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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益: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与“大一统”

更新时间:2020-12-04 22:30:55
作者: 贾益  

   摘 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既是最主要的治理目标理念,也是历代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大一统”治理目标下,一体两面的“华夷之辨”和“华夷一体”等观念以及相应的政策制度,为各个政权建立天下秩序和政权正统性提供不同的政治基础与合法化资源,也是中央集权制度下各种因俗而治的治理方式的依据。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紧密联系,为多民族的“大一统”观念和格局奠定了基础;而在“大一统”观念和格局下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治理方式的借鉴吸收,则成为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巩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

   关键词:国家治理;华夷;大一统;民族治理;因俗而治;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三大体系”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基本理论与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9VXK04)的阶段性成果;

   在关于历史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研究中,“大一统”和“华夷”的关系是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对此,有学者概括为:“中国古代由众多民族发展、确立为统一国家的过程,也就是‘大一统’与‘夏夷之防’矛盾对立统一的过程。”并指出:“2000年间,历代关于民族问题有过种种议论与对策,时移势异,各不相同,但基本精神总离不开在‘大一统’思想主导下强调‘夏夷有别’。”1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过程中,“大一统”思想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政治思想体系,逐渐发展为中华整体的观念。2“大一统”的政治和理念,因此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历史和心理基础。在关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研究中,“大一统”同样受到重视。有学者指出,“秦汉以后,实现大一统国家的治理方式,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治理目标”,“大一统……既是历代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是国家治理自身的重要内容”。3可以说,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既表现为一套政治文化,也是一套国家治理体系。作为政治文化,“大一统”是历代国家治理的目标和价值观;作为治理体系的“大一统”,则是以中央集权为基础发展出的一系列制度、政策等。“大一统”政治文化和政治过程的互动,促成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的不断发展;而“大一统”的观念,直到近代仍然产生影响,成为当时人解决国家建构和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思想基础。4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大一统”是“王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展现出的复杂治理技术和与之配行的政治文化观念”。5以清朝为例,其“大一统”不能简单理解为地域扩张或自上而下对各民族地区实施行政化的管理过程,还应当认识到它是对不同的族群文化采取吸收融汇乃至兼容并蓄的政策。6实际上,“华”“夷”的分类与区隔、华夷关系的调节与华夷秩序的安排,同样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体现在“华夷之辨”“夏夷之防”“华夷无间”“华夷一体”“华夷一家”等政治原则中,也贯穿于和亲联姻、遣使会盟、册封朝贡、羁縻互市等具体政策和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大一统”的治理目标和手段,无疑规范、影响着这些治理内容;而历史上“华”“夷”关系的变化,又往往在“大一统”的具体观念内涵及其治理手段上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理解“大一统”与历史上“华夷”关系的演变互动,是研究中国历代民族治理的基本前提。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为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一个思考脉络。

  

   一、“大一统”的治理目标理念与“夷夏之防”和“华夷一统”

  

   现存的文字记载表明,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初期,便对不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民族之别有所认识。7商、周国家形成,尤其是周朝建立后,形成以王畿为“中国”、抚绥四方诸侯的观念和制度。随着“中国”内涵扩大为指代黄河中下游一带及雏形中的华夏民族,“四方”也涵括了不同的地理单元和民族。在周天子以“王一人”一统“天下”的观念之下,“中国”与“四方”构成的“天下”,皆归一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华夷一统”在周代即有表现。8这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9以及分“海内”(包括“夷狄”)为甸服、要服、荒服等记载中,亦可看出。而西周时期所形成的“天下”“中国”“四方”等观念,也逐渐演变为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和“华夷”观念的认识基础。

   公元前8世纪后,西周在犬戎攻击下被迫东迁,王室衰微,诸侯之大者纷纷称霸,齐桓公首先以“尊王攘夷”的旗号号召天下。“攘夷”之所以成为称霸这一政治需要的重要合法化基础,一方面是四方“蛮夷戎狄”势力兴起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诸夏”民族意识的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夷之辨”与“华夷”之间的关系乃是春秋各诸侯国政治实践和各派思想争议的重点。就诸侯各国的实际政治而言,自我认同为“夏”的诸侯,在“攘夷”之外,逐渐认识到“和戎狄”为“国之福”;10而四方自我认同为“夷狄”的楚、吴、越、秦等国,也在“尊王”“争霸”的过程中逐渐与华夏相通相融。在政治思想上,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虽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11但仍将区分华夷之最高标准解释为是否行用夏(周)礼,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且认为夷狄是可以以周礼教化的。《论语·子罕》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2无论如何,春秋时期的“华夷之辨”,仍然是以周天子“一统”为出发点来考虑的。

   进入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结果是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诸侯国,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一统”之号召力,而原有被认为是“夷狄”的诸侯国,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天下”“一统”“华夷”等观念和认识,遂产生了自周天子“一统”之后的另一番新面目。

   首先,政治和地理空间认知有所变化。《战国策》记载,赵国马服君对都平君田单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13由此可窥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周天子以一国领天下万国的格局,已经转变为四海之内七国论长雄之形势。事实上,由于七国在疆域上的开拓,当时人对七国范围的地理界定已经远超周天子实际所领“天下”范围。此外,经过长期的交融,七国在文化上已经被视为华夏(中国),均为“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14与之相对的,则是分在四方之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他们因“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与“中国”共同形成“五方之民”的格局。15从“五方之民”格局的表述来看,虽然“四海”内外、“九州”内外仍是区分“华夷”的基本地理认识,但总的来说,当时人一般是将“五方之民”共同纳入“天下”“四海”等地理和政治格局中考虑的。

   其次,天下统一的政治理想逐渐明晰。战国诸子虽然各有主张,但在天下统一这一点上,却有相似之处。孟子虽认为梁襄王“不似人君”,但当他被其猝然而问“天下恶乎定”时,仍毫不犹豫地说“定于一”。16《吕氏春秋》则称:“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摶之也。一则治,两则乱。”17而“定于一”之天下,也包含“华夷”。战国秦汉时期成书的《春秋公羊传》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方式,开篇即表明:“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所谓“大一统”,一般即解释为以一统为大。“一统”之范围,《公羊传》做如下解说:“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18意即,所谓“内外”,是治政的自近及远,而非天下有“外内”之分。

   再次,出现了对天子一统下“同服不同制”的天下秩序的设计。将天下各国、各诸侯、各群人以天子为中心,做由近及远的同心圆式区分,规定其对天子的义务,即畿服制,自西周以来就有,春秋至战国秦汉诸书如《尚书·禹贡》《礼记》《逸周书》《国语》《周礼》《荀子》等均有记载,服数不一。此一“先王”之制的意旨,见于《荀子》:“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至也。”19战国时众家所论之畿服制,尤其是儒家之说,有借“先王”之制而设计天下秩序的需要。结合《礼记》等书的记载,儒家对“大一统”的制度设计,除王权至上、天下“同服”之外,还有“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20的一面。

   秦之一统,不仅实现了对诸夏领域的一统,而且南平百越,北击匈奴,并南越、西南夷、西戎,建立起空前广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制度上也将秦政,即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推广至所有统治区域,并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战国后期以来的“大一统”政治理想成为现实。秦朝很快灭亡,经楚汉争霸、汉高祖铲除诸王,短暂的分封局面结束。但是,汉初政治又面临东方同姓诸侯不行汉法、北方匈奴为敌和承秦之法治而无礼(德)治等问题。文帝、景帝之时,遂有贾谊、申公等人主张“改正朔、易服色”,以儒家之礼义制度,巩固“大一统”之 政治。21武帝即位,举贤良之士征求对策,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22可见,“传之无穷”“施之罔极”之“大一统”政治理想至此已经成为帝王孜孜以求的政治和治理目标。

   在思想文化上,董仲舒发扬《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3更是将“大一统”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可以说正符合了汉武帝追求一统政治的目标。武帝之“独尊儒术”,事实上是以儒家的“德治”做统一思想的工具,以儒补法,巩固“大一统”的儒法国家基础。在此意义上,公羊学“大一统”的思想契合了汉武帝及其后西汉王朝的实际,其学说因此成为两汉时期主流的意识形态。

   秦汉以来“大一统”观念形成以后,历朝历代,无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皆以天下一统为正流,以天下分异为歧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大一统”以统治精英的政治理想为依归,“深入人心,变成我国民族间之凝聚力”。24无论是哪个民族的统治者,都以“大一统”为价值依归,将其作为建立和维护政权的主要目标。

   在“大一统”的这一总目标下,历代的“夷夏之防”和“华夷一统”实际上成为一体两面之关系,这体现为:

   第一,强调“夷夏之防”还是“华夷一体”,取决于不同力量对比下的策略选择。汉初,“匈奴侵甚”,汉朝以和亲岁贡为羁縻手段。儒士贾谊认为这是“入贡职于蛮夷也”“为戎人诸侯也”的“倒悬”状态,故上“三表五饵”之策,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复使天下归于天子为“天下之首”、“蛮夷”为“天下之足”的正常状态。25武帝之时,欲伐匈奴,严夷夏之防;及至后世,匈奴衰弱,为汉属国,夷夏之防的观念又转向夷夏一统。故东汉有郑玄注“天子”云:“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26公羊家何休更发挥三世说,将华夷一统的过程嵌入其中,即“于所传闻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27此后,儒家所阐发的华夷等级分服而治与“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两种略有差异的观念,成为历代最常引用的处理“华夷”关系的思想资源。

第二,历史上分裂时期和统一时期各政权提出的“华夷之辨”和“华夷一体”等主张,是不同条件下维护统治合法性、争居正统要求的组成部分。东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是长期分裂战乱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各分立政权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都以“正统”自居。而正统的重要内容,一是“统一天下”“四海宾服”,这在当时事实上不可能,但皆为各民族的统治者所标举;一是以己为中国、以敌国为“夷狄”的华夷之辨。至隋唐一统天下,唐太宗遂倡“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之民族观。28五代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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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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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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