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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耕:民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从“弗莱堡演讲”到“经济与社会”的两条思路

更新时间:2020-11-28 22:17:05
作者: 田耕  

   摘 要:韦伯的“弗莱堡演讲”提出了民族国家是民族的世俗代理之说。但正是在韦伯自己对现代国家中立性的强调中,国家何以能代理民族更加成为问题。本文由此进入到他在“经济与社会”的体系中对民族的两个思考线索。在“族群共同体”当中,韦伯将民族置于19世纪建立的经典亲属制度与民族精神两大传统之间,将民族这种古老的激情凝结在对政治共同体的追求当中。而通过对比韦伯“政治共同体”的文字与勒南的民族观念,可以发现韦伯更深入地思考了19世纪以来将国家性上升至民族性的取向。在韦伯那里,国家性建立在最没有归属感的强力和资本政治化的基础上,但这种新的规范恰恰和作为民族内核的声望与荣誉形成了最强烈的紧张。这种紧张与“弗莱堡演讲”是一致的,其解决之道或许在于对支配社会学进行更系统的解读。

   关键词:民族国家;共同体行动;激情;声望;国家性

  

   一、“弗莱堡演讲”中的民族与国家

   1895年刊出的韦伯就职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讲席的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以下称“弗莱堡演讲”)被认为代表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之前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理念。1在弗莱堡演讲之前的三年,韦伯一直为“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进行易北河东岸农业工人的调查。在这些调查中,韦伯不仅分析了德国东部农业经济的特殊性,还指出了容克阶层资本主义化的严重后果。2相比于西部和南部,德国东部边境的特殊性在于经营地主农庄(Gutsherrschaft)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普鲁士容克通过庄园建立的政治—经济支配,对韦伯而言不仅是家产制政治的基础,也是在德国东部支持德意志化的力量。韦伯对容克面临的危机做出了两方面的判断:一方面,容克阶层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来自于其依赖农业出口的历史,也来自于德国在19世纪开始工业化的历史(Riesebrodt,1989;Pierenkemper and Tilly,2004)。国际谷物市场的价格竞争和德国西部的工业化既降低了容克的经济收益,也迫使其放弃对依附于庄园的劳动力的照顾。这样一来,容克庄园中公共经济制度的残余会进一步消失,庄园农奴阶层越来越像无产阶级一样开始“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容克阶层作为经营地主,事实上很早就进入了为区域市场生产的角色。容克阶层要维持土地的生产力,保证自己在经济作物的竞争中不至于掉队太多,那么开放东部边界,吸引工资较为低廉且对“照顾”无所要求的波兰裔移民工人就成为替代措施。而正是在这个劳动力替代的方案中,容克阶层身为农业资本家而不复能领导德意志民族性(Deutschtum)的现实处境更加明显,这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在保守政党主导下完成的一系列谷物关税协议中尤其可见(Barkin,1970:57-88)。

   将韦伯的农业社会调查与古代农业史研究结合起来看,庄园作为一种内陆性的自然经济(Naturalwirtschaft)对韦伯思考从古代城市到中世纪社会的经济形态变化很关键(Momigliano,1980),其所引起的争议也没有间断(Banaji,2007:25-31)。3不过,正是因为庄园作为一种内陆自然经济的概念如此强烈,容克作为一种并非典型的自然经济单位而被批评就值得深思。作为经营农庄而不是租佃制庄园(Grundherrschaft)的容克一方面要维持家产制,另一方面要面向市场组织生产,这是其相对于德国其他地区的租佃制庄园的先天劣势。更重要的是,数个世纪以来,庄园领主制的扩展意味着将独立的农民变成依附庄园的农奴,除了自给自足之外,就是为庄园和临近的城镇生产。对君侯来说,这意味着承担收税和征兵义务的农民的流失,因此君侯一直对大庄园主占有更多农民与土地施加压力(Bauernlegen)(Büsch,1997)。那么,自普鲁士盛期以来就面临上述压力的容克地主,其衰落何以让韦伯以民族命运之名痛加指责呢?

   韦伯在1904年的美国之行中所发表的关于农业的演讲进一步追问了这个问题。在与易北河东岸远隔重洋的路易斯安那,已从身心的重疾中走出的韦伯将这个老问题放到了比“弗莱堡演讲”更宏阔的、被他称为“旧文明”的尺度当中。在演讲中,韦伯问到,东部庄园主在警惕庄园制的君侯的压力之下为何还能成为事实上的农庄经营者(Landwirte)(Weber,2005:338)?韦伯在演讲中指出了容克发达的真正动力,普鲁士东扩庄园制与历史上日耳曼和斯拉夫的对抗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迁移有关系。4同处于农村公社的包围中,东部的土地不仅规模较大,更重要的是其土地上的领主权相对完整,同一块土地被不同领主分有的状况较少。德国东部的庄园制度在18世纪末开始的解放农奴的进程中并未大量丧失土地,这一点不仅和法国大革命后的小农土地所有不同,也和德国西部的“解放”进程大不相同(Weber,2005:339)。庄园主根本没有可能依靠稳定的地租来生活,他必须亲自经营农事的各个方面(betriebend)。5在德国东部农业资产主义化、资本家反过来包围容克庄园的时候,容克只能斩断和农民的家产制联系,让其进入西部工厂或是渡海远赴美洲,转而对大量的廉价的流动工人大开方便之门(韦伯,2018a:45)。6在韦伯看来,这是德国“老文明”的转折点。

   1904年的路易斯安那演说相较于弗莱堡演讲缓和了很多,在与冯·贝娄(Georg von Below)的国家学说的对话中,韦伯也将德国东部的特殊性从第二帝国追溯至中世纪以后的日耳曼历史。容克的发达历史其实是德意志东部边境扩张的历史,所以,相比于容克的经济衰落,韦伯对德国与波兰边境的痛切感受是触发弗莱堡演讲的更为直接的原因。7民族本身的价值,即一种“老文明”的形态,在路易斯安那演讲中被不断强化。弗莱堡演讲中,容克阶层的身份荣誉仍然是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础而不是一种自利。容克阶层理应退出政治领袖的地位,不是因为其失败,而是因为其成功不可复制。韦伯以近1500年前沙隆之战匈奴被阻击的胜利类比(韦伯,2018a:104),其意在于,仅将容克看成家父而不是“国父”,恐怕也犯不上用弗莱堡演讲来进行批判。如果看不到容克曾经有的领导者气质,那么也难以认识到其终结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在后俾斯麦时代重建国族如此迫切。韦伯宣称,民族的政治经济学价值本不应该以达尔文主义来衡量,而德国西部的工业化和东部容克变为农业资本家的趋势,共同加速了民族这一价值地位的瓦解。对韦伯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分析清楚德国东部的政治经济变化,也要重新申明民族作为不能异化的价值标准其根基在什么地方,对德国未来的政治有什么影响。

   韦伯在路易斯安那演说的结尾再次强调了他在弗莱堡演讲中的判断:容克作为一个现成的官僚与军官储备库的结束意味着“老文明”已经来到了拐点。他以一种卡莱尔式的语气说道,“过去千载”中德意志文明东进的倾向在庄园资本主义化和俄国向西的工业化之下不再能延续,“老文明”必须在当前的地缘战略和统治结构中重新出发。只有毫不含糊的政治意志,才能提供国族配得上的那种生机。韦伯笔下的那些“末人”(letzte Menschen),不仅出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末尾的“铁屋”譬喻当中,也是弗莱堡演讲中因为政治的满足(politische Sattigung)而将德国在俾斯麦道路下的统一变成历史终结的一代人(Alagna,2011)。这一代人的感受就是弗莱堡演讲中以民族为名所针对的“非政治”(Unpolitischen)的心态(韦伯,2018a:112-113)。弗莱堡演讲对东部边疆的讨论表明,俾斯麦超出阶级的伟大在韦伯看来是容克的挽歌。二十多年后,当韦伯需要面对第二帝国而不是普鲁士体制的重建时,俾斯麦的伟大变成了韦伯对德意志民族的哀叹。1917年,韦伯以对“俾斯麦遗产”(Die Erbschaft Bismarcks)的批判作为《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国议会和政府》一文的开篇:俾斯麦最大的遗产在于他只是伟大的政治家,而没有留下任何政治遗产,他的伟大造成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eine Nation ohne alle und jedepolitische Erziehung)……尤其是,他留下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eine Nation ohneallen und jedenpolitischen Willen)”(Weber,2009:119)。

   我们注意到,韦伯在一战结束时针对俾斯麦遗产所说的“政治教育”问题,其实呼应了他在弗莱堡演讲中已经非常明确的呼吁:

   政治教育这一巨大工作已再不能延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最严肃的责任莫过于自觉地意识到这个政治教育的任务并在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致力于民族的政治教育(an der politischen Erziehungunserer Nation mitzuarbeiten)。我们的科学尤其必须以此作为我们的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政治教育的工作并不是要成天唠唠叨叨对民族达成社会和平的前景投不信任票,也不是要力图使“世俗之手”(brachium saeculare)伸得像教会之手那么长去支持现存权威。(韦伯,2018a:117)

   我们如何理解韦伯所说的补上政治教育的一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俾斯麦道路的史学理解都和韦伯的著名批评很有关系,即俾斯麦所擅长的王朝帝国主义的路线其实无法真正塑造德国的民族权力。8这样一来,韦伯对俾斯麦遗产的批评就有变成“民族帝国主义”的倾向(Nationaler Imperialismus)(蒙森,2016:86-91)。在“民族帝国主义”看来,更强烈的权力声望体现在追求民族的世界政治(Weltspolitik)地位,而这势必导致一种纯粹的权力政治(Machtpolitik),以往表现在地缘政治学当中的国族主义会变成世界政治的一部分(蒙森,2016:73-74)。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蒙森(2016:82)谨慎地将韦伯早期关于民族的思路视为“政治思想中最囿于时代局限性的成分”,希望将这一尤其反映德国政治的部分与韦伯政治学说的核心理念拉开距离。

   但韦伯对俾斯麦道路的批判其实更为复杂,的确不只是反映了当时德国政治道路的问题。民族帝国主义会释放出一种比俾斯麦路线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权力追求,核心正是弗莱堡演讲中“民族国家”能成为民族之世俗代理的观念(韦伯,2018a:103)。而这样一个强力的世俗国家的核心特征,在韦伯自己对国家的定义中看得最清楚。韦伯在《政治作为天职》的开篇就点明,国家可以和任何实质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因此只能从它使用的手段来定义之(韦伯,2018c:33)。或者说,在韦伯的观念中,国家只能被作为手段来定义。本文在此不再展开讨论韦伯著名的国家定义,但如果正是这样的国家能改变俾斯麦留给第二帝国头三十年的相对和平(1871—1900),更明确地以进攻的手段追求世界权力9,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这样的国家所秉持的政治意志就是民族的政治意志?何以确定国家是民族的?简而言之,被蒙森总结为民族帝国主义的观念,从韦伯自己的眼光来看却有一个内在的困难:追求权力声望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是一个最能体现权力中立化的设置,那么,国家为民族而追求权力的动力从何而来?

施米特(Carl Schmitt)非常清晰地指出,俾斯麦道路的实质在于俾斯麦是在德意志皇帝和帝国议会之间“独自负责任”地统治(施米特,2016a:370;蒙森,2016:86-88)。他在德意志皇帝、邦国君主、帝国议会(政党)以及代表治理机器的官僚和军队之间成就了“折中”方案,而这种方案代表了韦伯眼中“民族国家政治”之前的最高成就。因为这种折中,普鲁士和其他邦国君主与“德意志”的矛盾可以暂时弥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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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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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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