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葛兆光 张帆:为现代人留下唐宋以来有关福建的历史记忆——《八闽文库》总序

更新时间:2020-12-03 22:30:50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张帆  

   一

  

   在传统中国的文化史上,福建算是后来居上的区域。

  

   经历了东晋、中唐、南宋几次大移民潮,浙、闽之间的仙霞岭,早已不是分隔内外的屏障,而成了沟通南北的通道。历史使得福建越来越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唐宋两代,特别是在“背海立国”的宋代,东南的经济发达,海洋的地位凸显,福建逐渐从被文明中心影响的边缘地带,成为反向影响全国文明的重要区域。在七世纪的初唐,诗人骆宾王曾说“龙章徒表越,闽俗本殊华”(《骆临海集笺注》卷二《晚憩田家》,陈熙晋笺注),前一句说的是华夏的衣冠对断发文身的越人没有用,后一句说的是福建的风俗本来就与华夏不同,意思都是瞧不起东南。但是,到了15世纪的明代中期,黄仲昭在弘治《八闽通志》序里却说,八闽虽为东南僻壤,但自唐以来文化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实际上它的文明程度,已经“可以不愧于邹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一七七册)。

  

   的确,自从福建在唐代出了第一个进士薛令之,而且晋江有欧阳詹,福清有王棨,莆田有徐夤、黄滔这些杰出人物之后,到了更加倚重南方的宋代,福建出现了蔡襄、陈襄、游酢、杨时、郑樵、林光朝、朱熹、蔡元定、陈淳、真德秀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士大夫。这些出身福建或流寓福建的士人学者,大大繁荣和提升了这里的文化,甚至使得整个中国的文化重心逐渐南移,也许,就像程颐说的那样“吾道南矣”(《宋史》卷四二八《道学二·杨时传》)。也就是说宋代之后,原本偏在东南的福建,逐渐成了中国重要的文化区域。

  

   不过,习惯于中原中心的学者,当时也许还有偏见。以来自中心的偏见视东南一隅的福建,那时福建似乎还是“边缘”。虽然人们早已承认福建“历宋逮今,风气日开”(黄虞稷《闽小纪》序,撰于康熙五年,《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七三四册),但有的中原士人还觉得福建“僻在边地”。像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一面承认“此州(福州)之才子登科者甚众”,一面仍沿袭秦汉旧说,称闽地之人“皆蛇种”,并引《十道志》说福建“嗜欲、衣服,别是一方”(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江南东道》一二)。所以,历史上某些关于福建历史、文化和风俗的著作,似乎还在以中原或者江南的眼光,特别留心福建地区与核心区域不同的特异之处,笔下一面凸显异域风情,一面鄙夷南蛮鴃舌。但是从大的方面说,我们看到宋代以降,实际上福建与中原的精英文化越来越趋向同一,正如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所说,“海滨几及洙泗,百里三状元”,前一句里所谓“洙泗”即孔子故乡,这是说福建沿海文风鼎盛,几乎赶得上孔子故里;后一句里“三状元”是指南宋乾道年间福建登第的三个状元,即乾道二年(1166)的萧国梁、乾道五年的郑侨和乾道八年的黄定,他们都是福建永福(今永泰)这个地方的人(祝穆《新编方舆胜览》卷一〇)。

  

   文化渐渐发达,书籍或者文献也就越来越多,福建文献的撰写者中不仅有本地人,也有流寓或任职于闽中的外地人。日积月累,这些文献记录了这个多山临海区域千年的文化变迁史,而《八闽文库》的编纂,正是把这些文献精选并汇集起来,为现代人留下唐宋以来有关福建的历史记忆。

  

   二

  

   福建乡邦文献数量庞大,用一个常见的成语说,就是“汗牛充栋”。那么多的文献,任何归类或叙述都不免挂一漏万。不过,我们这里试图从区域文化史的角度,谈一谈福建文献或书籍史的某些特征。

  

   毫无疑问,中国各个区域都有文献与书籍,秦汉之后也都大体上呈现出华夏同一思想文化的底色,但各区域毕竟有其地方特色。如果我们回溯思想文化的历史,那么,唐宋之后福建似乎也有一些特点。恰恰因为是后来居上的文化区域,所以福建积累的传统包袱不重,常常会出现一些越出常轨的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这使得不少代表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的人物与文献,往往先诞生在福建。众所周知的方面之一,就是宋代儒家思想的变迁。应当说,宋代的理学或者道学,最初乃是一种批判性的新思潮,一些儒家士大夫试图以属于文化的“道理”钳制属于政治的“权力”,所以,极力强调“天理”的绝对崇高,人们往往称之为道学或理学,也根据学者的出身地叫作“濂洛关闽之学”。其中,“闽”虽然排在最后,却应当说是宋代新儒学的高峰所在,以至于后人干脆省去濂溪和关中,直接以“洛闽”称之(如清代张夏《洛闽源流录》),以凸显道学正宗,恰在洛阳的二程与福建的朱熹,而道学最终水到渠成,也正是在福建。因为宋代道学集大成的代表人物朱熹,虽然祖籍婺源,却出生在福建,而且相当长时间在福建生活。他的学术前辈或精神源头,号称“南剑三先生”的杨时、罗从彦、李侗,也都是南剑州即今福建南平一带人,他的提携者之一陈俊卿,则是兴化军即今莆田人,而他的最重要的弟子黄榦是闽县(今福州)人、陈淳是龙溪(今龙海)人。

  

   正是在这批大学者推动下,福建逐渐成为图书文献之邦。庆元元年(1195),朱熹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曾经说,一个叫常濬孙的儒家学者,在福州地方军政长官詹体仁、赵像之、许知新等资助下,修建了福州府学用来藏书的经史阁,即“开之以古人教学之意,而后为之储书,以博其问辨之趣”(《朱文公文集》卷八〇,《朱子全书》第二四册)。宋代之后,经由近千年的日积月累,我们看到福建历史上出现了相当多的儒家论著,也陆续出现了有关儒家思想的普及读物。大家可以从《八闽文库》中看到,这里收录的不仅有朱熹、真德秀、陈淳的著述,也有明清学者诠释理学思想之作,像明人李廷机《性理要选》、清人雷鋐《雷翠庭先生自耻录》等等,应当说,这些论著构成了一个历经宋元明清近千年的福建儒家文化史。

  

   三

  

   说到福建地区率先出现的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当然不应仅限于儒家或理学一系。更应当记住的是,从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逐渐从西北转向东南,一方面由于中原文化南下,被本地文化激荡出此地异端的思想,另一方面海洋文明东来,同样刺激出东南滨海的一些更新的知识。

  

   我们注意到,在福建文献或书籍史上,呈现了不少过去未曾有的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比如唐宋之间,福建不仅出现过谭峭《化书》这样的道教著作,也出现过像百丈怀海、沩山灵佑、雪峰义存那样充满批判性的禅僧,还出现过禅宗史上撰于泉州的最重要禅史著作《祖堂集》。又如明代中后期,那个惊世骇俗而特立独行的李贽,有人说他的独特思想,就是因为他生在各种宗教交汇融合的泉州,传说他曾受到伊斯兰教之影响,当然更因为有佛教与心学的刺激,使他成了晚明传统思想世界的反叛者。而另一个莆田人林兆恩,则是干脆开创了三一教,提倡“三教合一”,也同样成为正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挑战者。再如明清时期,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梯航九万里”,也把天主教传入福建,特别是明末著名传教士艾儒略应叶向高之邀来闽传教25年,从而福建才会有“三山论学”这样的思想史事件,也产生了《三山论学记》这样的文献,无论是叶向高,还是谢肇淛,这些思想开明的福建士大夫,多多少少都受到外来思想的刺激。最后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由于宋元以来,福建成为向东海与南海交通的起点,所以,各种有关海外的新知识,似乎都与福建相关,宋代赵汝适撰写《诸蕃志》的机缘,是他在泉州市舶司任职;元代汪大渊撰写《岛夷志略》的原因,也是他从泉州两度出海。由于此后福州成为面向琉球的接待之地,泉州成为南下西洋的航线起点,因而福建更出现了像张燮《东西洋考》、吴朴《渡海方程》、叶向高《四夷考》、王大海《海岛逸志》等有关海外新知的文献,这一有关海外新知的知识史,一直延续到著名的林则徐《四洲志》。老话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历史总有其连续处,由于近世福建成为中国的海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中心,所以,这里会成为海外新知识最重要的生产地,这才能让我们深切理解,何以到了晚清,福建会率先出现沈葆桢开办面向现代的船政学堂,出现严复通过翻译引入的西方新思潮。

  

   甚至还可以一提的是,近年来福建霞浦发现了轰动一时的摩尼教文书,这些深藏在道教科仪抄本中的摩尼教资料,说明唐宋元明清以来,福建思想、文化和宗教在构成与传播方面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八闽文库》中,不仅收录了谭峭《化书》,李贽《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林兆恩《林子会编》等富有挑战性的文献,也收录了张燮《东西洋考》、赵新《续琉球国志》等关系海外知识的著作,让我们看到唐宋以来,福建历史上新思想、新精神和新知识的潮起潮落。

  

   四

  

   在《八闽文库》收录的大量文献中,除了福建的思想文化与宗教之外,也留存了有关福建政治、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如果我们看明人邓原岳编《闽中正声》、清人郑杰编《全闽诗录》收录的福建历代诗歌,看清人冯登府编《闽中金石志》、叶大庄编《闽中石刻记》、陈棨仁编《闽中金石略》中收录的福建各地石刻,看清人黄锡蕃编《闽中书画录》中收录的唐宋以来福建书画,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历史上福建的后来居上。这正如陈衍在《闽诗录》的序文中所说“余维文教之开,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一六八七册)。可见,《宋史·地理志》五所说福建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真是一点儿不假。

  

清代学者朱彝尊曾说“闽中多藏书家”(《曝书亭集》卷四四《淳熙三山志跋》,《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二七九册)。千年以来的人文日盛,使得现存的福建传统乡邦文献,经史子集四部之书都很丰富,翻检《八闽文库》,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这里不必一一叙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福建历史上不仅有众多的文献留存,也是各种书籍刊刻与发售的中心之一。福建多山,林木葱茏,具备造纸与刻书的有利条件,从宋元时代起,福建就成为中国书籍出版的中心之一。宋元时代福建的所谓“建本”或“麻沙本”曾经“几遍天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更有所谓“麻沙、崇安两坊产书,号称‘图书之府’”的说法(《新编方舆胜览》卷一一)。版本学家也许将它与蜀本、浙本对比,觉得它并不精致,但是,从书籍流通与文化贸易的角度看,正是这些廉价图书,使得很多文化知识迅速传向中国四方,也深入了社会下层。淳熙六年(1179),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中曾说到,“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无远不至”,可当时嘉禾县学居然藏书很少,“学于县之学者,乃以无书可读为恨”,于是一个叫姚耆寅的知县,就“鬻书于市,上自六经,下及训传、史记、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当地刊刻的书籍,丰富了当地学者的知识,也增加了当地文献的积累,甚至扭转了当地仅仅重视“世儒所诵科举之业”的风气(《朱文公文集》卷七八,《朱子全书》第二四册),这就是一例。到了清代,汀州府成为又一个书籍刊刻基地,近年特别受到中外学者注意的四堡,就是一个图书出版和发行中心,文献记载这里“以书版为产业,刷就发贩,几半天下”(咸丰《长汀县志》卷三一《物产》)。所以,美国学者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就深入研究了这个位于汀州府长汀、清流、宁化、连城四县交界地区的客家聚集区的书籍事业,继承宋元时代建阳地区(如麻沙)刻书业,这里再一次出现中国书籍出版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福建书商群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775.html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12月02日 08 版)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