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孙吉胜: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

更新时间:2020-11-28 22:40:58
作者: 孙吉胜  

   内容摘要:语言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认知,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媒介,也是安全研究的重要维度。特定的话语可塑造威胁身份,叙述危机故事,对言语对象制造话语障碍,形成话语压力,建构话语危机,影响相关政策,使特定问题安全化,并影响安全程度的高低,导致不同的安全政策,甚至助推战争。中国在近三十年来一直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话语压力,在国际舆论场中经常陷入不利境地,有时由于某个话题成为舆论焦点,遭遇话语危机,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中国威胁世界秩序”以及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等。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亟须研究和应对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中国需要加大世界发声力度,提高话语主动性和自觉性;加大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宣传,重塑中国话语的国际语境;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避免话语与行为的盲目自大,避免不必要的话语攻击和误解、有针对性地做好美国关于中国话语的改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话语障碍和话语压力,有效缓解和化解话语危机。这是为中国塑造良好外部环境、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使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顺畅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话语安全;话语危机;国家安全;安全危机;话语权;国际关系

   项目基金: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外交战略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项目编号:16ZZD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吉胜,外交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专家。

   语言是影响人们思维和认知的重要因素,也是进行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观察国际关系的很多实践可以发现,很多危机的塑造先从语言开始。经过一系列言语互动,语言不仅促使某些本不属于安全范畴的问题安全化,还建构安全问题的紧迫性和威胁程度的高低,从而制造话语危机。一方面,语言的运用与军事、经济手段等相比成本最低,行为体之间很容易进行话语博弈,产生话语对峙,导致危机,如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很多博弈是在话语层面展开,经常恶语相向;另一方面,语言本身具有政治性、建构性等特征,言语者通过一系列言语手段和策略形成某些话语,生产出看似科学的知识,甚至常识,最终改变人们的认知,塑造共识,建构危机。语言有些时候甚至成为一种政治武器。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特朗普在其讲话和推文中使用“中国病毒”这一命名,招致中国强烈反对。中国和美国在一段时间内围绕病毒命名、病毒来源地、“中国责任论”等展开了激烈的话语交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会建构意义,进而产生很多后续影响。再比如,2016年,美国的“南海话语”在世界上建构了“中国影响南海安全”这样的错误认知,在国际舆论场中建构了南海危机。这些交锋首先是通过话语在舆论场中产生一种话语压力,有些话语则导致话语危机。

   当前,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日益复杂。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的演进,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传染病、深海、外空等新领域和新问题不断出现,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未知数,很多问题已经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人们去探究、解释和理解。例如,人工智能会对未来产生哪些影响?如何影响大国竞争?是否会影响未来战争?等等。话语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人们的安全认知,甚至塑造新的安全问题,建构安全危机,影响相关政策。本文明确提出话语危机这一概念,旨在系统研究话语危机的成因,语言如何产生话语危机以及话语危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近年来所经历的一些主要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以加强对话语危机的认识和理解,并思考中国应如何应对。

  

   一语言与话语危机

  

   语言本身可以建构危机,产生话语危机。话语是形成于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之中,是一定的言语者与话语对象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沟通活动的产物,涉及言语者、言语对象、文本、沟通和语境等要素。话语也是在构建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意义结构,每个话语都包含一定的意义体系,这些体系一起构成了社会知识网络,成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的基础。话语的形成依赖于语言的使用,某些言语通过不断被重复而积淀为一种社会话语,进而影响社会实践。国际政治中的很多危机都是通过话语建构而来,表面上看是安全危机、能源危机和安全隐患或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实际上语言在整个危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安全危机首先从话语危机开始。

   (一)语言的特点及社会影响

   话语危机是通过特定词汇的选择以及修辞手法和叙事手段把某个问题描述为紧迫的威胁,在话语层面产生危机感,让人们感到威胁的存在,并认为必须加以应对解决。话语之所以能够建构话语危机,主要是由语言的以下特点决定的。

   1. 语言具有行事功能和建构功能

   人们可以利用语言的行事功能和建构功能建构社会现实,建构社会存在。这种认识也与哲学领域人们对语言的认识相关。语言有创造和摧毁一切的能力。随着语言哲学的发展,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更加体系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以约翰·R.赛尔(John R.Searle)、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开始强调语言的行事功能和建构功能,认为语言不仅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发出言语的同时也伴随着行为的发生,即言语行为。因此,语言的使用本身也是一种实践。语言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点,不仅可以映像真实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可以产生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把所说的内容变为人们认为是存在的东西。语言的建构性不仅体现在它可以建构社会存在,同时也建构社会意义。不同的言语实践会建构不同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甚至是“知识”或是“真理”。对于同一个客观事物,人们对其进行不同的命名,采用不同的叙事方法,使用不同的修辞手法等,体现出言语者不同的观念和态度,产生的建构效果也完全不同。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纽约时报》把中国对武汉的“封城”评论为“给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巨大损失”,而对意大利的“封城”则评论为为遏制新冠病毒肺炎,“冒着经济风险”。语言在此产生了象征效应和特殊意义。人们经常从外部吸收能量产生对世界的看法,形成对世界的认知,而这些能量经常通过语言来传递。其他任何形式的交流都无法像语言一样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内心和外在世界。由此可见,话语本身不是客观的,它体现人们在使用语言交流中形成的共识,具有主体间性,从这个角度看,话语对社会存在而言具有本体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语言的建构作用也日益引起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关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话语危机的一个原因。

   2. 语言的使用者具有能动性

   语言除了具有建构和行事功能外,其最基本的作用是人们通过语言来交流信息、传递思想,这也是语言最基本的社会功能。人是社会动物,可以通过语言实现交流目的。从哲学领域对语言的认识过程看,维特根斯坦等首先认可的是语言的镜像观,认为语言可以呈现事实,语言起客观媒介的作用,人们通过语言把事实或世界客观展现出来,别人通过语言所认识的也是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或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只是起了传递作用,像镜子一样映射出世界的本来面目。这种观点实际上忽略了语言本身的丰富性和语言使用者本身的能动性。人在语言面前是积极的创造者,在语言面前是可以选择的,人们通过估量词语的受众来选择用词,同时使用他们所希望的能最有效传达自身信息或达到预期效果的语言风格和习语。语言所产生的意义不仅取决于单个词语的意义,还取决于单个词语如何与其他词语一起使用以及词语之间的相互关系。世界上每一种语言都是丰富的,具有众多的词汇表达,如对于同一事物的命名不同,所赋予事物的标签就不同,所引发的意义体系也存在差异,直接影响认知体系。多数语言还具有众多的修辞手法,如隐喻、拟人和排比等,不同的修辞手法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话语效果,对于政治语言来说尤其重要。政治修辞本质上是一种说服论证的技巧和能力,尤其是政治权力要想获得合法性,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政治权力,更离不开政治修辞。不仅如此,从语篇角度来看,言语者采用的不同叙事风格、叙事模式、叙事角度以及叙事时段都会为言语对象呈现不同的画面,产生不同的叙事效果。总之,语言使用者选择了什么样的语言,直接影响话语效果。

   3. 语言是影响力和权力的体现

   语言不仅促进沟通和集体行动,同时也体现权力,强化权力。人们可以利用语言和精神活动来改变社会生活,给自身的存在建构一系列意义。语言不但建构社会存在所需的意义网络,也建构和疏通社会运作所需的权力关系网络。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尤其强调语言与社会的同一关系,认为语言是一种“象征资本”,具有象征力量,是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再建构和再生产的一个中中介,语言和社会都同时贯穿着“象征”和“权力”。政治语言尤其如此,它与与所描述世界的关系是不准确和模糊的,在获得和巩固权力的过程中政治语言会产生重要影响。权力在话语中得以体现和彰显。其一,人和国家都可以通过语言进行政治沟通、政治宣传、政治说服和政治动员,使政治权力合法化,进而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力和利益服务。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于1946年发表的“铁幕演说”不仅拉开了冷战的序幕,更是对西方国家进行的一场有力动员和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出的强烈信号,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二,在实践中处于不同权力地位的人,其话语影响力不同,对国家而言同样如此。例如,正是由于美国总统的影响力,特朗普的推特(twitter)备受关注,成为推特上粉丝最多的国家领导人。其推文经常涉及外交话题,如中美关系、朝核问题、北约问题和卡塔尔危机等,尽管有时违反外交惯例,但经常在虚实之间影响世界舆论议程,被人们称为“手指外交”,足以显示其话语背后的权力。而美国在国际舆论场中具有广泛的软影响力,这与其背后的硬实力及其世界话语霸权地位和强势话语权密切相关。

   (二)话语危机的产生

   对语言特点的分析表明,话语可以改变人们的认知,产生话语压力,形成话语危机。对于话语强势的国家更能发挥其话语优势,更容易使其特定的对手陷入话语危机中。一般情况下,经由以下过程塑造话语危机。

   1. 话语塑造威胁的身份

   危机一般都是由威胁而起,感受到威胁或是面临危险,更多时候是一种感知,而非完全客观存在的反映。威胁的塑造经常是通过对比或是某种关联而实现。威胁的建构主要在产生威胁的主体和受到威胁的客体之间展开,或是说建构一对产生威胁和受到威胁的身份,二者通常相互对立。威胁的身份可以是产生威胁主体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问题领域或是一种现象。塑造威胁身份最基本的手段是进行命名,通过命名赋予意义,赋予某人、某物或某个现象以特殊的标签。采用了某个命名实际是激活了与该命名相关的所有框架,而不同的命名在大脑中激活的框架也不同。例如,关于欧洲难民问题,在叙利亚男童“小艾兰”(Aylan)事件后,很多关于难民的报道是把难民定位为牺牲者、受害者,更多是从人道主义角度来报道,欧洲自然应该发挥救援者的作用,帮助难民。但是,随着难民问题的持续,加上恐怖袭击的出现,难民被更多地贴上“恐怖主义来源”的标签,被描述为“威胁安全”,难民问题因此被安全化。

命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命名,即选用某个名词或短语,如“失败国家”“无赖国家”等;另一种是采用隐喻或是类比等修辞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3700.html
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