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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制度竞争与思想的谱系

更新时间:2020-12-05 12:32:20
作者: 朱苏力 (进入专栏)  
这在西周时期,很难。还不能光凭口碑(借助于所谓民意),那太容易被人操纵,会便宜了伪君子或野心家。此外,“举”还必须有一个有见识和判断力,有绝对权威的君主。当时的成王显然达不到这个要求;而且,只要实行嫡长继承制,后世君主也很难一一达到这个标准。一旦君主没有基于见识的杀伐决断,所谓的“举贤尚功”就会制造政治纷争,激化矛盾,就会是内斗、内耗、内乱,往往还是不择手段。周公对太公的告诫可谓深知利害,也切中要害。

   仅凭对周公、太公身世以及周初政治格局的简单了解,作此番演绎,即便入情合理,也未必靠谱。但我没想真实再现周初的政治格局,我想说的只是,任何有效决策必须针对决策者当下的具体难题,针对他无法推卸的责任,一定得在给定制度环境和传统内,借助他有可能获得的资源,做他认为最重要、最恰当和最迫切的事。你可以有“替万世开太平”的追求,却更要知道理性、个人能力和历史条件甚至资源都很有限。有些事,哪怕知道长期后果并不可欲,但如果就是此刻的必须,为“救世”,就只能先这样做,即便后人误解。有许多事,只能留给后人。

   这或可以解说,文中为什么没提周公和太公争论、辩论或讨论。可以因为这事本就是杜撰,却不大可能是两位礼让、谦逊,各自保留意见。作为杰出甚至伟大的政治家,周公和太公应都能理解,对方的选择有重大风险甚或结果注定糟糕,不大可能是对方脑子不清,不明人世的道理。而更可能是,治国方略中就根本没有“万全之策”或“真理”这张牌,你就不能指望“真理越辩越明”,并强加于人。[10]这其实是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智慧。[11]但不只是“不争论”,更重要的或许是周初的局限条件下不得不如此设计和创设的封建宪制格局,令周公和太公在齐鲁两地,在此后数百年间,各自独立推进却也是合作了一次不可能复制的伟大自然实验,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自觉的制度竞争!

  

三、贤能政治的胜出

  

   结果是,传统的“尊尊亲亲”,但尤其是“亲亲”,在国家政治层面被淘汰出局。

   鲁国一直拖到战国末期公元前249年才被楚国灭了,但鲁国总体上一直不如齐国(以及其他强调举贤尚功的诸侯国)强盛。但这可能还不重要,重要的是,虽然鲁国没出现田齐取代姜齐或“三家分晋”的政局变革,却难说鲁国就比齐国或其他诸侯国在政治社会上更安定祥和。

   《史记》(鲁周公世家)摘要了鲁国历史。从周公长子伯禽开始的最初200年间,鲁国还算安定。但从鲁武公开始,数百年间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夺位乱政的丑事恶行:弟弟暗杀哥哥自立;因国君偏爱而废长立幼,引发政局动荡;国君甚至夺长庶子的未婚妻“自妻之”,生下儿子,旋即立为太子;阴谋家先劝说摄政的兄长杀弟弟/太子,不成,怕阴谋暴露,便转而劝说并说动了弟弟/太子暗杀了摄政兄长;鲁国国君与夫人一同访齐,这位夫人居然与齐国国君私通,鲁国国君痛斥夫人后,却被齐国国君的儿子勒死;以及孟孙、叔孙、季孙三家臣子攻打昭公,昭公逃亡,等等。乃至孔子感叹,鲁国道德礼仪堕落得也太不像话了!好像一直遵循着周礼,其实完全相反![12]

   不可能有多少读者有时间或有兴趣细致了解鲁国历史,但起码听说过一些至今传诵的名言或格言,都曾与当年鲁国的政治动荡有关。大名鼎鼎的“不去庆父(或庆父不死),鲁难未已”。[13]“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14]虽不像田氏篡夺了齐国国政,但鲁国有四位君主当政时,权力一直为季氏掌控,乃至鲁国百姓都不知道国君是谁。《左传》因此重复了另一句名言“器与名,不可以假人”。[15]鲁国的麻烦因此不只是姜太公指出的国力衰落,还有周公从一开始就试图以“尊尊亲亲”来避免的政治动荡和大权旁落。但无情的历史经验表明,“尊尊亲亲”也没能保证或促成鲁国,相比于同时期其他诸侯国,政治上更稳定安宁。

   周公也不大可能预料这一切。这不仅有先见与后见的问题,重要的还有,以“亲亲”为基础创建西周,这一追求确实有某些生物学的可能和便利,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但并不完整,不能持续。现代生物学研究发现孩子分别遗传父母50%的基因,但中西方的古人,凭着直观,一直更习惯用种子和土地的形象来想象繁衍,认为女性只是以如土地般的子宫,培植了男性播撒的种子。[16]这种想象否认了女性在繁衍后代中的生物——有别于养育——意义,这是政治不正确;但更重要的是,这在生物学上错了。这一残缺的想象令古人只看到或更多看到“亲亲”在一段时间内的制度收益,却未能或更难察觉潜藏其中的制度自毁之必然。遗传父母50%的基因,意味着,在外婚制的条件下,10代之后,也就是大约200年间,有共同祖先的同辈间,亲缘系数也只剩1/1024。这岂止是形同路人,简直就是路人。若没有制度化的、持续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即便有周礼,有意识形态的“亲亲”,也无法补偿周天子与同姓诸侯、卿大夫间的血缘亲情持续流失。即便没有其他利益冲突,以这一人性基础发生和矗立的大国,也会因这一基础被掏空而坍塌崩溃。在这一视角下,司马迁感叹“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17]并不只是道德的衰败,也是“亲亲”的生物学历史必然。

   相比之下,放弃“亲亲”,由简到繁,逐步建立完善“举贤尚功”的制度,把原先主要靠“亲亲”维系的“尊尊”转变为一种政治层级制度,甚至官僚体制,伴随有法定政治责任和义务,即便未必能“长治久安”,甚至起初还不如“亲亲”简单方便,有迹可寻,长远看来,有可能结果更好。举贤尚功,还更能吸引社会各阶层贤能也即精英的参与,并改善政治,而随着这一政治制度的建立和稳固,也会提高当政者的政治权威。

   因此,作为“尊尊亲亲”之备选或替代或反衬——但从来不是异端——的“举贤尚功”,由于见效更快更显著,便通过各种选拔任用政治军事精英的方式,逐渐流行起来了。其实,周公吐哺就已经开了这个头,春秋,但尤其在战国,各诸侯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领域实践了形式各异的“礼贤下士”[18]“举贤尚功”。其中绩效最显著的当然是商鞅变法,奖励军功,奖励耕织。但更早的管仲或李悝,或之后的申不害或吴起,变法的重要措施之一都是,按照工作绩效来选任或罢免官员。[19]尽管不同学派、学人表述不同,在何为“功”或“贤”或“能”或“才”的内涵以及外在评判标准也有差别,也尽管,实践中有许多有才干的人曾被忽略(尽管有公叔痤大力举荐,商鞅还是被魏惠王彻底无视了;还有,差一点被赶出秦国的李斯),或在竞争中被对手打压甚至迫害致死(如因庞涓谗言而被膑足的孙膑,以及据说因李斯诋毁而自杀于牢狱的韩非),甚至,一定会有不少有才干的人根本没机会被人认识了解,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但只要看看当时诸子百家的不同表述,可以说都以各种方式主张或支持了“尚贤”原则,并不同程度地付诸于,尤其是战国时各国的社会政治实践。法家不必多说了。与儒家同为显学的墨家,其最重要主张之一也是“尚贤”。[20]甚至,力主“无为”的老子也没逃脱这一魔咒,为消解弱化因竞争带来的各类社会冲突,他的核心主张之一居然是“不尚贤,使民不争”![21]

  

四、儒家相关思想表达的流变

  

  

   变化的,自然也包括儒家。

   不能说周公是儒家,就像不能说主张举贤尚功的太公是法家一样。但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周公也常被尊为儒家奠基人。更重要的是,孔子曾多次表白致敬周公及其创造的周礼(可谓西周宪制)。[22]“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23]也表明孔子认为鲁国的政治传统更接近他的理想。当齐景公问政时,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24]这几乎就是对周公“尊尊亲亲”的一次具体阐述!

   因为“尊尊亲亲”,才可能实践孔子赞叹的“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仔细琢磨品味,也会察觉“君臣父子”并不只是重复了“尊尊亲亲”。因为有追求,所以有所损益。“尊尊”只界定了政治社会地位的尊卑高下,但尊卑高下并不必定伴随了领导与服从关系——想想“县官不如现管”以及欧洲中世纪“我附庸之附庸并非我之附庸”。用“君臣”替代“尊尊”,孔子等于把原先更多基于习俗的尊卑关系重新界定为政治的和法律制度的关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致相当于“附庸之附庸也是我之附庸”。这就多少有了点秦汉郡县制的意味,甚或是科层制的意味,这就有了确定的方向性追求。

   “父子”也并非“亲亲”的简单重复,同样有所损益。“亲亲”包括父子,但不只父子,还有兄弟,还有叔侄,甚至更远的血缘亲缘关系。这看似很好,更多包容,但恰恰从这种包容中很难抽象出什么确定且统一的规范,有利于家族和国家组织。若“亲亲”只是说还有点情分,之说情之所至,那就等于放羊,各人随心所欲。父子关系则是高度确定的,不再是泛泛的亲情,重要的其实是不可替代,不可更改,不可推诿。不说责任、职责,那也就是责任、职责。在历史中国的农村,“父慈子孝”,那是相互的责任;因此,父子间就隐含和包括了领导、管教的责任——想想后世“上阵父子兵”以及“子不教,父子过”之类的说法。“亲亲”的关系则没法特定化,最多也只是可以期待,但不能指望。因为那还不是责任,直到被后世儒家落实为“兄友弟恭”和“长幼有序”才改变了这一点。

   君臣父子中隐含的这些微调,因此不可能只是孔子举例说明周公的“尊尊亲亲”。孔子不是今天的大学老师,只是传授知识,没有政治追求。孔子就想用“君臣父子”来特定化“尊尊亲亲”,借此来重塑、改造并强化周公规定的西周宪制原则,进一步提纯、精制并界定君臣之间制度化的政治关系,就想用无可替代且居高临下的父子关系来澄清寓意含混的“亲亲”。天子当然“尊”,但绝不能仅仅停留于“尊”,如果这种关系不是政治制度的“君臣”,孔子又有什么理由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不是各位共同协商决定?通过“君臣父子”,孔子把生物性的“亲亲”从政治领域中剔除了,让“亲亲”仅仅在农耕的社群、家族和家庭中起作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25]虽然仍强调两者间的联系,但更强调了每个人必须遵从相应领域内的制度角色,服从命令听指挥。

   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实行了奖励耕织军功的政策制度,还是君主独具慧眼重用了政治精英,那些“举贤尚功”的诸侯国都更多活下来了,至少一段时间内还颇为强大,起码也能活得更久些。这就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要区分以“亲亲为大”的“仁”和以“尊贤为大”的“义”这样两个领域;[26]为什么他开始并一直强调“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为政在人”“尊贤则不惑”。[27]尽管也有不少法学人望文生义地批判孔子主张“人治”,但如果看不出其中更重要的,孔子从政治实践中剔除了西周初年强调的“亲亲”,看不出孔子实际主张的是普遍的、因此是制度化的贤能/精英政治,那岂止是不求甚解,更是不读书。

   这也不是孔子的修辞、策略或姿态。他真就是这样评价当时的人和事的。子贡问政,孔子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28]这三者都与广义的君臣(民)有关:足食、足兵、讲信用才能让民众有安全感、支持和追随,与父子全然无关。孔子一方面抨击管仲气量小、不节俭,不守政治规矩(“礼”),还很直接、犀利且激烈。[29]但当提及管仲对中原各诸侯国民众的功德,孔子完全不吝惜赞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认定了,这就是管仲的“仁”。[30]

细细品味孔子批评和表扬管仲的那些具体事,会发现,这与其说是表扬管仲“贤”,不如说是赞扬他“能”!只是儒家当时的概念系统似乎还没这般精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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