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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剑华:读《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史》——从罗素到克里普克

更新时间:2020-11-29 23:45:16
作者: 梅剑华 (进入专栏)  
但据说他六岁就能阅读《圣经》,九岁读完《莎士比亚全集》。小学四年级就独自发明了数学,开始思考笛卡尔的怀疑论问题。高中时,他已经写了几篇模态逻辑的文章并先后发表,在审稿人看来,他早已是一个成熟的逻辑学家而非乳臭未干的高中生。当他把文章寄送给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时,对方以为他是在找工作,给了他一个职位。克里普克回信说,我妈妈告诉我,我应该先读大学才能教大学。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克里普克都在早期就表现出卓越的数理天赋,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让人不禁想起柏拉图学院门口的训示:不懂几何者切勿入内。以赛亚·伯林也是因为不懂数理,被哈佛逻辑学家谢弗劝诫不要做真正的哲学,转行做了思想史。

   后来克里普克到哈佛大学读数学本科,同时给麻省理工的研究生教数理逻辑。1960年左右的哈佛哲学系应该是奎因哲学主导的。据说有一次奎因写了篇东西想请克里普克看一看。第一次约在奎因的办公室讨论,结果克里普克爽约了。奎因又约了第二次,见面结束后奎因送克里普克到门口,有人在走道听到奎因目送克里普克远去时的喃喃自语:“难道我错了吗?难道我错了吗?”大学毕业后的克里普克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是留校任教了。毕竟,哈佛还有谁能教克里普克呢?1968年转到洛克菲勒大学,是王浩请的他。

  

新范式之争:《命名与必然性》

   真正让克里普克声名鹊起的是他1970年到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做的三次公开演讲,当时克里普克刚刚年届三十。这三个演讲录音稿是吉尔伯特·哈曼(1938年生)和托马斯·内格尔(1937年生)整理的。哈曼和内格尔正当盛年,见证了一个新哲学范式的诞生。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塑造了1970年以来美国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他的指称论不仅仅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和形而上学上有重要价值,在元伦理学、美学上也有应用,甚至齐泽克在《崇高精神的客体》中也专辟一节讨论描述论与反描述论之争、严格指示词的哲学蕴含。大哲学家为我们的思考提供基本框架。克里普克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后天必然命题,他指出,像“晨星是暮星”“水是H₂O”等是可以通过经验发现的,但又是必然为真的。这就打破了逻辑经验主义者所秉持的分析命题就是必然命题就是先天命题,综合命题就是偶然命题就是后天命题的二元概念框架区分,为人类知识给出了新的解说。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普克对后天必然命题的阐释呼应了康德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

   《命名与必然性》一书对英美分析哲学界影响巨大,兹举两例。第一例是,2002年由苏珊·哈克教授和陈波教授联合发起的过去五十年来最重要的西方哲学著作投票中,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得了六票,位列第五。在此书之前的是《哲学研究》和《正义论》九票,《个体》八票,《事实、虚构和预测》七票。客观来讲,《个体》和《事实、虚构与预测》两书的影响是不敌《命名与必然性》的。第二例是,在非常有名的“3:AM哲学家访谈系列”中,每一个访谈者都被要求推荐五本哲学著作,在问到当世逻辑名家、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院士范恩(Kit Fine)时候,他只推荐了一本书,那就是《命名与必然性》,这本书被视作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领域的必读之作。如果说罗尔斯的《正义论》恢复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合法性,那么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恢复了形而上学研究的合法性。学界莫不认为《命名与必然性》建立了语言哲学的新范式,这个范式概念来自库恩。有一个关于克里普克和库恩的段子,两位哲学家都任教于普林斯顿,其哲学思想有冲突之处。库恩的范式概念讲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对象是不可通约的,而克里普克的指称论恰恰强调的是个体和对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性。概而言之,库恩强调世界、思想的断裂和变迁,而克里普克强调世界、思想的连续和统一。

   据说库恩畏惧克里普克的名声盖过自己,不允许他的学生、后来成为电影和纪录片导演的埃洛·莫里斯去听克里普克的课。有一次哲学争论,库恩忍不住把烟灰缸砸向了莫里斯。心怀芥蒂的莫里斯后来也没能学成哲学,转行搞了电影。从事电影行业的莫里斯不忘初心,搞副业出版了《库恩的烟灰缸》,叙述当年恩怨,该书和《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相映成趣。这本书并不限于八卦,莫里斯试图回归哲学,从克里普克——普特南(本质主义、实在论)的立场出发,批评库恩的相对论和观念论,提出了他所谓的探索的实在论立场:虽然没有所谓绝对真理,但我们可以通过理性、观察、探索、思考和科学研究来获得真理。在莫里斯看来,这可视作克里普克理论的应用。

  

克里普克的希腊工作方式

   克里普克是一个典型现代学术体制下的学院哲学家,但他的工作方式却是希腊的,他很少为了发表而撰写哲学论文和著作。所有的文章和专著实际上都是根据现场演讲录音稿整理而成,读来有明显的口语化风格。他只出版了三部专著:《命名与必然性》是演讲稿,《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有语言》是演讲稿,《指称与存在》是洛克讲座演讲稿。据纽约城市大学克里普克中心透露,克里普克还有大量的演讲录音材料没有整理出来。

   克里普克的研究作风相当传统,迄今为止他的论述主题仍然集中在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哥德尔这些哲学家上。除了罕见在《科林伍德与英国观念论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历史与观念论:柯林伍德的理论》(2017),那实际上是他在哈佛上学期间的本科论文,1960年写就的。在他当时的老师Richard T.Vann教授和一些科林伍德研究领域的学者催促之下,才在半个世纪后发表此文。他的《指称与存在》是1973年洛克讲座的演讲稿,多年来一直存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没有正式发表,我曾辗转多人获得一份复印件(此稿2013年正式在牛津出版)。与他本人大量原创的思想相比,他发表的作品极少。当然也有人指出,也许是因为他晚年身体不好的缘故。

   他的研究重点是早期分析哲学史上的人物所关注的话题。2005年,罗素《论指称》发表一百周年之际,他在分析哲学杂志《心智》(Mind)上发表了长篇论文《罗素的范围概念》,2008年他发表了研究弗雷格的论文《意义与指称:没有完成的笔记》,他还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CUNY)开设了一系列分析哲学课程:2012秋季:跨时间同一性;2013年春季:后期维特根斯坦;2013年秋季:维特根斯坦、罗素和我们的自然数概念;2014年春季:路易斯卡罗尔与逻辑认识论I;2015年春季:罗素哲学;2015年秋季:逻辑认识论II;2016年春季:《命名与必然性》专题再讨论;2017年春季:弗雷格;2018年春季:真理论;2018年秋季:偶然先天与数字的识别性;2019年春季:跨时间物质对象的同一性;2019秋季与菲尔德、普拉斯特合开“真与说谎者悖论”讨论课。这些问题都是他经年累月思考的主题。他在1981年发表的《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有语言》序言中已经说过,大概从1965年左右,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十几年后成熟才加以发表。

   克里普克的写作风格重视直觉,重视思想实验,重视概念区分。从分析哲学的三派来看,他当属概帮。他的指称理论极大地依赖于他诉诸的大众的普遍直觉:我们都直觉到尼克松可以不是1972年的美国总统,但尼克松不能不是尼克松本人;哥德尔可以不是真正发现算数不完全性定理的那个人,但哥德尔不能不是哥德尔本人。在举这些例子时,尼克松正任美国总统,哥德尔就在他讲座的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他的例子取自生活。克里普克认为这种关于名字的直觉是人类所普遍具有的,支持了名字的意义就是指称这个论断。克里普克关于直觉的看法激起了实验哲学研究,新一代哲学家通过设计思想实验,调查大众关于名字的直觉,克里普克的哥德尔案例成为实验语言哲学引用最广的思想实验,这些都是克里普克没有料想到的。在获悉实验哲学的结果,西方人具有因果历史直觉,东方人具有描述直觉。据说克里普克有个颇不友善的回应:难怪东方人没有哲学(大意)。他对描述论的批评不仅仅带着论证,还带着偏见。

   1970年初期发表了直接指称论观点后,他意识到自己理论的漏洞。1973年洛克讲座《指称与存在》试图解决空名的指称问题。1979年发表的长文《信念之谜》解决名字在内涵语境下的可替换问题。

  

从分析哲学到分析哲学史

   1970年以来,克里普克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在他的理论框架下推进分析哲学研究。其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哲学系教授内森·萨蒙和克氏在普林斯顿的前同事、现任南加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司各特·索莫斯堪称克里普克哲学两大拥趸。萨蒙1980年出版的系统解释克里普克哲学的专著《指称与本质》、1986年出版的《弗雷格之谜》可以看做是对克里普克《信念之谜》的推进。索姆斯的著作《超越严格性》一书的副标题即为“命名与必然性:未完成的事业”,他的语言哲学核心工作是修改、扩充、完善克里普克哲学。

   除了继承发扬克里普克哲学,索莫斯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分析哲学史,他自觉把克里普克放在分析哲学历史的中心,从克里普克的视角去重构分析哲学史。2012年,根据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所开研究生课程讲稿,索莫斯写成两大卷《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史》(此书的英文名是《二十世纪哲学分析》,这实际上是一个更具野心的题目,表明除了分析哲学方法再无其他哲学分析方法)。我在本文开头提到,叶闯老师建议阅读七名分析哲学家的著作。在意识到存在实际操作困难之后,叶老师给了一个更为实际可行的建议,初学者主要阅读由马蒂尼奇教授编辑、牟博教授主持编译的《语言哲学》论文选即可,因为这个文献涵盖了语言哲学和早期分析哲学领域的基本文献。即便如此,该文选里的一些论文如塔尔斯基的“形式语言中的真概念”对初学者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最近一些年,叶老师的建议就是初学者可以阅读索姆斯的两大卷《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史》,这套书有其独特价值,索莫斯在序言中指出了他所理解的分析哲学史的两项主要成就:

   在我看来,这段时期内的分析传统所造就的两项最重要的成就是(i)认识到哲学思辨必须扎根于前-哲学的思想,(ii)在理解如下这些基本的方法论概念并将它们彼此区分开的方面,取得了成功:逻辑后承、逻辑真理、必然真理和先天真理。就前一项成就而言,一条在该时代最好的分析哲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便是:人们认识到,无论一个哲学理论抽象地而言有多么吸引人,与产生自常识、科学和其他研究领域——该理论有涉及这些领域的推论——的大部分日常的、前-哲学的信条相比,它都不会得到更多可靠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哲学理论都面临上述这些信条的检验和约束,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可以大规模地推翻它们。当然,不只是分析哲学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也并不总是可以抗拒创立一种不受约束的、有时非常反直觉的理论的诱惑。不过,这种传统已经拥有了一种修正上述偏差并回归可靠基础的方法。就(ii)而言,与在区分逻辑后承、逻辑真理、必然真理和先天真理,以及理解其中每一项的独特特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相比,二十世纪没有任何一项哲学进步比之更重要、影响更深远且注定会更持久。导致了这种成功的斗争道路是漫长而崎岖的,其中有很多弯路。但是,当我们站在一种他们帮助我们达到的立场上来回顾自己二十世纪诸位伟大的前辈时,便会发现,上述斗争的最终结果,以一种现在才显得明显的方式改变了哲学的图景。(《分析哲学史·序言》)

  

《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史》的特点

索莫斯刻画的两个成就揭示了分析哲学的两个重要特征:重视直觉常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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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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