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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兴东:中国古代死刑中替代刑的运用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20-11-29 09:23:30
作者: 胡兴东  

   加役流到宋朝时还存在, 这不仅在《宋刑统》中有明确规定, 在其他史书中也有记载, 天圣八年 (1030年) 四月提到“加役流者”。2但这时的加役流已经作为特定的刑种存在, 作为死刑的替代刑的特征已经不再明显了。

   唐朝把加役流作为死刑的替代刑正式写入了《唐律》中, 同时在史书上也多有记载。太宗十六年 (642年) “又徙死罪以实西州, 流者戍之, 以罪轻重为更限”。[20]元和八年 (813年) 下诏书:“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 若强盗持仗劫京兆界中及它盗赃逾三匹者, 论如故。其余死罪皆流天德五城, 父祖子孙欲随者, 勿禁。”[20]这里除特定死罪外大量死刑改为采用流配。

   加役流在唐朝被写入法典后导致了新的问题, 那就是它成为了法定的刑种之一, 对其他死罪在适用替代刑上不能适用它, 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只好寻找新的替代刑, 这样导致唐朝中后期形成了以配流为主的新死刑替代刑。

   配流, 即死刑的替代刑。对此, 《唐律疏议·名例》中有:“免死别配者, 谓本犯死罪, 蒙恩别配流、徒之类。”[21]唐代在配流的适用上主要是配流到岭南、碛石等边疆民族地区。唐代在使用配流刑作为死刑的替代刑时往往根据真犯死罪与杂犯死罪采用不同的方式, 其中杂犯死刑的配流期限是三年, 而真犯死罪采用配流则是永远。所谓“永远”就是人犯与子孙都得在配流地永久居住。

   唐朝时配流与加役流有什么区别呢?因为二者都作为死刑的替代刑使用。二者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 加役流刑是唐朝初年在减少死罪时把一些本来是死刑的罪名改为适用加役流, 是立法上使用。对此, 《唐律疏议》中说得很明确。“加役流者, 旧是死刑, 武德年中改为断趾。国家惟刑是恤, 恩弘博爱, 以刑者不可复属, 死者务欲生之, 情轸向隅, 恩覃祝纲, 以贞观六年奉制改为加役流”。[22]配流是指在《唐律》中规定适用死刑, 包括真犯死罪与杂犯死罪在内, 在判决死刑后在具体执行时采用的替代刑, 甚至包括十恶重罪中的死罪。如睿宗景云二年 (711年) 八月有“其谋杀、劫杀、造伪头首并免死配流岭南。”[23]配流在流到边疆地区后, 在时间上有五年、七年、十年和永远等, 而加役流仅为三年。所以配流更多是作为一种临时采用的制度而存在, 它与加役流是不一样的。

   唐玄宗开元八年 (720年) 九月下诏“京城内犯罪人等, 造伪头首及谋杀人断死者, 决一百, 配流岭南恶处;断死者, 决一顿, 免死, 配流远处”。这里对真犯死罪中的严重犯罪采用杖决一百配流岭南“恶处”, 对于一般死罪则采用“决一顿”配流远方。这是因为在唐朝“十恶死罪、伪造头首、劫贼杀财主, 不在赦例”, 所以这类死罪在减刑为配流时得加重处罚, 而一般死罪则仅是配流远处。对此沈家本认为不能理解, 究其原因是他没有把唐朝死刑区分为真犯和杂犯死罪两类进行考虑。[10] (P701-702) 这里并没有对真犯死罪采用“长流”, 但在开元二十年二月有“制应天下囚徒罪至死者特宽宥,

   配隶岭南远恶处。其犯十恶及造伪头首, 量决一百, 长流远恶处”。这里的“长流”其实就是“永远”的配流。在这当中, 唐代的流刑与配流是有区别的, 因为流刑在大赦时会放还, 而配流一般不在此内, 特别是真犯死罪减死后的“长流”者。如唐高宗永徽六年 (655年) 大赦时就有“流人达前所放还, 缘王、柳、萧等家配流者不在此限”。此外, 开元二十四年十月也有相关的记载, “敕两京城内及京兆府诸县囚徒反逆、缘坐及十恶、故杀人、造伪头首死罪, 特宜免罪, 长流岭南恶处, 其余杂犯死罪, 隶配效力五年”。[10] (P704,

   698) 这里明确规定了真犯死罪与杂犯死罪在适用配流上是有的区别。当然, 此处杂犯死罪与太宗时加役流三年还长二年。唐朝在配流的时限上还有十年、七年等, 唐宣宗大中四年正月有“徒流比在天德者, 以十年为限, 既遇鸿恩, 例减三载……其秦、原、威、武诸州、诸关, 先准格徒流人, 亦量与立限, 止于七年, 如要住者, 亦听。”[24]

   唐朝除了以上两种方式作为死刑的替代刑外, 还在死刑中采用赎刑。按《唐六典·刑部》规定, “过误杀人, 及大辟疑罪者并以赎论。”[19]从这里来看, 死刑中采用赎刑作为替代刑是有限制的, 主要适用于“过误杀人”和死罪中有疑的。此外, 唐玄宗天宝六年间还采用杖刑代死刑。《册府元龟·刑法部》中有“ (天宝) 六载正月……自今以后, 所断绞、斩刑者宜除削此条, 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 此条下有说明, “今断极刑云决重杖以代极刑, 法始于此也”。[25]从这里来看, 是用杖刑代替死刑。唐玄宗时由于在现实中废除了死刑的具体执行, 所以所有死刑得通过相应的替代刑来完成, 于是玄宗时的死刑替代刑主要有配流、杖刑等。

  

   五、宋朝:配隶 (刺配)

   宋朝的死刑替代刑是配隶或者称为刺配3宋朝配隶已经成为主要的死刑替代刑。对此, 现在学术界是认可。4当然, 宋朝配隶刑同时保留着相关的一些其他刑种的特征, 如流刑的特性和内容。宋英宗时张方平在奏议中指出, 配隶的特征是“先具徒流杖之刑, 而更黥刺服役终身, 其配远恶州军者, 无复地里之限”。[26]《宋会要辑稿·配隶》中对“配隶”有一个总结性的说明, “国朝凡犯罪流罪决讫, 配役如旧条, 杖以上情重者有刺面不刺面,

   配本州牢城, 仍各分地里近远, 五百里、千里以上及广南、福建、荆湖之别, 京城有配窖务、忠靖六军等, 亦有自南配河北屯田者。如免死者配沙门岛、琼崖、儋、万州, 以有遇赦不还者”。[27]从这里可以看出配隶在宋朝时最先是流刑的一种称谓, 但在适用中内容上出现扩大, 因为配隶刑不仅是作为流刑, 它还作为死刑的替代刑使用。宋朝初期配隶作为死刑的替代刑主要是配到沙门岛、琼崖、儋、万州等地, 而作为流刑则是有明确的地区, 主要有五百里和一千里两类。这样配隶作为死刑的替代刑在地理位置上与流刑是有所区别的。

   配隶作为死刑的替代刑, 《宋史》中有相关记载, “先是, 犯死罪获贷者, 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 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官煮盐, 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 懦弱者隶东州市。太平兴国五年, 始令分隶盐亭役之, 而沙门如故。端拱二年, 诏免岭南流配荷校执役……始令杂犯至死贷命者, 勿流沙门岛, 止隶诸州牢城”, [28]这里明确说出宋朝时若犯死罪后, 往往采用配隶作为死刑的替代刑, 特别是杂犯死罪中成为主流。从相关资料来看, 配隶作为死刑的替代刑在宋初就已经制度化, 宋朝中后期主要的变化是地理位置上。前期配隶主要是流到沙门岛。但由于人犯多死亡, 后来改为流放到近地。“罪人贷死者, 旧多配沙门岛, 至者多死。景祐中, 诏当配沙门岛者, 第配广南地牢城, 广南罪人乃配岭北。然其后又有配沙门岛者”。为了进一步规范配隶的适用, 元祐六年 (1091年) 刑部提出了详细的立法:

   诸配隶沙门岛, 强盗杀人纵火, 赃满五万钱、强奸殴伤两犯致死, 累赃至二十万钱、谋杀致死, 及十恶死罪, 造蛊已杀人者, 不移配。强盗徒党杀人不同谋, 赃满二十五万, 遇赦移配广南, 溢额者配隶远恶。余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诸州, 溢额者配隶广南。在沙门岛满五年, 遇赦不该移配与不许纵还而年及六十以上者, 移配广南。在岛十年者, 依余犯格移配。笃疾或年及七十在岛三年以上, 移配近乡州军。犯状应移而老疾者同。其永不放还者, 各加二年移配。[28]5

   从上面来看, 宋朝死刑中采用配隶时最初的地方主要是沙门岛、琼崖、儋、万州。但由于沙门岛等地生存条件十分恶劣, 常导致人犯死亡, 失去了化死入生的原意。元祐六年刑部提出改变配隶的地方, 如改为配隶广南等地牢城。为了让此刑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 还根据死罪的轻重和人犯的年龄、健康状况等区别对待。首先对于真犯死罪、十恶重罪化死入生时仍然配隶到沙门岛;其次相对较轻的人犯, 则改为配隶广南;再轻的配到荆湖南北、福建诸路。此外, 对真犯死罪和十恶重罪者在满足一定条件下 (如在沙门岛有一定的时期后) 可以移配广南等地的牢城。此后, 配隶的地区成为法律改革的中心, 如宣和七年 (1125年) 有“虽皆巨蠹, 亦既贷死而昼监夜禁, 与死为邻, 天南贵生在所矜恤, 可令本州当职官栓会元犯, 据罪重轻分为三等, 具年月久近限半月, 申刑部取旨移配远恶州军, 以示生意”。[27]

   在配隶的地理位置上宋朝分为以下几类:最重的、最难生存的是沙门岛, 此地是死刑, 并且是死刑中的真犯死罪人犯的配隶之地;其次是远恶诸州军, 这比沙门岛略轻, 也主要适用死刑中的减死者。对于“远恶诸州军”是指那些地区, 《庆元条法事类·编配流役》中有“诸称远恶州者, 谓南恩、新循、梅、高、雷、化、宾、容、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 [29]这说明宋朝“远恶诸州军”是有具体的地方的;再轻的就在邻州牢城, 这类地区主要适用于一般的配隶, 死刑减死中很少适用;最轻的是本州牢城。

   按《宋会要辑稿》记载宋朝最早明确记载把死刑犯配隶到沙门岛是在宋太祖建隆二年 (961年) 七月, 具体的人犯是云悼军逃卒李兴, 此人不仅犯有逃军罪, 而且还犯伪造待卫司印罪, 捕到后被判斩刑, 最后被减死配隶到沙门岛。宋太祖明确下诏以后内外诸军中军人有相似犯罪的人, “悉配登州沙门岛”。当然, 在宋太祖时期对于死刑减死配隶中也不完全发配到沙门岛, 因为在建隆四年 (963年) 中有“其坐死持贷者, 决杖黥面, 配远州牢城。” [27]这说明有配在其他地方的。后来对于杂犯死罪明确规定不必配到沙门岛, 宋真宗咸平元年 (998年) 十二月下诏“杂犯至死货命者, 不须配沙门岛, 并永配诸军牢城”。[27]说明在配隶作为死刑的替代刑使用上包括杂犯死罪与真犯死罪两类, 同时说明两者在适用上是有区别的。

   宋朝在死刑中减为配隶刑时往往会采用附加刑, 具体是多加以杖脊、黥面。天禧二年 (1018年) 十月有“罪至死者, 请令所在杖脊、黥面, 配五百里外牢城。从之”。[27]宋朝对于强盗本应处死而减死的人犯, 在配隶时一般都会在犯人额上刺字, 即“强盗”等, 在现实中成为附加上墨刑。“诸强盗贷命配军, 于额上添刺‘强盗’二字, 仍差将校部送。余依本法”。[29]宋神宗熙宁三年 (1070年) 正月通州百姓仇承广等九人由于持杖抢劫被大理寺与审刑院判为死刑, 后来在减死时处以脊杖20下, 刺面配隶广南东西路逐州牢城。[27]这种附加刑甚至对于官员在犯死罪减死时同样适用, 直到熙宁二年才发生改变。这一年发生了比部郎中、知房州张仲宣在巡查金州金坑时受收贿赂, 事发后被判绞刑, 但按照先例, 采用配隶减死。“土人惮兴作, 以金八两求仲宣不差官。及事觉, 法官坐仲宣枉法赃应绞, 援前比贷死, 杖脊、黥配海岛”。但知审刑院官员苏颂认为:“‘仲宣所犯, 可比恐喝条。且古者刑不上大夫, 仲宣官五品, 有罪得乘车, 今刑为徒隶, 其人虽无足矜, 恐污辱衣冠尔。’”最后中央同意了他的建议, 采用“遂免杖、黥, 流贺州。自是命官无杖、黥法。” [28]这样对官员犯死罪后减为配隶时不再采用杖黥, 而仅是采用配隶。

宋朝在崇宁年间曾接受蔡京的提议, 采用“圜土之制”作为死刑的替代刑。但此方法适用上存在反复, 并且适用时间也不长, 没有构成宋朝死刑中替代刑的主流。“令诸州筑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昼则役作, 夜则拘之, 视罪之轻重, 以为久近之限。许出圜土日充军, 无过者纵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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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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