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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意志的主体与对象——康德的自由观分析

更新时间:2020-11-28 22:14:00
作者: 谢文郁 (进入专栏)  
从而享受意志自由。他说:“父已叫所有的是(being)都依靠着信心,以至于可以说谁有信心就有了一切,谁没有信心就一无所有。”(11)从这个意义上看,路德宣称,只有基督徒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12)

   我们注意到,奥古斯丁和路德在自由概念的界定上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有内在的一致性。他们都强调人的意志背后有两种决定性因素(败坏本性和神的恩典)在推动意志进行判断选择。奥古斯丁对于意志的主体性有某种强烈的感受,最后倾向于从意志的主体性出发去理解并界定自由概念。路德则更多关注意志所面对的对象。他认为,如果意志无法辨认神的恩典,从而善恶不分地拒绝神的恩典,那么,意志即使拥有主体性也不是自由的。奥古斯丁强调自由选择的主体性(作为选择活动的出发点),而路德强调自由选择的对象性(可选性或选项,作为选择活动的落脚点)。

  

   二 康德的意志概念

   康德对奥古斯丁—路德关于意志—自由概念的界定是有深入理解的。同时,康德在进入大学之后,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而成为一位主体理性主义者,并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努力在主体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分析和处理经验知识、伦理道德、宗教信念和美学情感。康德注意到这两条原则之间的不相容性,同时坚信他能够从主体理性主义立场出发解释并容纳奥古斯丁—路德的自由概念,消解这种不相容性。在这种问题意识中,我们来追踪康德的意志概念及其相应的自由观。康德关于意志给出了一段(一般意义上的)论述:

   从概念上看,如果使欲求能力去行动的规定根据是在其自身里面,而不是在客体里面发现的,那么,这种欲求能力就叫做一种根据喜好有所为或有所不为的能力。如果它与自己产生客体的行为能力的意识相结合,那它就叫做任性(Willkür)。……如果欲求能力的内在规定根据,因而喜好本身是在主体的理性中发现的,那么,这种欲求能力就叫做意志(Wille)。所以,意志就是欲求能力,并不(像任性那样)是与行动相关来看的,而是毋宁说与使任性去行动的规定根据相关来看的,而且意志本身在自己面前真正来说没有任何规定根据,相反,就理性能够规定任性而言,意志就是实践理性本身。(13)

   康德在这段文字里比较具体地界定了“Wille”和“Willkür”概念。康德这里提出了“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 gen,英译多为the faculty of desire)”这个词,并在分析中提出了与意志相关的三个词:Wille、Wunsch和Willkür。其中“Wunsch(愿望、盼望)”是康德著作中的重要用词,但为本文主题所限,笔者在此只针对Wille和Willkür进行一些分析。

   在人的生存中,从这一瞬间过渡到下一瞬间是要经过“选择”这个环节的。这个环节是由“欲求能力”所主导的。和其他动物完全受外在刺激而进入下一个瞬间不同,人的“欲求能力”自主性地选择对象。康德的自由观便是对这个“自主性”的分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活动涉及选择主体和选择对象,缺少其一就无法进行选择活动。康德在他的自由观中对选择主体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但对选择对象的分析则并未展开。本文将着重展示这一盲点。

   康德是在“实践”的意义上分析意志的。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方法论”第2章界定“实践”一词时谈道:“凡通过自由而来的都是实践的。”(A800\B828)(14)略后,他继续写道:“纯粹动物性的欲求能力不过是由感性而来的刺激,即情欲。然而,欲求能力要是能独立于感性刺激,而通过仅仅由理性呈现的动机所推动,那就称为Willkür (arbitrium liberum,自主独断);凡与此相关的,不管是作为基础还是结果,都称为实践的。”(A802\B830)这里,“仅仅由理性呈现的动机所推动”指的是人的选择这个动作,即主体在欲求能力的推动下对选项进行出于理性的选择。自主地在两个以上的选项中选择其一,这便是自由选择。因此,理性选择也就是自由选择。也可以说,实践是理性选择,因而也是自由选择。

   我们看到,在康德的论述中,实践和自由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对实践的分析即是对自由的分析。也就是说,这里讲的自由不是纯粹的概念分析,而是对实践中的自由的分析。实践的关键是人的选择。因此,康德关于意志、自由、实践的分析,归根到底是对人的选择的分析,换句话说,乃是对人的生存从此瞬间到下一个瞬间这个环节的分析。

   那么,出于理性的选择是一种怎样的选择呢?康德对理性的理解是在主体理性主义框架内的。一般来说,主体理性主义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在笛卡尔看来,人的认识起点是“思”。因为人在“思”中,所以人这种主体就是实在的。或者说,主体理性必须作为认识活动的起点和基础;而且,所有的知识都必须建立在主体理性的判断中,因而主体理性还是知识的真假判断者。笛卡尔进一步认为,主体理性的判断必须以“清楚明白”为标准。凡是在主体理性看来是“清楚明白”的命题就是真命题。笛卡尔列举了两类“清楚明白”的命题:在感觉经验中可以证实的命题和通过逻辑演算可以证明的命题。这里的证实和证明,前者指直接感觉经验,后者指在数学—几何学中给出的命题。进一步,感觉经验作为知识也必须在数学—几何学中呈现,只有这样的知识才是清楚明白的。正是在这个思路中,霍布斯把自然界理解为一台机器,由必然性(数学—几何学)支配;斯宾诺莎则企图通过几何学的方式来构造伦理学。这里,理性和数学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被理解的。

   康德并没有完全跟随笛卡尔的这个思路,比如,康德不会从数学—几何学的角度来分析伦理道德问题。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康德的文字中,我们读不到康德对理性概念的词义分析。尽管如此,就康德对理性一词的使用而言,他对理性采取了更为宽泛的理解,即指称一种思想内的秩序。比如,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在分析经验知识时呈现了“先验形式”(或在先形式)在认识对象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些先验形式(无论是主观时空形式还是范畴形式)都是主体理性内的在先秩序。而在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分析中,他也是在分析伦理道德行为背后的规范、公设及其终极性秩序,即“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亦可译为范畴命令)”。由此可见,所谓的理性选择就是一种在秩序中的选择。

   在秩序中的选择如何是自由的呢?就其抽象意义而言,自由是违反秩序的。不过,康德并未把自由置于一种抽象意义中加以讨论,而是把分析限制在实践中。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比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讨论二律背反时从因果链的角度谈论过自由一词。在这个语境中,自由被界定为“自身是自身原因的同时是其他事物的原因”。但是,康德认为,一种没有原因的存在在因果观念中会导致二律背反。因此,这种自由物无法在经验知识中呈现,因而是一种抽象自由,无法得到证实。当然,这种自身为自身原因的自由也与实践无关。实践中的自由只与人的选择有关。人的选择虽然是自主的,却是在理性中进行的,因而是有秩序的。这种理性选择当然是自由的,因为主体面对不同选项而不必然地(或被外在原因所决定地)选择其一。相反,它是自主地在秩序中选择其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秩序中的自由这个说法。

   在分析实践中的自由时,康德认为,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自由。首先,“如果它与自己产生客体的行为能力的意识相结合,那它就叫做任性(Willkür)”。关于这个Willkür的翻译,目前国内康德学界仍然争议不休。笔者认为,如果不考虑这里“任性”一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使用,而是根据该词的组合来理解,即任从本性而来,或从本性而来,那么,它还是可取的翻译。不管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Willkür是和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指称那个在选择中进入行动的力量。这种行动是作用于对象的,是主体之主体性的体现。就它是在多项选择中依靠自身的理性进行选择来看,它是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本文认为可以把Willkür译为“选择者”,以突出它的主体性。

   Willkür是主体从这个瞬间进入下一个瞬间的决定性力量。他在进入下一个瞬间时不是被对象刺激而被对象吸引的被动行为,那样的话,他就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同时,他也不做无序运动,在无序运动中,他也不可能显示主体性。康德认为,主体是在一个“主观基础”之上进行选择的,这个“主观基础”就是人的本性或本质。他说:“当我们说‘人的本性’时仅仅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自由运作(在客观道德律中)的主观基础。这个主观基础,不管其特征如何,必先于一切可以看见的行为。”(15)这里的“自由运作”也就是人的选择。康德这段话是要强调,人的选择是在某种先在的主观基础(本性或本质)中进行的。人的本质对于任何选择行为来说都是在先的。当人在自己的本性或本质基础上进行选择时,他是作为选择者(Willkür)这样一个主体来进行的,因而是自由的。

   这里谈到的“人的本性或本质”,在康德看来,虽然是一切选择行为的基础,但它自身其实是人为构造的。当主体根据自己的本质(主观基础)进行判断选择时,这个主体就是在某种秩序中进行选择,从而是有理性的。就人作为主体进行理性选择而言,他在涉及行动(从此瞬间进入下一瞬间)时是作为自由的理性选择者(Willkür)而呈现自身的。就人拥有一个本性或本质而言,他是一个现实的主体,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这里,康德认为,本性或本质“并非不是人为构造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问题转为:这个主体是如何拥有自己的本性或本质的呢?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问题在康德思想中不能成立。(16)康德有时把“人的本性或本质”也称为终极性的主观根据。对于终极性的存在,我们当然不能追问它的形成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康德的问题:康德是在人的选择行为这个意义上强调本性或本质的在先性的。人的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理性选择不是无根据的,本性或本质是理性选择的唯一主观基础;因此,对于理性选择来说,本性或本质就具有终极性了。然而,对于康德来说,当我们进入对意志活动的分析时,我们必须把选择活动暂搁一边,进而追问选择活动的主观基础的建构问题。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当我们转向“与使任性[选择者]去行动的规定根据相关来看的”视角时,本性或本质的终极性就消失了。因此,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是内在于康德思路中的。

我们再来分析康德的Wille概念。在前引文字中,康德谈道:“如果欲求能力的内在规定根据,因而喜好本身是在主体的理性中发现的,那么,这种欲求能力就叫做意志(Wille)。”康德在这里涉及Wille的两个因素,即欲求能力的内在规定根据和内在规定根据的取向或喜好。这里的“规定根据”并不涉及选择活动,即选择者进行选择时所依据的“规定根据”。康德接下来给出这样的说明:“意志(Wille)本身在自己面前真正来说没有任何规定根据。”在涉及对Wille一词的理解时,有三个因素必须呈现:首先,“内在规定根据”指的是人的本性或本质,乃是选择者在进行选择时的依据。如果我们是在谈论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形成问题,而不是涉及它的运用问题,那么,我们就是在谈论Wille问题。当然,在如何形成人的本性或本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引入任何外在力量,而仅仅是限于主体理性之内。其次,其中的取向或喜好都是主体理性自身所决定的。换句话说,Wille是根据自己来形成自己的本质的。如果是这样,主体在构造自身本质时是完全自由的。最后,康德增加了一句话,认为这种自我运行的本质形成过程,对于主体理性来说没有任何规定根据。不难看到,康德这里谈论的Wille,作为人的本质之构造者,给选择者提供选择动作的主观基础和根据,也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工作。康德称此为“理性能够规定选择者”的工作。就人的选择行为而言,意志提供主观基础,选择者以此为根据进行选择,两个环节合起来就称为意志活动。因此,选择者和意志是一体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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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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