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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斌 吕鹏: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路径与机制

更新时间:2020-12-01 22:31:43
作者: 朱斌   吕鹏  

   作者简介:朱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 100872);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营经济部门的成长尤为引人关注。其中,创业者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将创业的组织过程引入新兴市场的精英流动研究,进而探究创业者的社会出身与其创业结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初始企业规模与企业成长本质上是资源汇聚与整合的结果,而这取决于创业者特征。精英型创业者的初始企业规模、企业成长速度以及当前企业规模均要高于草根型创业者。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民营经济的增长,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总体上趋于精英化,精英型创业者特别是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规模优势越来越突出。这种优势的扩大主要是因为其企业的初始规模优势在扩大,而创业以后的企业成长速度优势并未同步扩大。政府在民营企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促进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释放其创新潜力,需发挥政府监督市场运行与纠正市场失灵的职能,积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关键词:创业者;企业成长;企业规模;市场转型

   标题注释: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创业成功者的社会来源研究”(2018QNRC20)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营经济部门的成长尤为引人关注。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是谁推动了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呢?

   “国家中心论”的观点认为,国家与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国家具有制定法律与政策的权力,同时国家在改革初期也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正是由于国家的支持与推动,民营经济才有了发展空间。②“企业家中心论”者则强调:那些极具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同样是不可忽视的。③我们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也是广大民营企业家创业的结果,广大劳动者都参与了财富的生产与创造。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面临新挑战,国家再次强调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④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改善发展环境、鼓励人们创业。改革开放以来,创业活动持续不断,人们利用当下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使创业变得越来越容易。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创业成功,那么,谁能够创业成功,谁能够将企业做大做强?本文从当代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路径中选择创业及创业者的视角展开分析。

   在社会学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从精英流动的视角,关注创业者过去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成为新兴市场精英是否有影响,或新兴市场精英与改革之前的社会精英是什么关系,是“精英循环”还是“精英再生产”。对此,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制度结构的变迁将导致社会结构,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更替或循环,新的精英阶层将成为市场转型的“赢家”和未来转型的主要推动力。⑤然而该理论引发了许多争议,经验研究结果也不支持市场转型理论的预测,“精英再生产”似乎更符合现实。

   已有研究还有许多讨论空间:其一,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谁更可能进入市场创业,仅有少数研究分析了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⑥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具体分析创业成功的过程。其二,已有研究往往忽视了精英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即不同精英出身的创业者创业结果是否一样呢?其三,现有经验研究使用的数据往往是特定时期的,或反映的仅是改革初期的变化,而那时的经济改革才刚刚开始,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具有延期效应。如今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40余年,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清晰,国内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可以用此重新审视各种争议。

   本文将创业的组织过程引入新兴市场的精英流动研究中,进而探究创业者的社会出身与其创业结果之间的关系及其具体过程。大企业的形成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创业时的企业初始规模,二是创业以后的企业成长。在这两个过程中,创业者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分析创业者的社会出身在上述两个过程中的作用,进而探讨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及其变迁。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创业与企业成长研究回顾

   围绕市场转型理论,研究者将创业者看作新兴市场精英,探讨他们与原再分配精英的关系,目前存在三种理论观点:第一种是“精英循环论”,强调原再分配精英已经习惯于再分配经济体制下的权力秩序,难以适应新的市场规则,故而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占有优势。⑦第二种是“精英再生产论”,认为原再分配精英不仅掌握更多人力资本,同时能通过体制内的关系网络获得更多市场信息与稀缺资源,他们更有可能成为新兴市场精英。⑧第三种则是“精英分化论”,它注意到精英内部的异质性,认为只有部分再分配精英顺利实现了“精英再生产”。伊亚尔等人的研究发现,只有那些同时拥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技术型再分配精英,积极参与并主导了体制变革,并在市场改革过程中成功转型为新的市场精英。⑨

   对中国的研究大多支持“精英再生产论”,相对于一般生产者,原再分配精英更有可能“下海”创业。⑩然而,直接将创业者看作市场精英,这在创业较少的改革初期或许合适,随着创业者越来越多,创业者内部的异质性也越来越大,此时只有那些创业成功的大企业主才被视为真正的市场精英。而创业者能否成为大企业主是与企业组织的成长高度重合的,因此,要详细考察市场精英的流动过程,需引入组织研究视角。

   大企业的形成包括创业初始的企业规模与企业成长两个过程。就创业初始规模而言,一些经验观察发现,在我国民营企业外部融资难度较大的条件下,创业者的资金往往来自家庭与非正式金融业,而后者通常又取决于创业者个人的社会关系。(11)相比之下,关于企业成长的研究更为丰富,现有的组织研究大概存在三种观点:“内部资源成长”“网络化成长”与“合法化成长”。

   “内部资源成长理论”最早由彭罗斯提出,她认为,企业内部资源是企业成长的基本条件,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取决于企业能力,尤其是企业家的管理能力。(12)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企业内部的资源是企业制定及实施战略的基础,那些掌握有价值的、稀少的、不可模仿以及不可替代的资源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进而为企业提供不断成长的机会。(13)近年来,针对新创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又有学者提出资源拼凑理论,认为通过手头现有而常被忽视的实物资源、社会资源、制度资源进行创造性利用,就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新价值,这是突破新创企业资源约束、推动企业成长的有效途径。(14)

   然而,企业内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要保证企业持续不断成长,获得企业外部环境的资源很重要。“网络化成长理论”强调,单个企业通过与其他企业、组织建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借助这些网络关系迅速获取和共享网络资源,从而促进企业成长。(15)创业网络中的资源往往取决于网络结构特征与关系质量,如创业网络的规模、中心度、网络位置、关系强度等特征对新创企业的资源获取具有重要影响。(16)

   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不同,新制度主义学派强调新创企业的合法性是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约束。在新制度主义学派看来,企业组织同时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制度因素作为一种“理性神话”对企业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17)齐默曼和蔡茨两人结合新制度主义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形成了“合法性—资源—成长”的“合法化成长理论”,在他们看来,新企业成长的本质是通过合法化战略选择、克服“合法性门槛”,获取资源。(18)后续的许多经验研究也发现,拥有合法性的企业更有可能获得外部资源,从而支持企业成长。(19)

   上述三种理论实际上都基于一个基本假设,即企业成长的基础在于资源的汇聚与整合。三者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如何获取资源,“内部资源成长理论”强调对于企业内部既有资源的优化配置,让无用的资源发挥作用,相当于获取了新的资源;而“网络化成长理论”与“合法化成长理论”则聚焦于从企业外部获取资源,前者认为企业所处的关系网是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后者则认为企业所具有的合法性对其外部资源获得具有重要影响。围绕这三种企业成长理论,已经产生了大量经验研究,但这些经验研究很少把创业者的社会出身与企业成长联系起来,也很少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背景下讨论三种企业成长路径的变化。

   综上,精英流动研究关心创业者的社会来源与其创业结果的关系,组织研究则关心企业发展的过程。在我们看来,无论是企业创立还是企业成长,基础都在于资源的汇聚与整合。创业者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们是企业资源汇聚与整合的主体。在中国,早期的创业者中大多数都不是直接创业,而是有了一定的工作经历后才开始创业的,这些工作经历可能对他们的管理能力、社会关系网络、合法性认知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使得不同社会来源的创业者具有不同的连接、动员、获取、整合资源的能力。因此,创业者的社会来源将会影响企业创立时的规模和创立后的成长,最终影响企业的规模。因此,一个问题是:何种社会出身的创业者更可能成为大企业主?其背后的组织过程是怎样的?是因为创立时期企业规模更大,还是因为企业成长更快?

   在“精英分化论”的影响下,许多代际精英流动研究已经注意到不同精英的代际继承存在分化,(20)但在创业者研究中,精英型创业者的内部异质性往往被忽视。这可能是因为市场转型理论从一开始就把焦点放在了再分配精英与一般生产者身上,二者对应的是再分配权力与市场权力,然而,这两种社会权力的载体可能不是社会精英与一般生产者之别,而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精英,因此要检验社会权力是否转移,更重要的是比较不同社会精英的相对创业优势。

   中国的经济改革使得创业与企业成长的经济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民营经济的制度合法性得到确认并巩固,国家逐渐收缩了资源控制的范围,许多资源转由市场自由协调交换。从合法性逻辑来看,这种变化大大降低了创业门槛,使得成功创业者的社会来源趋于多元化。资源竞争逻辑认为,随着民营企业数量的大幅增加,市场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资源获得越来越困难,社会精英的优势可能反而扩大,也就意味着成功创业者的社会来源将趋于精英化。上述两种理论逻辑导出不一样的流动结果,何种逻辑更适用于改革中的中国呢?即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是趋向于“精英化”还是“多元化”?背后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这一结果也反映出我国社会流动机会结构的变化,即精英流动机会日益固化还是日益开放。

   综上,本文将把创业与企业成长视为一种组织现象,从资源获取角度分析创业者的社会来源对企业规模的影响,并在宏观经济环境变迁的大背景下观察这一影响的变化。

  

   三、研究假设:经济改革与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变迁

   (一)创业者的分化与企业规模

   参照以往研究,根据创业者的工作经历将其分为三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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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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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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