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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 吴晓刚:房价上涨与城镇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

更新时间:2020-12-01 22:53:19
作者: 陈伟 (进入专栏)   吴晓刚  
ADF test),统计结果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政绩评价变量具有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需要具备的平稳性。

   (三)模型

   城镇居民对县市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变量可以视为一个连续型变量,数值越大表明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越高。CFPS提供了一个四期跟踪的样本数据,设定被访者i在时间t对县市地方政府过去一年工作总体评价为yit,所住县市的住房市场价格为hpt,其他协变量为Xit。那么对yit的回归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在上式中,μi作为未观测到的误差项,与预测变量Xit以及随机误差εit不相关。若放松对μi的假定,那么:

  

  

   在这里,μi作为观测样本i的固定效应,为一个虚拟变量,表明所有未观测到的变量与yit的联合作用在样本i内部作为常量放入模型,εit则指每一次观测的纯随机效应。

   为了弥补将居民对县市地方政府政绩评价视为连续变量的不足,我们还将其重新编码为二分虚拟变量,其中“1”指民众对地方政府政绩为好评(原始分数为4或5),“0”指民众对地方政府政绩为差评(原始分数为1至3)。然后,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逻辑(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作为对固定效应线性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结果

   (一)房价上涨对政绩评价的影响

   表3包括了县市住房价格对居民针对县市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四期个人层面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为混合样本的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模型2为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线性模型,模型3为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逻辑模型,模型4为前置一期住房价格的固定效应线性模型,模型5为考虑到住房价格的曲线影响的固定效应线性模型。这5个模型均控制了家庭住房相关变量以及人口特征变量的影响。

   模型1的普通最小二乘法混合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中,县市平均住房均价对数的系数为-0.022且通过了0.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一个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调查轮次等变量的情况下,居民所在县市的住房价格越高,其对县市地方政府过去一年工作成绩的总体评价分数就越低。

   模型2为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线性模型的分析结果,固定效应线性模型控制了个人层面遗漏变量的影响,其回归结果更具可靠性。模型2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和相应的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进行豪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更优。模型2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住房价格对数的系数为-0.159,且通过了0.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住房均价每增加10%,民众对县市政府政绩评价将显著降低0.0158(10 × [1.01-0.159-1])分。模型3将因变量重新编码为是否对县市地方政府政绩持有好评,固定效应逻辑回归的结果显示,县市住房价格越高,民众对地方政府政绩持好评的发生比显著偏低。模型1至模型3中,县市住房价格对民众给政府政绩评价的影响一致,显示住房价格上涨将给居民对地方政府政绩评价带来负面影响。

   同时,在表3中笔者还通过模型4和模型5进行两项稳健性检验。考虑到住房价格影响的滞后性,在模型4中使用了前置一期的住房价格对数进行分析,结果仍然一致。上期住房价格也同样影响当前居民对县市政府的政绩评价,上期住房价格越高的地区,其居民对当前政府的政绩评价越低。在模型5中,将住房价格的对数变量换为当期县市平均住房价格以及县市住房平均价格的平方两个变量,以捕捉住房价格影响可能存在的曲线关系。模型5的结果显示住房价格与居民对县市地方的政绩评价存在着U型关系,即在前期住房价格上涨,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会下降,但过最低点之后,则可能会随着住房价格而上升。对县市平均住房价格和县市平均住房价格的平方这两个系数进行计算,本文发现U型线的最低点在县市住房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3.609万元处。这表明,县市房价在3.609万元/平方米以内时,住房价格上涨会给民众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评价产生负面的影响。考虑到观察数据中仅有个别县市的住房平均价格高于3.6万元/平方米,能够进行模型拟合的观测数据绝大部分在U型线左侧,这表明模型5和模型2的结果是高度一致的,即在当前的住房价格水平下,住房价格上涨将降低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分。

   就控制变量而言,表3中模型2的结果显示党员比非党员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成绩评价更高。所有5个模型的结果还表明,过去一年经历过征地或拆迁的居民倾向于给地方政府的政绩以显著的负面评价。那些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居民,则给予地方政府政绩正面评价的可能性更高。

   表3中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当前住房产权是否自有以及是否拥有多套住房产权给民众对县市政府政绩评价的影响不稳定。考虑到房价上涨对拥有住房产权和未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影响不同,表4和表5通过增加交互项和分组样本回归的方式继续讨论住房价格上涨对拥有不同住房产权居民的影响情况。

   (二)住房产权与利益分化

   表4呈现了住房价格与住房产权对县市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交互作用。模型1为县市平均住房价格的对数与自有住房产权交互作用的固定效应线性模型回归结果,模型2为县市平均住房价格与拥有其他住房交互作用的固定效应线性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则为固定效应逻辑模型的回归结果,以作为模型1和模型2的稳健性检验。对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和相应的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进行豪斯曼检验,证实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更优。

   加入住房产权与住房价格交互作用后,模型1的固定效应线性模型结果显示,住房价格对数的主效应显著为负。这表明对于未拥有自有住房产权的居民而言,所居区县住房价格越高,他们对县市政府的政绩评价则显著更低。模型1中自有住房变量的主效应显著为负(β = -0.512,p <0.01),并且交互效应显著为正(β = 0.068,p <0.01)。该结果表明,住房价格上涨给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影响随着居民当前所居住的住房产权而不同。同等住房价格背景下,拥有住房的居民相对于没有住房的居民会给予县市政府更高的政绩评价。

   在模型2中,县市住房价格的对数的主效应系数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 < 0.001),但是拥有其他住房以及拥有其他住房和住房价格对数的交互项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住房价格与居民对县市政府政绩评价的影响并不随着民众是否拥有多套住房而呈现显著差异。模型3和模型4的固定效应逻辑模型回归结果与模型1和模型2的固定效应线性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不过两个交互效应均未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p值位于显著性水平的临界点附近。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县市平均住房价格给居民对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影响呈现一定程度的产权差异。为了进一步查看住房价格上涨对有住房居民和无住房居民对政府政绩评价的影响差异,表5区分了不同住房产权样本并分别进行固定效应线性回归。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为无住房产权的样本固定效应线性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为有住房产权的样本固定效应线性回归结果。

   对于无住房产权的居民而言,其所在县市平均住房价格每上升10%,其对县市政府的政绩评价显著下降0.0200(10 × [1.01-0.201-1])分(p < 0.001,详见表5模型1)。对有房居民而言,所在县市平均住房价格每上升10%,其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评分将显著降低0.0141(10 × [1.01-0.142-1])分(p < 0.001,详见表5模型3)。此外,模型2和模型4补充分析的U型关系也与前面的主模型一致,即在绝大部分县市,不管有房还是无房,其居民在住房价格上升时,都会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绩更负面的评价。

   (三)房价上涨影响的地区差异

   住房价格高低与地方的经济水平存在着相关关系,尽管以上模型加入了家庭人均纯收入变量来体现居民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直接获益情况,但仍然存在着忽略地区经济水平而产生估计偏差的可能。由于CFPS未公布具体县市信息,仅仅公布了2010年基线调查时各个县市的模糊国内生产总值(GDP)②,故而无法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控制样本县市的经济水平以及公共服务水平。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代方案,笔者将CFPS数据中的2010年县市模糊GDP值由低至高分成三组,在不同GDP水平的组内检验住房价格与民众对县市政府的政绩评价结果是否一致。考虑到住房价格与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有关系,笔者还按照样本县市2010年的房价收入比由低至高分为三组。分组样本仍然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线性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详见表6。

   总体上,不同GDP水平的地区,住房价格给民众对县市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影响基本一致。住房价格偏高地区的民众对县市政府的政绩评价显著偏低。具体而言,在低GDP水平县市,住房价格每增加10%,民众对县市政府的政绩评价将显著降低0.0066(10 × [1.01-0.67-1])分(p < 0.05,模型1);在中等GDP水平县市,住房价格每增加10%,民众对县市政府的政绩评价将显著降低0.0240(10 × [1.01-0.241-1])分(p < 0.001,模型2);在高GDP水平的县市,住房价格的系数为-0.164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p < 0.001,模型3)。从按照房价收入比进行地区分组回归的结果来看,在不同房价收入比的县市,住房价格上涨都会显著使得居民给予地方政府政绩负面评价,其中在高房价收入比县市,住房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相对更大。表6的分地区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房价收入比之后,住房价格上涨会降低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结论仍然成立。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在住房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基于影响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因素提出住房价格上涨将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产生负面影响的研究假设,认为随着住房价格上涨,城镇居民对于县市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会降低,而未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相对于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会给予县市政府更为负面的政绩评价。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CFPS四期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上述研究假设,有如下结论:

   第一,住房价格上涨将降低城镇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地方政府深度介入房地产市场,在房价走高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表明过去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实现地区经济发展以及财政收入的发展方式可能造成了民众较大不满。第二,住房价格上涨对地方政府政绩评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全局性的,并未随着居民内部的利益分化而存在质的变化。这表现为不管是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还是未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住房价格与他们对县市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均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尽管未拥有住房的居民在住房价格上涨时对地方政府的政绩持更为负面的评价。

   在过去对中国住房市场化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关注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利益分配和行动逻辑的影响,而对于住房市场价格高涨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没有足够的关注,特别是鲜有关注住房价格上涨之后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本研究揭示了住房价格上涨对地方政府政绩评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住房价格上涨将会降低民众对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结果的感知,而降低居民对地方政府总体政绩评价。

当然,囿于数据及其他因素,本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仍然存在着不足,可能无法完全排除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带给居民对地方政府政绩评价所产生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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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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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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