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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斌 吕鹏: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路径与机制

更新时间:2020-12-01 22:31:43
作者: 朱斌   吕鹏  

   1.草根型创业者:主要包括工人、农民以及无业人员出身的创业者,他们自身所携带的资源相对较少。

   2.市场型创业者:主要包括三部分成员。一是创业前在非国有单位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的人。二是个体户,个体户是中国最早进入市场、经历市场洗礼的人,称得上是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弄潮儿”。三是创业前在国有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和供销工作的人,尽管他们是在体制内工作,但并没有或仅掌握少量的国家再分配权力,反而由于其直接参与了本单位的对外经济交易,或者因为专业技能能够向单位外的机构、个体提供服务,从而能够在再分配体制下培养企业家精神。(22)虽然这三类人之间存在各种差别,但相对于其他创业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创业前已经积累了较多与企业经营相关的企业家精神,对市场运行有一定了解,而且与市场中的供应商、消费者建立了一定的关系网络,在必要时能够相互支持。

   3.内源型创业者:(23)创业前一般是机关干部或国有企业管理者,他们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而且与国有单位内的其他管理者具有密切联系,即使他们个人走出体制创业,这种联系也能为其企业带来更多合法性与资源。

   相对于草根型创业者,市场型创业者与内源型创业者可以看作精英型创业者。一方面,就初始企业规模而言,创业者的家庭网络与外部关系网是其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24)一般认为,社会地位越高的人,社会资本同样越高。(25)因此,家庭网络中的资源往往取决于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而外部关系网的资源则取决于创业者创业前的社会地位。与草根型创业者相比,精英型创业者在创业前就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具有更丰富的外部关系网。与此同时,精英型创业者通常也来自精英家庭,(26)能从家庭网络中获取更多资源。因此,可以得到假设1.1: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精英型创业者的初始企业规模更大。

   另一方面,就企业成长而言,“内部资源成长理论”强调较强的企业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有助于创业者整合、重构企业内部各种资源,使得那些看似无用的资源变成新的有用资源。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精英型创业者往往具有更强的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这是因为:他们接受过更多教育,现代社会中,企业经营与管理的许多知识都是通过教育传递的,而且教育也是提高个人创新能力的最重要方式;(27)而且,他们在创业前往往从事管理、创新、销售等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工作,由此也积累了许多管理与创新经验。

   “网络化成长理论”认为当创业者与其他企业、机构、个人建立了丰富的关系网后,就能获取或共享网络中的资源。正如前文所述,精英型创业者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关系网。

   “合法化成长理论”则强调,创业者选择的组织结构与战略行为如果符合社会共同规范与认知,那么其企业就会赢得大家的信任,就能以更小成本获取外部资源。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决定的,民营企业能否获得合法性通常取决于企业结构与行为是否合乎国家需求。许多研究都显示,民营企业是否采纳公司制、工会、多元化战略等行为,很多时候不是效率决定的,而是为了满足国家合法性。(28)精英型创业者因为掌握了更多市场运行的知识与信息,往往更了解国家对民营企业的要求,并按照这种要求来经营企业。

   综上,由于精英型创业者的管理能力、社会关系网、企业合法性都要强于草根型创业者,在经营企业过程中,能够获取、整合更多资源,他们的企业成长必然也会快于后者。由此得到假设1.2: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精英型创业者的企业成长速度更快。

   基于假设1.1与假设1.2,可以得到假设1.3:相比于草根型创业者,精英型创业者的当前企业规模更大。

   (二)宏观经济环境与大企业主社会来源的变迁

   经济改革以来,创业活动持续不断,不过宏观经济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在制度环境上,国家对创业活动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民营经济的合法性不断巩固。在经济改革的前10年,国家对小规模的创业活动抱着容忍的态度,直到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允许民营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和注册。1992年以后,民营经济的合法性越来越巩固,创业活动越来越频繁,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自1992年以后迅速增加,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992年的13.96万增长到2018年的3143.26万。(29)

   其次,市场环境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在经济改革初期,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虽有所松动,但规模受到明显限制,此时国家掌控各种社会资源,并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协调经济活动。1992年以后,由于市场扩张带来的经济发展符合国家利益,国家开始主动推动各种市场的发展,(30)通过市场协调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例如,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比例从1978年的78.32%下降到2017年的14.2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公有制经济的投资比例从1980年的86.94%下降到2017年的22.89%。(31)

   总的来说,民营经济的合法性不断巩固,政府在政策执行上降低了企业注册与经营的各种成本,社会资源的分配从原来行政分配为主转向了市场分配为主。此外,随着创业活动越来越频繁,各种企业不断增加,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越来越强。随着环境的变化,创业者获取资源的机会、途径、作用可能都会发生改变,那么这种改变更有利于社会一般成员还是更有利于社会精英呢?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所有的创业活动都是高风险行为,在一个新兴行业中尤其如此。对于一个新兴行业,面临着两种合法性的不足,一是认知合法性不足,也就是说关于行业内的运作、生产商品与服务的知识并不普及:消费者对其商品或服务抱有怀疑与不信任的态度,投资者也不确定投资的风险,创业者也不知道如何运作企业、培训员工等。(32)二是政策合法性不足,即法律制度与社会政策不一定认可该行业,创业者必须依靠他们的个人声誉,以及与其他重要企业或知名人物的联系,来增加自己创业活动的合法性。(33)随着行业的发展与成熟,其合法性不断得到巩固,直到被社会广泛认可,此时新创企业在招募雇员、获取资源、拓展销售等方面都将更加容易,创业与企业成长对于创业者的要求变得更低了。(34)

   然而,组织生态学理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它认为,组织的成立与生存,受到其种群规模与密度的强烈影响。随着种群规模的扩大,种群密度的增加,种群内的资源越来越稀缺,种群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将有越来越少的新组织成立,越来越多的组织消亡。(35)就企业的创业活动而言,许多研究指出,当一个行业刚刚起步时,其中大多数都是新成立的小规模企业,既没有知名度也缺乏资源,对外部的创业者而言,进入门槛相对较低,此时将有更加多元化的创业者加入这个行业。但随着一个行业的发展日趋成熟,这个行业内部往往会形成一些历史悠久的大企业,而新创企业很难与他们竞争,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大企业具有资源优势、规模效益,能够持续投入研发创新并在必要时发动价格战,这是新创企业难以承受的;另一方面,这些大企业已经与消费者和供应商建立了牢固的信任与交换关系,一般的新创企业难以介入,使得新创业的需求与供给受到很大限制。此时的创业活动将面临更大的失败风险,除非那些创业者本身具有大量财富与资源,否则新创企业难以成长。(36)

   上述两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张力。在中国是哪种情况呢?首先,就初始企业规模而言,即使民营经济合法性有所提高,新创企业从正式金融渠道融资的困难依然很大,家庭网络与非正式金融依然是创业者获取创业资金的主要渠道。(37)随着竞争者的增加,这些网络对创业者来说甚至更加重要。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日益扩大,(38)社会资源的分布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精英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这意味着精英型创业者创业时从关系网中所能动员的资源越来越多,他们所创企业的初始规模越来越大。因此,可以得到假设2.1: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精英型创业者的初始企业规模优势有所扩大。

   其次,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使得不同企业成长路径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民营经济日益得到国家肯定甚至鼓励和支持,其即使采纳了国家认可的组织结构与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可能也会下降,这意味着企业合法性对于企业资源获取的作用可能会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企业成长所需的资源如资金、生产资料、信息乃至政策优惠将越来越多,随着市场中相似企业数量的增多,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此时通过一般的市场渠道引入资源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因此,创业者的管理能力与关系网络等特征对其资源获取的影响可能越来越重要。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作用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强化,(39)这就意味着精英型创业者在经营企业过程中具有更大优势,企业成长得更快。

   总的来说,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得“合法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加强了“内部资源成长”路径与“网络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因此,精英型创业者的企业成长优势在不同改革时期可能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由此得到:

   假设2.2: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合法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下降;“内部资源成长”路径和“网络化成长”路径的重要性上升。

   假设2.3: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精英型创业者的企业成长优势保持相对稳定。

   精英型创业者的企业成长优势保持稳定,且他们的初始企业规模优势不断扩大,因此其当前企业规模的优势也将随之扩大,故大企业主的社会来源总体上将遵循资源竞争逻辑而趋于精英化,从精英流动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向市场精英的流动趋于固化。一些经验研究也支持上述观点:在经济改革的早期,民营经济的合法性还未得到确定,进入市场创业的往往是那些再分配经济中的边缘者,他们希望通过市场经营来获得更多经济回报,而那些再分配经济中的精英们则因为在体制内具有收入优势,故不会冒险创业;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得到确认,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开始进入市场创业,并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迅速成为市场竞争中的赢家。(40)由此得到假设2.4: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精英型创业者的当前企业规模优势将扩大。

   (三)精英型创业者的分化

   精英型创业者分为市场型创业者与内源型创业者,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二者的关系网性质不一样,内源型创业者创业前主要是国有单位的管理者,他们的工作、交往通常是在国有单位的科层制中,故关系网更可能局限于体制内。与之不同,虽然很多市场型创业者也在体制内工作,但他们经常参与本单位的对外经济交易,或者向单位外的机构、个体提供服务,故在创业前能够建立更多的市场网络。(41)

   第二,内源型创业者因出身于国有单位,经过几十年的习惯化和制度化,国有单位的组织结构与行为逐渐内化为一种组织印记,(42)并在创业时将这种印记投射在新创立的民营企业中。因此,相比于市场型创业者,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组织结构与行为通常具有更高合法性。

那么,谁的发展优势更明显呢?在经济改革初期,企业发展同时面临着制度合法性与资源稀缺的限制,因此,内源型创业者具有更大优势,他们与国家具有密切联系,这本身增强了企业合法性,通过这种联系还能从政府或国有企业获得很多市场中难以获取的资源。不过,随着创业环境的优化,合法性对于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可能有所下降,而且市场中流动的资源越来越多,市场关系网的作用也会上升,这可能意味着内源型创业者的规模优势趋于下降。由此,可以得到假设3:在改革初期,相对于市场型创业者,内源型创业者的企业规模更大;这种优势在改革深入期趋于下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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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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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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