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兴:分期与断限: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表述

更新时间:2020-12-03 21:59:32
作者: 王兴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在介绍和传播唯物史观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具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则始于郭沫若。

   1930年初,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在该书“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郭沫若进一步明确了其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认识。他将“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归纳总结为一个表式,即西周以前为“原始共产制”,西周为“奴隶制”,春秋以后为“封建制”,“最近百年”为“资本制”。(19)全书内容来看,“导论”确实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虽然郭沫若后来对殷代社会性质的判断以及古史分期观点有所改变,但他依然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多次强调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情形的“路径”,他认为此书“大概的规模路径自信是没有错误,希望更有时间更有自由的同志继续作详细的探求”(20)。后来,张荫麟评价此书的贡献尤其在于“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21)。因此说,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情形,郭沫若具有开创之功。后来吕振羽、范文澜等人在郭沫若开创的路径上,进一步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开始撰写中国通史。

   1933年,吕振羽经李达推荐,至中国大学经济系执教,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同年6月,他撰成《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提出殷商为“奴隶社会”,西周为“封建社会”(22)。在此基础上,吕振羽又于1934年6月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该书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几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传说中之“尧舜禹”的时代,为“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时代”;传说中之“启”的时代,为“中国史由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的时代”;殷代为“中国史的奴隶制社会的时代”;周代为“中国史的初期封建社会时代”;由秦代到鸦片战争前为“变种的封建社会时代”;鸦片战争以后又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吕振羽虽然认同郭沫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情形时所用的基本方法,但对他的个别结论持商榷态度。《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出版后,颇受学术界关注,“销场甚佳”,第一版很快售罄。(23)翦伯赞后来指出,“吕振羽对于在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24)。1939年,吕振羽来到重庆,从事历史研究等工作,得以有机会撰写中国通史。次年5月,他撰写了《本国史研究提纲》,指出用历史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历史是“近十余年来才开始的”,“然至今还没有产生一部正确的社会通史”。(25)此种形势,是吕振羽立志撰写中国通史的一个促进因素,他的《本国史研究提纲》对如何撰写整部中国通史作了宏观构想。《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1年2月完稿,5月在香港生活书店出版,1945年9月在重庆生活书店出版。该书共分七章,除第一章“绪论”外,第二至七章分别为“图腾制度时期”“氏族制度时期”“殷代的奴隶所有者国家”“西周——初期封建制度的成立”“诸侯称霸的春秋时期”“‘七雄’并峙的战国时期”。吕振羽从研究经济史、社会史入手,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再运用于他的中国通史撰写之中。他希望“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26),《简明中国通史》一书就集中反映了他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观点。

   1940年1月,范文澜从河南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他受上级委托,主持撰写一部中国通史读本,以便使广大干部及更多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发展概况。同年5月,范文澜发表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探讨了中国上古历史如何划分的问题。他充分肯定了郭沫若用唯物史观探究中国古代历史所做出的贡献,但也指出“殷代是氏族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这一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主张,值得商榷。他赞同吴玉章“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并认为“《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指出奴隶社会基本的条件,考之殷代盘庚以后,无不具备”。(27)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由此确立。随后他将自己对中国上古历史阶段的基本认识,又具体落实在中国通史的编纂体系之中。1941年5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至五代)在延安出版,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卷首有范文澜写的序言,实则该书“由范文澜独力写成”,“学术界也公认为他的代表作”。(28)《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出版后,亦影响了其他人关于中国“古史”的认知和编纂,如许立群《中国史话》、陈怀白《中国通史讲话》等。

   翦伯赞也是持“西周封建论”的代表人物。1940年春,翦伯赞自湘入蜀,后至重庆。在重庆期间,翦伯赞“日读古史”,因“古史去今日已远,而范围又至广大,大有吾人驰骋之余地”(29)。1944年4月,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该书“所论述的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他认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使中国古史“由秦汉上溯于殷周之世”,但他也承认“中国史前的古史,直至今日,尚处于极幼稚的阶段”,因此他想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显出它本来的面目。(30)该书将秦以前的中国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包括前氏族社会、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古代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并且明确指出西周到战国时期是初期封建社会。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曾指出,要依据“历史上划时代的飞跃性”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以所谓上古、中古、近世划分中国历史“仍是时代的论次,而不是依据中国历史发展之本质的变革”。(31)他对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集中体现在《中国史纲》一书之中。他早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即持“西周封建论”,此后数十年不曾改变。

   与吕振羽的经历相似,吴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亦有从研究中国社会史转向撰写中国通史的经历,并且也持“西周封建论”。吴泽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受吕振羽的影响较大。他的《中国历史简编》(重庆峨眉出版社,1945年)亦流露出对吕振羽相关著作的推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在史学界居于主导地位,以唯物史观为主导思想的中国历史学得以进一步发展。1950年代初期,因社会环境趋于稳定,马克思主义史家有机会开始修订、再版其通史著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等著作即在此背景下得以修订、再版。

   在1950年代中后期,由郭沫若开始主编的《中国史稿》值得一提。1962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1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古史分期问题,该书“基本上采用了郭沫若的观点,便是以商周为奴隶社会,而以春秋战国之交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折点,换句话说,便是东周后半期中国历史已开始进入封建时代”(32)。1976年,该书修订后再版,仍然明确指出书中采用“战国封建论”(33)。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建议把此书初稿作为大专院校历史系试用教材。作为高校历史系教材,该书于1976年修订重版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90年代末,对有关高校的中国通史教材编写影响较大,颇具“示范”意义。这一时期的中国通史教材,大多采用郭沫若的古史分期观点。甚至有的中学教师进修教材及历史通俗读物,亦采用此种观点。在古史分期问题上,除“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提出“魏晋封建论”。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5年)以及他的《尚氏中国古代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即持此说。

   古史分期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主要表现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间的时段划分,之前的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间的时段划分也存在很大争议。从总体上看,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等概括中国古史的不同社会形态,在当时是宏观阐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全新模式,以既有理论结合于中国古史实际发展状况“建构”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解释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古史研究的独到之处。虽然对殷代社会性质、封建社会上限等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持有不同观点,但他们对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也有共同的旨趣。延安地区和重庆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虽然身处不同的政治场域之中,但他们的历史撰述也反映了共同的学术指向。与同时期其他史家的历史撰述相比,他们承认中国古代存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遵循整个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是连贯的,并未出现过“空白”。这可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历史分期的特色。

   总之,历史事件本来是连续发展、前后相接的,由此而言,任何历史分期,更多的是为了研究或写作的便利,但凡分期,都未免会割断历史本来的联系。至于采用何种分期标准,成为史家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之前不可不考虑的问题。有观点提到:“社会的发展虽是连绵不断,但仍有显明的阶段可寻,虽是犬牙相错,但仍能作出一条界线,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的。成为问题的,是用什么作划分社会发展时期的标准。”(34)在种种历史著作之中,“各人的观点不同,根据其观点来划分的时期也就不一样”,概言之,“仍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不能成为定论”。(35)历史分期也可反映史家的历史观。但是,如上所述,即使是持相同史观的人,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有时也有很大不同。20世纪40年代末,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便指出:“研究历史的方法,必须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研究。”(36)然而,当他谈及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时,并未采用“五种社会形态”的叙述模式,而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事迹分为上古史(从太古到周朝末年)、中古史(自秦统一天下到五代末年)、近古史(自宋平定天下到鸦片战争止)、近代史(自鸦片战争以来)四大时期。

  

   二、“古代”的含义与“古代史”的不同界说

  

   言及“古”,人们常会联想到“今”。“古”与“今”的时间范围是相对的,尤其是涉及到“古”与“今”之间的时间界线时。一般而言,20世纪以来的学术界言及“古代”时,大多是指与“近代”相对的一个时间概念,因此“古代”的下限,也即“近代”的上限。不过,在不同中国历史撰述之中,“古代”一词的内涵及“古代史”所指的时间范围又有不同。

1894年,市村瓒次郎在《支那史要》一书中,将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和“今代史”五段,其中“古代史”的时间范围是从远古到秦统一六国。此处“古代史”所指的时间范围,基本上等同于后来出现的中国历史撰述中“上古史”的时间范围。即使以朝代更迭的模式记述中国历史的著作,有的也将这一时间范围作为“古代史”来记述。1905年,江西《安福汇报》登载了“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目录”及部分章节内容,其中前三篇为“中国之古代”“秦汉三国时代”“晋及南北朝”,而“中国之古代”又分“唐虞三代”“春秋战国”加以记述。(37)1946年,徐进出版了《中国通史》,该书共分四编,即古代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其中“古代史”从中国历史的“序幕”一直记述到秦统一六国。(38)1940年代中后期,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此前一百多年间的史料观念变化、史学研究成绩等加以系统评述,他在论述“断代史研究的成绩”时,将秦统一以前的中国历史直接称为“古代史”,他指出,“中国历史的断代,普通都分为:古代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39)他在该书中又设专章论述“古代史”研究的成绩,在具体行文中,有时也将“古代史”与“古史”互用。当时胡绳也撰文梳理了1941-1945年间的历史研究成果,他指出可分成“先秦的古代史”“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中古史”和“近百年的现代史”三部分来“检阅这五年间历史研究的丰美的果实”。在古代史方面,他历数了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人的古史撰述。(40)胡绳此处所指的“古代史”,也指一般意义上的“先秦史”。当然,对于“上古史”的时间范围界定不同,与此相对应的“古代史”的范围也就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766.html
文章来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