社会条件不同,应对措施必须不同,思考、表述和强调自然也就分化了。

   孟子的“亲亲则仁民”就很明显:他已不把亲亲视为结构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而只是君主或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伦理关注之一。“亲民”可以是政治家本人的风格或特点之一,却非必须,它不构成政治家必备的德性(virtue)。[33]会有一大拨人反对这说法,我其实也愿意反对;但问题是,若不这样结论,该如何解说中国人心目中的秦皇和汉武,难道把他们也开除出政治家行列?

   “亲亲”之出局,因此绝不是因为它不符合人性。而是即便它符合人性,也不符合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竞争的制度需求。作为制度,“亲亲”就是没法胜出“举贤尚功”。沿着这一思路,我甚至有理由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是孟子从春秋战国历史中概括出来的经验命题,而并非一些学人趋于认定的是孟子提出的先验道德命题!虽受教于子思,但毕竟耳闻几个世纪来多少次——还可能曾目睹了某些——臣弑君、子杀父、少凌长、庶废嫡,既然已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34]孟子怎么可能在政治制度层面还迷信“亲亲”?扛起“尊贤使能”的旗,他加入了春秋以来声势渐大的“尚贤”行列,进一步拉开了自己与“亲亲”的距离。

   自然也就可以理解包括儒家在内的众多学派在许多问题上的勾连或“异化”。不仅西周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分封制可以视为郡县制的前世。在统一度量衡问题上,如果不是历史记录有错的话,则完全有理由说,其实孔子是商鞅的导师。[35]作为战国末期两位法家核心人物韩非和李斯的导师,荀子的思想更是全面深刻影响甚或塑造了秦汉的法律。[36]

   在人才选拔尤其是任用上,孟子对君主的建议[37]居然与管仲、商鞅、李斯相当一致:“兼听独断”“不谋于众”“独擅天下”——很有独裁的风味。经此,我们可以把管仲、商鞅和李斯的某些思想谱系追溯到“尊尊”。因为只有有了这一制度前提,贤能政治才有可能。汉初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描述了大同社会的种种愿景,[38]严格说来,只有“选贤与能”是唯一在后世中国国家政治制度中得以落实的汉儒理想。“亲亲”只是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由所养”这一愿景中留下了痕迹,在此后2000多年间,只能止步为农耕村落靠血缘和舆论维系的社群制度,未能真正进入国家基本制度。[39]

   就这样,若从周公的“尊尊亲亲”起算,900多年间,儒家思想发生发展,画出了何止是一道弧线。不仅在一些方面汉儒可以对太公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而法家的一些重要观点应该致谢周公的“尊尊”。“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40]这是个人或学派的智慧结晶吗?是人类自然趋向的目的?或许,这只是,或更多是,数百年战乱动荡交给幸存者的别无选择!

   当然“选贤与能”与“举贤尚功”还是有分别的。不只是文字不同,还有精细的意义分别。一是以“能”替代了“功”。也许就因为,不像太公代表的兵家或与兵家相关的法家,可以以计件方式来考察奖励军功耕织上的贤能,既简单便利,误差也完全可以接受。但以计件方式来考察政治绩效或辨识贤能几乎不可能。凭一次面谈,或一折书简,或一时之成败,一日之短长,就定高下,这不靠谱。“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41]——话是后人的,道理却是普世的。此外,有别于军功耕织,政治上的贤还不只源自知识和聪明,还与个人品性、德性有关,而中西经验都一再表明,德性与知识无关。[42]为了更充分利用不同人才的不同优点,社会实践因此催生了相应的概念细分,贤与能,德与才;以及特别是考察方式的区分。[43]孟子进而建议区分,并创造了“位”和“职”,主要“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且“惟仁者宜在高位”。[44]这也方便了理解汉儒主张的“选贤与(任)能”。二是,从春秋战国直到汉初,从管仲、商鞅到卫青、霍去病等,无论“尊”“尚”还是“举”,都意味着君主垄断人才认定和拔擢。[45]但这里的“选”字,还是投射了一个全新难题:在大汉这个空前广袤的农耕中国,如何众里寻他千百度,于灯火阑珊处,发现一个个名副其实的政治精英?

   时代正期待一个全国性的精英比较、筛选、培养和任用制度。

  

五、追溯思想发生和变动的因子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从周公到孔孟一向被视为圣人。历代学人考察他们思想时,往往集中关心他们的概念或命题,如孔子的“礼”“仁”和“忠恕”,又如孟子的“仁政”或“义利之辨”,并力求在他们的思想、理念或表达之间寻找联系、脉络和发展。近现代以来,可能受西学影响,更可能因世事变迁,在介绍或论及前人思想之际,著述者也开始关注其前人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经济社会条件,试图勾连其主张和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借此展示这些思想的重要甚至伟大。但此类勾连很不够,也常常很空泛,还是更多就思想或理念展开,很难看出他们究竟为什么如此主张?针对的是什么?根据为何?可否实行?就因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就主张“克己复礼”?就因战国政治暴虐,民不聊生,孟子就主张“仁政”?这类命题或建议确实直截了当,便于理解,似乎很能赢得民心。但我总觉得,这种只能算“对症下药”的主张,最多只是表明,这些作为改革家和行动者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的主张反映和表达了时人或他个人的愿望。但愿望和主张都不等同于思想。重要与伟大则更是距离巨大。一个愿望大家都觉得好,值得追求,不等于它就真是个好对策,就是个能付诸行动、能成功并最终能落实为制度的对策。“不尚贤,则使民不争”,非常有道理,但如何实施?“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说了几千年,却只有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富裕现代化社会,才更有可能。[46]“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至今都停留于“愿”。这好像是个问题,其实还真不是。就只能如此,甚至也应当如此,因为有不少真情实意的婚外恋,往往会伤害甚至祸害无辜的他人和自己。有些看似长期的社会残缺其实因为这就是直到目前的最佳。

   更大的问题是,这种理解前人思想的方式太容易培养“政治正确”。或许可以激发某种“情操”,却无助于理解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的问题,因此无助于具体地分析和思考可行和有效的应对。

   在分析儒家思想发展演变时,还往往通行一种可谓本质主义和唯理主义的进路,即趋于假定:①重要思想家的思想一定是完整、自我统一且总体上应当是始终如一的,始终围绕着他的核心概念或命题,如“仁”“礼”“道”之类的;②由于师承或自觉认同,各学派的思想非但有连续性,而且连续性是根本的和本质性的;③也承认学人的个人天赋、能力和创造,因此思想表述有不同,但这大致被理解为对自在的人生真谛或普世真理的丰富或不断接近,是学人在其人生高光时刻对真谛和真理的分享,因此可以为后辈学人有效整合,可以“集大成”;④凡无法为后辈学人整合的那些更大的差异则很可能是旁门左道,甚至是异端。

   但战国末期和汉初的这则记载,即便是事后的杜撰,也有助于我们换一个角度,换一个立场,来理解从周公到汉儒的思想演变,以及这些思想变化的社会根据或可能动因。这不是否认每位前人或学人的思想观点与其个人偏好、师从、经历、气质甚至聪愚度有关。很重要,但那既不是全部,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只要他(当时还没有“她”)入世,必须面对一些躲不过去的现实社会问题,其见证的历史以及从中汲取的无论对错的经验教训,或多或少地,就会推动他们修正自己思想轨迹。他们思考和表达的最大刺激一定是从他了解的社会现实、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社会难题,即便不可能完全摆脱导师或他们自我认定的政治社会思想传统的思路、概念和应对。甚至,我有理由认为,越是务实的学人,越是聪明、敏感和自觉的学人,就越不可能仅仅满足于重复师承,演绎导师的教诲。但这也绝不暗示他们更追求标新立异。不会,是因为务实,他们只是更关心回应现实问题,即便一时无解。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观点或主张,包括发展和修正,包括保守或迟疑,都更可能主要来自社会存在对他们的触动。他们相互间的差异,会受个人天赋影响,但更可能主要来自他们各自的时空位置。他们追求的不大可能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或为万世开太平的真理,而只是与时俱进,自认为更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的制度或应对,包括某些只能如此的临时应对。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从周公主张“尊尊亲亲”到《礼运》强调“选贤与能”,这条曲线的每一次位移或可以视为900年来社会制度竞争结果对广义的儒家传统的修正或重塑。代表人物是周公、孔、孟、荀子和汉初儒生,但他们各自的观点体现了,基于对制度竞争结果的理解,对一个逐渐发生却持续流变的大国制度的理论修正。这完全可以套用霍姆斯的名言,岂止是法律,学术的生命从来也不是逻辑,而一直是经验。[47]

   若严格按后世或今天的学院派学人的说法,很难理解从周公到孔孟等伟大政治家思想家。是的,孔子是说过“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之类的话,但他和孟子的目的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为往圣继绝学”或个人的“内圣外王”。他们更关心政治社会后果,其实并不那么在意学术或永恒的真理。想想孔子为什么“述而不作”?还可以想想孟子说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48]他们有时也确实略显保守,尤其同现代学人相比,但那也不大可能因为迂腐或教条,或是后世学人喜欢强加古人的“坚守”。而主要是他们理解政治实践必须审慎,不能只想着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继绝学”,他们深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49]他们深知政治实践涉及的主要是他人的甚至天下百姓的身家性命,而且政治往往不容试错。[50]他们都很务实,主要很可能不因为理想,而因为事业,愿意为事业“隐忍苟活”。[51]由此有了“任重而道远”之弘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韧。[52]这种务实,就是根据切实的经验证据,根据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做出最佳的可行应对和选择。这就是孔子从“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中概括出来的“有所损益”。[53]这似乎有点机会主义,但无论是自觉或下意识,有所损益其实就是大自然赋予人类适者生存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因此,是人性。尤其是,对于孔、孟这种随时准备“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自认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乃至“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54]的政治家来说,不这么做,简直不可思议!

  

六、深藏冷酷的研究进路

  

   还值得重提开头的那则轶事,其中展示的周公和太公思考问题的独特方式。不像儒墨那么集中关注伦理善恶,周公和太公似乎只是把人性特点纳入分析考量,未做评价,也没想升华或改造。看起来两人的方略差别很大,根本冲突,但共同点是他们都更在意制度,以及制度与人互动的长期社会后果。这当然很功利。但给我的感觉却是,他们不仅不像法家那么急功近利,急于通过一次变法就能富国强兵;更奇怪的是,他们甚至也不像孔孟,“吾其为东周乎”“舍我其谁也”之类的,有点夸大其词,急于推销自己——其实也很功利!由于更多着眼于长期制度后果,因此,尽管这两位各有偏好,但在风险利弊评判和制度取舍上,却透出了一种令今人不可思议的价值无涉或悬置,就此而言,堪比老子的“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的冷酷。[55]这实在太像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了。似乎,他俩只是以人生和历史经验为根据,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假说,有关特定制度条件下人性互动可能导致的长期社会后果,然后一挥手,只能如此,把这两个可验证的假说交给了后代的历史行动者。

   这其实令我更难相信历史上真有过这次交锋。只是这朵智识的奇葩一再出现于战国末期和汉初的文献中,同样的无情。这不能不令我反思,甚或只是我愿意相信,理解历史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从来都有,也应该有,其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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