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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磊: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及其中国意义

更新时间:2020-12-01 22:43:24
作者: 宋磊  
流动的企业间关系,日本企业则更多地依靠长期交易过程之中形成的依托社会网络的企业间关系(Dore, 1983)。

   道尔认为,日本的企业组织形态创新得以出现的原因有三:后进国家企业往往从先进国家引进最新的组织形态,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后进国家企业可以进行长期规划,以及后进国家企业容易受到最新理念的影响(宋磊,2015:185)。可以看出,道尔的论述是对格申克龙的洞见的延伸:一方面,道尔认为格申克龙强调的组织形态引进和国别特征有助于后进国家企业采用新的组织形态(Dore, 1973:414);另一方面,后进国家更容易受到最新经济理念的影响,从而发展出新的组织形态(Dore, 1973:339;1979:150)。

   笔者认为,道尔以完善格申克龙的洞见的形式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企业组织形态的创新或工业的组织结构变化是成功地发挥本土因素的正面影响的后进国家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⑨

   我们知道,近二十年来,日德的企业组织形态的经济价值受到了挑战,美国企业擅长的企业组织形式呈现复兴的趋势。但是,日德企业受到的挑战和美国企业的复兴都是在特定产业中出现的。因此,即使在今天,美国式企业组织形态和日德型企业组织形态的优劣也是相对的(宋磊,2011:100-102)。对于本文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企业组织形态的经济价值与特定产业的技术特征有关这一问题与下文讨论的第三个命题密切相关。

   (三)格申克龙-艾姆斯丹命题:工业化进程之中的生产过程

   与道尔类似,艾姆斯丹也将后发优势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对于她来说,技术引进几乎是她关于后进国家工业化的所有分析的前提,她的研究也反复地回到格申克龙的论述(Amsden, 1989:13,99,144; 2001:284-286)。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她发展了格申克龙的一个洞见。

   在工业化研究之中,艾姆斯丹以重视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著称。比如,她的早期代表作的主题就是韩国追赶时期的企业生产活动。同时,她也是最早明确主张应该将生产活动置于工业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之一(Amsden, 1997)。但是,经常被忽视的是,她关于生产活动的分析框架实际上位于格申克龙关于发后优势问题的被忽视的洞见的延长线之上。比如,包括企业管理者、技术人员和蓝领工人在内的从业人员的广义的技能形成问题在她的代表作之中占有重要位置,而格申克龙也曾论及企业家的重要性。⑩又如,她的标志性观点——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应该成为关于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分析的中心——也在格申克龙的分析范围之内。

   首先,她指出,格申克龙注意到后进国家的落后程度越高,市场机制越难以发挥作用(Amsden,1989:13)。然后,她批评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只从交易成本而不是生产成本的角度展开。由于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之中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关于市场失败或交易成本的研究没有涵盖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所有关键问题。在这里,所谓生产成本和斯密重视的企业内分工或列宾斯坦(H. Leibenstein)强调的X效率问题(Leibenstein, 1966)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企业内分工效率或解决所谓X效率问题必然涉及企业组织形态的创新。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她提出在工业化研究之中“找回生产”的主张(Amsden, 1997:470-472)。

   当分析的焦点是交换或价格决定,……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失败”或认为工业化就是走向越来越完美的市场的过程的观点可能是有意义的。当分析的焦点是对于生产能力的投资,那么工业化等于完美市场形成过程的观点明显错误。北美和日本的经验表明,走向世界技术前沿、获得国际竞争力涉及如何以特殊的方法审慎地创造出企业特殊的技能、以知识为基础的垄断和其他形式的进入壁垒。政府的作用在于与企业一起社会化地构筑包括企业的资源、能力和组织形态在内的竞争性资产,而不是如何创造完美市场。(Amsden, 1997:477-478)

   很明显,上文之中的生产能力、企业特殊的技能或针对其他企业的进入壁垒是格申克龙重视的后进国家的“创造性适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产能力、特殊技能和进入壁垒只能形成于广义的生产活动,所以,以上引文表明,艾姆斯丹相关研究的核心是生产活动。11由于格申克龙和艾姆斯丹都在技术引进的语境下讨论生产活动,所以,企业在“生产方面”的不同或生产能力的高低只能归结为企业使用引进技术的方法或企业组织形态的不同。换言之,他们都间接地指出,生产活动是企业组织形态创新的主要发生领域。我们知道,企业组织形态是一个宽泛的范畴,涉及生产领域内外的组织形态。以德日两国为例,生产领域的组织形态指现场分工、技能形成等,非生产领域的组织形态指银企关系、业界团体等。这样两种组织形态都与生产活动有关,但是前者与生产活动的关系是直接的,后者与生产活动的关系是间接的。进一步地,后者对于生产活动的影响只能通过前者对于生产活动的影响体现出来。

   以上分析表明,艾姆斯丹关于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在工业化进程之中具有重要性的著名论断的逻辑起点是格申克龙对于工业化之中的市场机制的局限性的批判。如果她能够注意到格申克龙实际上意识到“生产方面”的因素对于技术引进效果的影响,那么她的论述将更为充分,与格申克龙的相关洞见之间的关系也将更为明显。从本文的角度来看,艾姆斯丹没有注意到格申克龙已经提及了企业或产业层面的生产过程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妨碍我们认为两位学者的研究之间实际上存在联系。笔者将这种联系概括为格申克龙-艾姆斯丹命题:在后进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之中,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是企业组织形态创新的主要发生领域。

   上文归纳的三个命题在逻辑上呈现层层递进关系:格申克龙-阿里吉命题点明了后进国家以发挥本土因素的正面影响的方式超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格申克龙-道尔命题意味着这种超越往往依托企业组织形态创新,格申克龙-艾姆斯丹命题暗示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是后进国家企业推动的组织形态创新的主要发生领域。这些命题组成了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和一般意义上的后发优势论一起构成完整的后发优势论。

   如果说后发优势论的显性结构是适用于所有后进国家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那么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则是针对赶超进程之中最为成功的国家的特定分析框架。如果说后发优势论的显性结构更多的是为所有后进国家展示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涉及的是比较宽泛的发展战略,那么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则主要揭示了最为成功的后进国家完成超越的具体路径,包含了比较具体的因果机制。

   由于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涉及成功地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内在机制,而中国是当代最为成功地实现局部赶超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对于研究中国实践具有特殊意义,有助于改进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

   四、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与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

   工业化进程是中国故事的核心内容。讲好中国的工业化故事,是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课题。近二十余年来,大量研究成果相继出现。总体上,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致力于提供关于中国工业化进程之中的具体问题的专门性解释,另一类试图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内在逻辑给出整全性解释。在现阶段,第一类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尽管关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整全性解释逐渐增多,学术界公认的研究突破尚未出现。

   在现阶段的整全性解释之中,存在两种讲述方式:第一种讲述方式以生产关系为中心,处于主流地位;第二种讲述方式以生产组织方式为中心,近年来开始受到关注(宋磊,2016a,2016b)。在第一种讲述方式的效果有待提高的情况下,第二种讲述方式的重要性开始表现出来。但是,学术界没有论证第二种讲述方式的学理依据,这种具有潜力的讲述方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或工业化进程,存在不同的解读:一种解读强调市场机制的意义,可以称为市场机制论(Huang, 2008; Coase and Wang, 2012);另一种解读重视政府的作用,可以称为政府主导说。需要指出的是,看似对立的两种解读,却共同构成了关于中国故事的主流讲述方式。具体来说,尽管具体内容不同,但是两者都以生产关系(或资源配置)为中心,差别只在于分别依托市场机制、私有企业的扩张或政府作用、国有企业的持续来讲述中国故事(宋磊,2017:125)。这样两种解读的要点都在于所有制,而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于是,它们共同构成了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中国故事的第一种讲述方式。12

   生产关系或资源配置当然是经济发展之中的关键研究议题。但是,只有在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之中,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才能具体地表现出来;类似地,只有将资源配置和资源使用统合在一起,才能获得观察经济发展的完整视角。但是,在第一种讲述方式之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关系被割裂;经济发展被简化为资源配置的结果。过度突出市场机制或资源配置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经济多样性问题(Amable, 2003),以抽离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关系的形式强调政府和国企的作用,容易招致国家资本主义之类的攻击之词(Moreira, 2007; Paus, 2009)。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讲述方式并未有效地回应中国工业化进程在微观层面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等关键问题。与上述现象相关,在现阶段,第一种讲述方式并未完全为后进国家理解、接受。

   一些学者注意到第一种讲述方式的局限性,转向以生产组织方式为核心的第二种讲述方式(路风,2016,2020;文一,2016)。在这里,生产组织方式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或技术和包括劳动分工在内的组织形态是如何结合的,即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吴易风,1997:58;Lazonick, 1990:9-10;布雷弗曼,1979:24;谢富胜,2005)。但是,这种转向更多的是基于直觉,而不是学理论证。

   笔者认为,在挖掘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还原后发优势论的全貌之后,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述方式的必要性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迎刃而解。13

   在对何为中国故事的理想讲述方式进行论证的时候,将作为后进国家工业化的出发点的后发优势论,特别是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作为起点是合适的:在这种起点之上进行的论证不但可以和相关研究领域的主流话语体系对接,而且可以在与工业史上成功实现赶超的国家的实践进行比较的过程中,确认中国实践的原创性。进一步地,由于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表明,成功地通过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的国家都在与生产活动相关的企业组织形态领域推动了创新,而中国是当代最为成功的追赶型国家,所以与生产活动相关的企业组织形态创新应该在中国故事之中占据关键位置。由于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述方式将企业组织形态置于中心,所以这种讲述方式应该被提倡。

   中国故事的第二种讲述方式具有政治经济学色彩。因此,为了全面地展示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对于论证何为中国故事的理想讲述方式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

在政治经济学文献之中,生产方式长期被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但是,有学者考证,经典作家实际上主张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作用以影响生产方式的途径实现(郭冠清,2020),此即所谓中介说。类似地,高峰认为,经典作家所说的生产方式具有两种含义:生产的社会类型(比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的劳动方式(劳动的组织方式)(高峰,2012:5)。无疑,生产方式在一些场合指生产的社会类型。但是,作为生产的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显然也是存在的。由于生产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高度接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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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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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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