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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王元化:一位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更新时间:2020-12-01 16:42:34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抗战时期的梁漱溟,香港沦陷之後步行逃亡回内地,一时没有消息,舆论惊呼:梁先生失踪了!几个月以後在桂林出现了,大家对梁漱溟说,我们都在为你担心。梁漱溟颇不以为然,说我怎麽可能会死?我如果死了,天地将为我变色、历史将为我改辙,那是不可能的!梁漱溟自认担当天命,天命担於一身,天理在我心中,故无所畏惧,敢於向领袖诤言。假如没有一点担当天命的狂气,一般凡夫俗子是扛不住的。

   陈寅恪与先生在「有所为」上不及梁漱溟,但他们一生都做到了「有所不为」,哪怕泰山压顶,也不肯随声附和,不说一句敷衍的假话。先生因为胡风案件被隔离审查的时候,组织对他说,你只要承认胡风是反革命,你就解脱了。但先生偏偏认死理,不肯说违心话。他回答:「说胡风有思想上的错误,我承认,但说他是反革命,我想不通,没法认。」因为不肯说违心话,本来不是胡风小圈子的王元化,被认为态度最恶劣,而列为「胡风分子」,被打入另册。

   孔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进取」之狂者固然可敬,但一生守住「有所不为」的狷者,岂非与一时之「有所为」同样难得,甚至更难?先生很喜欢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家客厅一直挂着先生为我书写的这三句话。三个「不能」,皆是狷者之道,但唯有自觉意识到「文化托命之人」,背後有一个超越的信念支撑,才能守得住人格的尊严。

   说到以文化复兴为己任,不要以为这些「文化托命之人」念念在兹的文化,只有中国,而无世界。陈寅恪有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句话乃是文化自觉之最准确表达。是的,陈寅恪、王元化这些「文化托命之人」,固然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不是封闭的,与世界文化相对抗;而是开放的,尽量「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他们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天下主义者,关怀整个人类的命运,思考整个世界的文化。

   与陈寅恪先生一样,元化先生对中国古典学术有很深的造诣,义理、考据、词章皆有所通,同时对西方学问也下过苦功,黑格尔、莎士比亚、俄国十九世纪文学,都是他精通的领域。我记得,先生对研究中国古典的学生,时时叮嘱他们英语一定要学好,多读西方的经典;而对他欣赏的从事西学的有为学者,又常常感叹:他要是能懂一点中国的历史与思想,就不得了!像先生这样从民国过来的一代学者,绝无中学、西学的门户之见,他们的视野是超越中西、打通古今。古今中西,皆在法眼之内、掌握之中。在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在《读书》杂志发表过追忆先生的文章,篇名用的是先生的一句话:「我是十九世纪之子。」十九世纪是博大的、开放的、多元的,东海西海,心同此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方压倒东风,而是古今中西,八面来风。先生所心仪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是如此,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这些大师们,关怀的也是超越古今中西的人类共通的文化命运,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在二十世纪末,思想界流传「南王北李」的同时,在学术界还有一个「南王北钱」的说法,这两种说法的同时并存,表明先生跨越了思想与学术两界,大概很少有谁能够像他那样,在学术上与钱锺书比肩,思想上与李慎之各领风骚,虽然先生对这两个说法都不以为然。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思想与学术断裂,中国的知识分子一部分遁入学院,甘为某细微领域的专家,孜孜於学科内部的雕虫小技,不再有超越碎片化的大关怀;另一部分则活跃於媒体,成为职业型的「知道分子」,但常常「公共太多、知识太少」,游谈背後,无学理支撑。针对这两种极端的分化与弊端,先生提出了「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意思说,学问者要有思想的关怀,思想者须有学理的背景。学术与思想本来就不该两分,合者共美,分则两伤。先生自己所追求的境界,正是「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他一生写了不少学术文章,这些文章绝对不是纯粹的谈玄理、玩考据,弄词章,背後都有很深刻的关怀和思考。只是有些明显,有些隐晦,一般读者看不出来而已。他晚年也喜欢用访谈的方式发表自己对中国与世界、文化与社会的看法,但这些谈论的背後都有他平时积累的学理背景,有历史的深度和跨文化的广度。

   二十世纪末的上海,是一个大家如云的文化大都会。我当时就特别注意到,不少学问大家,见到先生时都非常尊敬,可以发现,那是一种从内心发出的由衷敬佩。假如按照专业成就,冯契先生的哲学,章培恒、钱谷融先生的文学,陈旭麓、朱维铮先生的史学,可能都在先生之上,为什麽他们还是在学问上那样真诚地佩服先生呢?一开始我不太明白,後来慢慢清楚了,因为先生是跨学科、打通文史哲的大师。他就像一个体操全能冠军,在单项成就上可能不及冯契、章培恒、朱维铮等先生,但他的研究是将义理、考据和词章贯通了的。

   中国的学术传统,虽然有经史子集之分,但四部之学从来都是分类不分家,学问上都是打通了来研习的,然而到近代之後从西方借来的学科分际,使得文史哲之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壁垒森严,即使在同一学科内部,也是互为沟壑。有些名气很响的专家,只要一出本学科,便天下无人识此君,而大部分学者的活动空间,仅仅限於二级学科乃至三级学科的狭隘领地。先生生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文艺批评专业的博士生导师,还是国务院第一、二届中文学科的评议组成员,但我听到他讲过好几次:「我又不是搞文学的,我是一个杂家!」

   我的理解,这个「杂家」,并非学无所本的文人之学,乃是贯通文史哲的大家。这乃是五四一代的精神遗传,与他所崇敬的鲁迅与胡适在风格上有相通之处。如果说鲁迅是文学家,鲁迅先生听到以後必定不屑一顾,他给儿子留下的最後遗嘱就是「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胡适先生是什麽家?也很难定位,「中国哲学史大纲」写了半部,「水经注」做了一半,「红楼梦考证」开了一个风气,如果按照专业的成就,都比不上他的学生辈冯友兰、顾颉刚和俞平伯。不过胡适是一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跨学科人物,一九五三年大陆为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在几乎所有的学科里面都对他发动了围剿: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顶尖学者都被迫站出来批胡适,肃清其在自己专业上的流毒,在学术上与他划清界限,足见胡适在民国学术界巨大的跨学科影响。对於元化先生在中国学术地图上的定位,似乎也可作相应的理解。是的,在今天这个专业化时代,要找一个学有专攻、成就斐然的专家不算难,但要找到一位像先生那样的学贯中西、打通古今、纵横文史哲、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有所涉猎的大家,太稀罕了。

   先生不仅学问好,最重要的是有智慧。智慧像一把撒在汤里面的盐,看不见,找不到,却融化在知识里面。许多专家徒有专业知识,但缺乏大智慧,就像一锅缺盐的原汤,淡而无味。先生健谈,纵横天下,上下千年,思想在各个领域自由奔驰。记忆之好,知识之渊博,在我认识的前辈学者之中,几乎无人可比。但最难得的是先生的谈吐中有大智慧、大见识。他的客厅经常高朋满座,很多人慕名前来享受智慧的沐浴。有一次我陪一个企业家去见先生。这位企业家也算结交广泛,出门後对我感叹说:「我见了不少省部级领导,许多老干部退下来之後,世态炎凉,过去围着他转的人都不见了。王先生从部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後,还是门庭若市,还更热闹了,王先生真是一个有大智慧的智者啊!」我很有同感,权力是有保鲜期,过期就作废,但一个人拥有了智慧,即使肉身化为泥土,文字背後的智慧,却与日月同在。知识也会过时,但智慧将超越岁月,化为人类永恒的文明遗产。

   先生倘若不死,今天(二〇一五年)是九十五诞辰,我们将再次聚会在一起为先生祝寿。如今白云苍狗,先生驾鹤远去,我们只能在先生的墓前相会了!人间再无大智者,世界也因此荒凉许多。然而,先生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字、永恒的智慧,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精神,一种担当了文化传承的精神。在今天这个不再有英雄的时代,却依然需要先生那样的「文化托命之人」。只要这一精神还在,中国文化就不会亡,人类命运就有希望。

  

   来源:许纪霖著《一个民族的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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